李商隐祖籍原系怀州，从祖父李铺开始，便迁居到郑州荥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原文化的贞刚质朴，一定在李家人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只是对小小的李商隐而言，北方的深厚水土还没有完全来得及雕塑他的北人气质，他便随着父亲来到了江南。

那一年，他三岁。

在获嘉县令任上做了五年，父亲终于忍受不了官场的倾轧和龌龊，接受了昔日同年的邀约，辞官入幕，从中原来到了浙江，做了浙东观察史孟简的幕僚。

唐朝地方大僚如节度使、观察使之属，都可以在使府中有自己的幕僚。这些幕僚或为掌书记，或为巡官，或为判官，帮助府主处理各种文职事务。一些拥有宪衔的幕僚，还有机会被征入朝廷为官。

浙东浙西，转眼数年。从一个三岁的懵懂孩童到黄发垂髫的九岁小儿，李商隐的童年，就这样在温软的江南度过了。

我们无法还原李商隐的童年生活，但每个人的童年生活，会在他的一生中留下深深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轨迹和性格。

荣格说过，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

李商隐的个性，李商隐的文风，流动着江南的气息。他祖籍郑州，成年后飘泊洛阳，但这些北人的气质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印记，倒是江南的文化深深嵌入他的骨血。从根子上看，他更像南方人。

江南的诗性，江南的精致繁复，一如李商隐敏锐繁复的内心世界。

江南的水暖风轻，江南的风花雪月，装点了他诗歌世界中的绮艳瑰丽。

江南的温柔恬淡，江南的超越功利，给了李商隐一颗并不宜于生存在丛林世界的真诚而又脆弱的玲珑心。

还有，江南的水，世界上没有哪里的水能与江南的水相比，它澄明、灵秀、流动不拘却又难以捉摸。这江南的水，流淌在李商隐的心田里，也浸润了他的整个诗篇。在他的诗中，你会看见水的变形——雨。这雨，是冷的，是细的，是密的，是暮色下的，是阻隔世间万有又涵浑世间万有的精灵。通过这水汽氤氲的诗句，我已分辨不清，这是雨，还是泪——流淌在他心底无言的泪。

这六年，相对李商隐此后飘泊辗转的短暂一生，是稳定的，是安宁的。

至少，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有一个相对安定完整的家，有父母双亲的怜爱，有兄弟姐妹相亲。六年间，父亲先后从浙东到浙西，在两个幕府之间迁移流连，但总体上，在他灰暗的人生底色板上，这是一抹不可多得的亮色。

父亲当然不会忘记诗书传家，不会忘记科举求仕的家教传统。对一个衰门弱族来说，还有什么比科举求仕更有效、更可行的路呢？

“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自五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读他无法理解的经书，年岁稍长，便开始习字作文。李商隐的天资，让父亲颇感欣慰，虽然这种欢欣是秘而不宣的，但他能够感受到父亲貌似温厉的外表下，对他深深地疼爱和怜惜。

李商隐的童年回忆，是父亲慈爱的语气，是握不稳的笔，是江南的风花雪月，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是水村山郭酒旗风，是风轻帘幕燕争飞，是双亲殷殷而又热切的期盼眼神。

李商隐童年的江南是采莲女纤足过处，莲塘底的惊慌；是船桨行处，微波中的窈窕夕阳；是兰舟中的春光少年，于暖风中醉卧船头，听红衫绿裾的渔女低声哼唱；是于刺桐花下看采莲女相携归去的怅惘，是暗里回眸、若有若无的挑逗。

如果日子一天天这样延续下去，也算得上是幸福吧？

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品味童年那朵精美的花，那清纯的时光，那简单的快乐和天真的希望，一切都远远被抛在身后了。时间仿佛等不及他慢慢长大，拉着他迅捷地奔跑，越过单纯和安宁，一下子进入了喧嚣而残酷的现实世界中。

十岁那年，父亲李嗣去世。

巨大的打击和变故，降临在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身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被命运突然抛进陌生而深不可测的深渊，滑入一个生死未卜的世界，他该怎样承受？

他被命运推搡着，跌跌撞撞地闯进成人的世界中。他不得不用柔弱的双肩扛起这个家族的生计和期望。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三个姐姐当中，二个嫁人，最爱的二姐因婚姻不幸在郁郁寡欢中早夭，下面还有几个弟妹。

没有选择，也容不得他选择。

古人是极其安土重迁的。

客死他乡的人，无论怎样困难，都希望魂归故土。

这个十岁的孩子，身着孝服，与母亲一起领着无依的弟妹，一路辗转，护送父亲的灵柩水陆兼程回到了故乡荥阳。

故乡是陌生的。等待着他们的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这便是生活留给一个十岁孩子的残局。

这场漫长的归葬，更是耗尽了他们的所有。

多少凄苦无告，多少穷途末路，多少悲切酸辛，他没有说，但我能深深体会到。

如果你知道了我的过去，你会原谅我的现在。所有人，都是无数个过去的集合体。

越过李商隐的诗句，进入他的童年世界，我懂得并原谅了日后他所有的敏感、自尊、懦弱。

还有，那不合时宜的清高与格格不入。

安葬父亲之后，按礼仪，他还得为父亲守丧三年。三年的时间里，母亲如何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他又是如何带领家人挨过这一段黑暗而艰苦的时光的？三年的时间，在旁观者的心里是弹指一挥间的云淡风轻，在李商隐年少的心灵里，却是无数以分分秒秒为单位的艰难时光。

这时光，雕刻着他的容颜，更雕刻着他的心灵。

悲剧的底色，从这个时候起，越来越浓烈。没有身处其中的人，无法体会其痛苦酸辛于万一，而一个过早承受了生活的磨难与打击的心灵，无论如何，也不会毫无缘由生长得光明而轻盈。它一定是沉重的，内敛的，哪怕是笑，也笑得那么小心翼翼。

守丧结束后，十三岁的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谋生之旅。

在一个以科举求仕为人生目标的家庭里，唯一能依靠的也只能是诗书，是文字。

唐代印刷术并不发达，书籍也无法普及，当时人们保存书籍的主要途径便是抄书。如果你写得一手好字，如果你有一定的根底，自然能谋得一份抄写员的工作。甚至是一些政府主持的大型经书，也从民间招募抄写者，按量计酬。

唐代以抄书和写公文为生者，有很多。对无所依凭的李商隐来说，抄书是他供养家庭的唯一选择。在抄写之外，他和弟弟还兼了一份工作：贩春。即买进带壳的谷物，舂成细粮之后，再转手卖掉。

在艰难地支撑中，他们一家“日就月将，渐立门构”。

抄书生涯，磨炼了他的意志，也扩大了他的阅读面。这一切，化为他生命里的精神食粮，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忽视的积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诗歌大家，奠定了基础。

他喜欢读李贺的诗，那瑰丽的想象和不落凡尘的鬼气，让他仿佛可以脱离不堪的尘世，在遗世的空间里自由驰骋；他喜欢读《庄子》，那里有自由的至境，有无须胶着于现实泥淖中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洒脱；他喜欢读《左传》，那里有斑斓的文采，跌宕的情节，通透的哲理，远胜于其他质木无文的儒家经典。

一个人亲近的东西，骨子里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才是他的本性。

李商隐的偏好，其实从他自幼亲近的典籍中，也可窥见端倪。

只是，他没有那么多任性的资本，他必须光耀门楣，或是维持李家基本的生存状态。他只能克制自己的天然倾向和自由心性，去攻读适宜唐代科举考试的典籍。除《庄子》《左传》外，他还得读《礼记》《周礼》《易经》《尚书》《论语》《孝经》等等。

他还小，必须找一个可以指导他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