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州的低谷中走出来，苏轼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峰。从投置闲散的谪官一年间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真可谓辱也经过，荣也经过。盛极必衰的定律，在他身上按部就班，一次也没有错过。

果然，元祐九年（1094）哲宗正式执掌皇权，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绍继神宗施政大统，这便意味着新党要重新得势了，新党以打击“元祐党人”为主要目标，罢黜贬谪了大批他们所谓的“党人”。置公心公德于一旁，以私心私欲疯狂打击报复司马光执政后对新党的贬黜。本来“无新无旧，惟善是从”的苏轼，却被目为旧党，遭受了他生命中最残酷的一次放逐，被贬岭南。那时，他已是白须萧散的近60岁的老翁！

这么多年深厚的学养、丰富的实践、理性的自省，个人的荣辱得失、起浮升沉，他早已不放在心上了，翻云覆雨的喧嚣官场和祸福无常的名缰利锁已让他越来越看透人生的无常。如果在这之前，他还想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还想在儒家淑世情怀实现之后，功成身退，现在的他，越来越明白，要追求真正的心灵自由，就必须舍弃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之念，唯如此才能得真解脱，才能叫真放下。

那么，前往海南，首先要做的仍然是把一颗心安顿好，心安了，何处不是吾乡？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面临迟暮之年贬谪天涯，他不会像当年初到黄州那样且惊且惧了。但作为一个凡体肉胎，人哪里又会完全用精神来无视一切呢？毕竟，岭南是“罪大恶极”之人才会放逐至此的，北人南迁于此，一般不易生还。所以，那时一提到岭南，人人谈虎色变。

幸好，海南的人以他们的热情欢迎着这个北人，在他们眼里，没有罪官，只有大学士大文豪。初到惠州，他不禁发出了“岭南万户皆春色”的感慨。平日里，他入则焚香默坐，以修心念，出则从日常生活中参悟人生。只要有心，生活中时时处处皆是道场。

他出入寺庙，山林，最喜欢的是去松风亭。一次本欲登顶，却中途疲惫，心里无比懊恼。但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此念一生，便如脱钩之鱼，忽得解脱。

海南的一个老农邀他到荔枝熟时，携酒来吃荔枝。他很高兴，并兴冲冲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热瘴侵袭着他衰老的病体，他托中原的友人寄药过来，还时时将这些药用来周济当地人。哪怕是“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他仍然热爱生活，“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没有表现出一副被生活和困境击垮的样子，没有怨天怨地，却以随遇而安的温厚拥抱劈头盖脸打过来的一切，这让章惇等人十分不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用不改初心的从容活出了人本来的样子，而这种样子是他们被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心灵所无法体会的，在名利机关中他们是算计者又是被算计者，他们活得实在太累了。心里的抓狂和妒忌，让他们又下了一道更残忍的命令：贬他到更远的昌化，即儋州！

三年的惠州生活，得知元祐党人永不赦还，他在惠州筹建新居，谁料新居建成不到二个月，便又要仓皇离去，而此时，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狐死必首丘，鸟飞返故乡，何况是人呢？虽然心到安处便是吾乡，这是一个叫柔奴的侍女给他的启示，但人谁不希望落叶归根呢？谁希望老死在异乡他地呢？随着贬谪之地越来越远，他返故乡的愿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可是，除了返乡这根弦碰不得，他于人生，已然通透，明白。还有什么样的磨难等着他，且任它来吧。我只需活在当下，将沿途的美景一一领受。

他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七月二日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贬所。元符二年（1099）立春之际，他以热情洋溢的心感受着海南之春，并将这涌动的春意化为美妙的词句，向世人传递着他的欣喜和真诚。

减字木兰花

己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春回大地，时间空间上都体现出来了。当王之涣在感慨“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时，远谪蛮瘴僻远之地的苏东坡，却以欢快雀跃的心境迎接海南之春。

海南的春，在风物习俗上与中原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春牛、春杖、春风、春幡、春胜，一连串的春字叠用，堆叠起无限春。我们都禁不住要跟着苏子欢呼雀跃了。与其他逐客独在异乡黯然神伤不同，他是随遇而安的。这份随遇而安背后是他的旷达，他的自适，他笑对人世间风雨沧桑的大气度与大胸襟。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和心灵，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于是，触目所见，无不是春。

在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但他将这些一一都化解了。

食无肉，他便从市场上要来卖剩的羊骨头熬汤，并自嘲，狗若知他这样，必要恨他了。

居无室，他在一处桄榔树下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房屋，戏称之为“桄榔庵”，素朴简单中自得其乐。

出无友，他也有解决办法。或去寺院清坐终日，“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或到熟人家串门，半醒半醉之间，竟然忘了回家的路在哪里。向当地人问路，别人告诉他：“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或是去溪边与小孩玩乐，“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或是在当地父老争看戴乌角巾的自己时，他依然是“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他以陶渊明为精神上的至交，对陶渊明的理解越来越深，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

但他对万物众生怀着一颗慈悲之心，他将儒家的淑世与方外的慈悲结合起来，在随缘自适不改其度的精神气象之下，依然尽一己之力做一些对当地文化有意义的事情。他将秧马、水磨介绍给当地农人，他出谋划策兴修水利，解决当地人饮水难的问题；他将自己的满腹学识和才华传授给当地的孩子，充当了一个文化使者。

自度，让他触目所见，无不是春；度人，让他所到之处，无不成春。

这样的一个苏东坡，谁人不识，又谁人不喜呢？命运又何忍将这样一个人弃置呢？元符三年（1100），朝局再变，徽宗继位，大赦无祐党人，苏轼终于有望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