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一般人盛提倡所谓“无所为而为”，而排斥所谓“有所为而为”。用上所说之术语言之：“有所为而为”，即是以“所为”为内有的好，以“为”为手段的好；“无所为而为”，即是纯以“为”为内有的好。按说“为”之自身，本是一种内有的好。若非如老僧入定，人本来不能真正无为。人终是动物，终是要动的。所以监禁成一种刑罚，闲人常要“消闲”，常要游戏。游戏即是纯以“为”为内有的好者。

人事非常复杂，其中固有一部分只可认为有手段的好者；然亦有许多，于为之之际，可于“为”中得好。如此等事，我们即可以游戏的态度做之。所谓以游戏的态度做之者，即以“为”为内有的好，而不以之为手段的好。我们虽不能完全如所谓神仙之“游戏人间”，然亦应多少有其意味。

不过所谓以游戏的态度做事者，非随便之谓。游戏亦有随便与认真之分，而认真游戏每较随便游戏为更有趣味，为更能得到“为之好”。国棋不愿与臭棋下，正因下时不能用心，不能认真故耳。以认真游戏的态度做事，亦非做事无目的，无计划之谓。成人之游戏，如下棋、赛球、打猎之类，固有目的，有计划；即烂漫天真的小孩之游戏，如捉迷藏之类，亦何尝无目的，无计划？无目的，无计划之“为”，如纯粹冲动及反射运动，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然以其无意识之故，于其中反不能得“为之好”。计划即实际活动之尚未有身体的表现者，亦即“为”之一部分；目的则是“为”之意义。有目的计划，则“为”之内容，方愈丰富。

依此所说，则欲“无所为而为”，正不必专依情感或直觉，而排斥理智。有纯粹理智之活动，如学术上的研究之类，多以“为”为内有的好；而情感之发，如恼怒忿恨之类，其态度全然倾注于对象，正与纯粹理智之态度相反。亚里士多德以为人之幸福，在于其官能之自由活动，而以思考——纯粹的理智活动——为最完善的，最高的活动（见所著《伦理学》）。其说亦至少有一部分之真理。功利主义固重理智，然以斥功利主义之故，而必亦斥理智，则未见其对。功利主义必有所为而为，其弊在完全以“为”为得“所为”之手段。今此所说，谓当以“所为”为“为”之意义。换言之：彼以“为”为手段的好，以“所为”为内有的好；此则以“为”为内有的好，而以“所为”为使此内有的好内容丰富之意义。彼以理智的计划为实际的行为之手段，而此则以理智的计划，及实际的行为，同为一“为”，而丰富其内容。所以依功利主义，人之生活，多干燥——庄子所谓“其道太觳”——而重心偏倚在外。依此所说，则人生之生活，丰富有味，其重心稳定在内（所谓重心在内在外，用梁漱溟先生语）。

不过欲使人人皆持此态度，则颇非易事。“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弗赡”，奚暇以游戏的态度做事哉？一个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很难能以他的“为”为内有的好；非其人生观不对，乃是势使之然。我希望现之离开物质生活专谈所谓“精神生活”者，于此留意。

（选自《一种人生观》，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