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教育与政治的分别，我们须先分别人的应该是什么，及人的是什么。就人的应该是什么说，人应该不自私，但就人的是什么说，人都是自私的。就人的应该是什么说，人应该牺牲他自己的利益，以求公众的利益；但就人的是什么说，每个人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人于其是什么之外还能知有个应该是什么，这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高于别的动物之处。别的动物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于别的动物，没有一个应该是什么。即令有之，它也不能知之。

不过人虽都能知有一个应该是什么，但不是都知，更不是都能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大多数的人也都只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这话并没有玩世骂人的意思，我只是报告一件极为明显的事实。

真正的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使人知人的应该是什么，并且使人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但没有并不能对于任何人都有相同的功效，虽真正的教育也是如此，况且并不是任何人，都受过真正的教育。所以在社会中，大多数人总只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政治是关于大多数人的事，所以政治上的措施，都需以人的是什么为出发点。“满街都是圣人”，一个教育家可以如此希望，但是一个政治家决不可以此为其政治的措施的前提。一个教育家可以对于人的为善的能力，有高的希望。但一个政治家不可对于人的为善的能力有高的估计。

说不可对于人的为善的能力有过高的估计，并不是说大多数人都是恶人，都特别作恶，只是说大多数人不能特别为善而已。偷抢别人的钱，是特别作恶，但在路旁拾人家遗落的钱，并不是特别作恶，只是不特别为善而已。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都能特别为善，但大多数人，实只能做到不特别为恶。这虽不合乎教育家的希望，但却是政治家所必须承认的事实。

例如现在物价的高涨，固然有其经济的原因，但有些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至少也助长或加速物价高涨。这些商人，人们称之为奸商，但照他们自己想，他们并未特别为恶，只是没有特别为善而已。你若告诉一个商人，你这种做法，可以使国家陷于经济的崩溃，使抗战功败垂成，他可以说，别人都这样做，专靠我一个人不这样做，也不行呀。你可以告诉他，你“应该不管别人，先从你自己做起”，假使一说到此，就要希望他特别为善了。在教育上我们可以抱这种希望，但在政治上，我们不可以这种希望替代实际。

有许多事，只能用政治上的措施才能办通，才能有效。例如对于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专靠告诉他们的行为危害大局，专靠请求他们讲道德讲良心，不能使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他们特别是不道德的人，这只是说，他们不是圣贤而已。商人的目的，本来是唯利是图，他运用他的资本，若能赚到一百万的利，他决不以只赚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为满足。就人的“是什么”方面说，这是人情之常。以大义责备奸商的人，如果他自己运用他自己的资本，若果他不是圣贤，他大概也不免如此。孟子说：“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这并不是因为函人的道德比矢人高。这是因为他所做事，是那一种事。

专靠道德劝告，叫商人不要多赚钱，是所谓与虎谋皮。你请求老虎，叫它让与你它的皮，如果老虎不是释迦牟尼佛，有割自己的肉喂鹰的心肠，它不答应你，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我并不否认有些人有释迦牟尼的心肠，但这些人只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不能期望于一般人的。

一个小说上常用的两句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某一种事只能用某一种措施处理。专靠与商人讲道德讲良心，以求他不操纵物价，囤积居奇，是以教育的措施处理非教育方面的事。这是兵来土挡，水来将掩，一定是不能成功的。

凡是关系多数人的事都需一种强制的政治力量，才能推行。例如政府办的征兵征粮，都是用强制的政治力量推行的。如果政府只需要少数的兵，可以用志愿投效的方法招募，如果政府只需要少数的粮，可以靠有些人的“乐输”。但如果需要兵或粮不是少数，就非用强制的方法不可了。这不止在中国是如此，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英美原来是只用志愿兵的，但现在也用征兵了。好逸恶劳，贪生怕死，就人的是什么方面说，是人之常情。你可以说，人不应该如此。但是能照着应该行的，本来只是少数人。无论何时何地，无不如此。

韩非子说：“圣人之治，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能征兵则可以不靠志愿兵，能征粮则可以不靠“乐输”。志愿从军，乐输的人，一定也有。但专靠志愿兵、专靠乐输均不能“一国可使齐”。

恃人之为善，是就人的应该是什么着想，这是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为非，是就人的是什么着想，这是政治的实际。用教育的希望，去对付政治的实际，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在我们这次大战中，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征兵也是征他们的子弟，征粮也是征他们的粮食。牺牲较小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免役缓役。除了志愿从军的一部分人外，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牺牲。不过他们多半是公教人员。物价的高涨，就是他们的生活标准的降低。就这一方面说，他们也不无牺牲，虽然与农民比较起来，他们的牺牲还是较小的。除此之外，还有不但不牺牲，而且浑水摸鱼，大发其财的。所谓奸商，是其中之一类。这种不平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恐怕有一天会使牺牲的人都问：我们为什么牺牲我们的生命财产，叫别人发财？如果有这一天，那就是国家的最严重的关头了。

改正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办法。例如美英国家征收商人的利得税，可以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商人的过分利得不过是替国家尽了些收钱的义务。商人本来都是图利的。你要想不叫他图利，最好的办法，不是叫他激发天良，而是叫他无利可图。

如此一类的措施，都是着眼在人的是什么。如此着眼，并无损于人类的尊严。因为承认大多数人不是圣贤，并无损于人类的尊严。

（选自《三松堂全集·第五卷》中《南渡集》，1970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渡集》于1946年结集，是冯友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做短篇论文的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