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忠恕01(1 / 1)

冯友兰哲思录 冯友兰 3142 字 1个月前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朱子《集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无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由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照朱子的讲法,有天地的忠恕,有圣人的忠恕,有学者的忠恕。《语录》说:“天地是一个无心的忠恕,圣人是一个无为的忠恕,学者是一个着力的忠恕。学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

先就天地的忠恕说,照朱子的说法,天地之至诚无息,便是天地的忠;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天地的恕。忠是道之体,恕是道之用。朱子《集注》引程子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亦是就天地的忠恕说。朱子《集注》又引程子说:“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照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宇宙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它本身是道德的,没有一点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成分在内。因此它是无妄。因其是无妄,所以是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周濂溪《通书》亦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此所谓诚亦是宇宙的诚,不是人的诚。程朱所说天地的忠,亦是无妄,亦是诚。从宇宙的忠,诚,无妄的“体”,发出来万事万物;这些万事万物的发出,即是天地的“恕”。恕是推己及人。万物各得其所,似乎是天地的推己及人,所以说是天地的恕。宋明道学家以为宇宙的主动者是道德的理性,所以他们的形上学中多用道德学中的名词。海格尔以为宇宙的主动者是理智的理性,所以他的形上学中多用逻辑学中的名词。宋明道学家的形上学与道德学混。海格尔的形上学与逻辑学混。

就圣人的忠恕说,照朱子的讲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朱子《语录》说:“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如为人谋一事,须直与他说,这事合做与否。若不合做,则直与说,这事决然不可为。不可说道,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尽。”《语录》又说:“圣人是因我这里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因我之饥寒,便见得天下之饥寒,自然恁地去及他。贤人以下,知道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便是推己及物,只是争个自然与不自然。”照朱子的说法,推己及人是恕,推己及人,须尽自己之心是忠。如自己愿吃饱,亦愿别人吃饱是恕。如自己愿吃十分饱,则亦愿别人吃十分饱是忠。圣人由己自然及人,更不必有意地“推”,此是无为的忠恕。学者则须有意地推,此是着力的忠恕。然说及忠恕时,我们所着重者,正是有意地推。所以说:“学者之忠恕,才是正定的忠恕。”

我们于以下所讲的,是朱子所谓学者的忠恕一类的。照我们的讲法,忠恕一方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面是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

先说忠恕二字的意义。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上有明文的。所以对于恕字的意义,不必再有争论。《论语》上虽常说忠,但究竟什么是忠,则并未说明。《论语》上常有人“问仁”“问孝”,但没有人问忠。照朱子的讲法,“推己及人”是恕,竭尽自己的心去及人是忠。照这一方面说,恕是主,忠是所以行乎恕者。但照朱子所谓天地的忠恕类推,则又似乎是:尽己以诚实无妄是忠,推己及人是恕。人必须先有诚实无妄之忠,然后可有推己及人之恕。照这一方面说,忠是主,恕是所以行乎忠者。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忠恕俱不是平等的。他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孔门的忠恕的原意,我们现在不论。我们现在并不打算对于孔门所谓忠恕的原意,作历史的研究。朱子的说法,可以认为是他自己的一种说法。

照我们的看法,在朱子的这种说法里,推己为恕,固然无问题,但尽己为忠,似乎应该补充为:“尽己为人”为忠。若只尽己而不为人,则不是普通所谓忠的意义。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尽自己的力量为人谋是忠,否则是不忠。但若为自己谋,则无论尽己与否,俱不发生忠不忠的问题。我们现在说:人必须忠于职守。一个人的职守,都是他为国家,为社会,或为他人,所做的事。对于这些事可有忠或不忠的问题。但一人为他自己所做的事,则不是职守,他对于做这些事,亦不发生忠或不忠的问题。譬如一个人替银行管钱。管钱是他的职守,管得好是忠于职守,管得不好是不忠于职守。但如一个人管他自己的钱,则管钱不是职守,管得好或不好,不发生忠或不忠的问题。所以照普通所谓忠的意义,我们必须说“尽己为人”谓忠。

忠孝之忠,专指尽己以事君说。尽己事君,尽己为君办事,是忠,因事君或为君办事,亦是为人办事。在旧日的社会中,为君办事,是为人办事中之最重要者,所以忠有时专指尽己以事君说。此忠即忠孝之忠。关于此点,我们于《新事论·原忠孝》篇中,有详细的讨论。

怎么样才算是尽己为人呢?为人做事,必须如为自己做事一样,方可算是尽己为人。人为他自己做事,没有不尽心竭力的。他若为别人做事,亦如为他自己做事一样地尽心竭力,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一种事,做到怎样,他为别人做一种事,亦做到怎样,这便是尽己为人。

所以忠有照己之所欲以待人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忠恕都是推己及人,不过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就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

我们于以下再就忠恕是实行道德的方法说。此所说道德,是指仁说。仁是所谓五常之首,是诸德中的最重要的一德。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朱子《集注》说:“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或问仁恕之别。朱子说:“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后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于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后施之者,恕也。此其从容勉强,固有浅深之不同,然其实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间。”朱子此所说恕,兼忠恕说。仁即是上文所说,圣人无为的忠恕。忠恕即是上文所说,学者着力的忠恕。如欲有无为的忠恕,则需从着力的忠恕下手。所以忠恕是“仁之方”,言其为行仁的方法也。

行仁的方法,统言之,即是推己及人;分言之,即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此所说欲或不欲,即是平常人之欲或不欲,所谓“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间”。

孟子对于孔门的这一番意思,有很深的了解。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说:如果因你自己好色,你知天下人亦皆好色,因而行一种政治,使天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说:如果因你自己好货,你知天下人亦皆好货,因而行一种政治,使天下之人,皆“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这就是仁政。孟子这一番话,并不是敷衍齐宣王的话,所谓仁政,真正即是如此。孟子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推即是推己及人,即是行忠恕。不待推而自然及人,即是仁。不待推而自然及人,必须始自推己及人,所以忠恕是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

孔孟所讲忠恕之道,专就人与人的关系说。再进一步说,人不仅是人,而且是社会上某种的人,他是父,是子,是夫,是妇。一个父所希望于他的子者,与他所希望于别人者不同。一个子所希望于他的父者,与他所希望于别人者亦不同。《大学》,《中庸》,更就这些方面讲忠恕之道。《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一个人在社会中,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有它的上下左右。他所恶于他的上者,亦必为其下所恶。既知为其下所恶,则即毋以此施于其下。此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恕。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所希望于其上者,亦必为其下所希望。既知为其下所希望,则以此施于其下,此即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此即是忠。

《中庸》说:“《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一个人若不知何以事父,则只需问,在事父方面,其自己所希望于其子者是什么。其所希望于其子者,即其父所希望于其自己者。他如以此已事其父,一定不错。此即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此即是忠。自另一方面说,在事父方面,一个人若不知他的父所不希望于他自己者是什么,则只需问其自己所不希望于其子者是什么。他如勿以此事其父,一定不错。此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恕。在各种社会制度内,父子兄弟等所互相希望者不必同。但如此所说的忠恕之道,则总是可行的。

忠恕之道,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欲或不欲为待人的标准。一个人对于别的事可有不知者,但他自己的欲或不欲,他不能不知。《论语》说:“能近取譬。”一个人的欲或不欲,对于他自己是最近的。譬者,是因此以知彼。我们说:地球的形状,如一鸡蛋。此即是一譬,此譬能使我们因鸡蛋的形状而知地球的形状。一个人因他的自己的欲或不欲,而推知别人的欲或不欲,即是“能近取譬”。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对于物之轻重长短,必有权度以为标准。对于别人的心,一个人亦有权度。这权度即是一个人的欲或不欲。一个人有某欲,他因此可推知别人亦有某欲。如此,他自己的某欲,即是个权,是个度。他知别人亦有某欲,则于满足他自己的某欲时,他亦设法使别人亦满足某欲,至少亦不妨碍别人满足某欲。此即是推己及人,此即是“善推其所为”。

《大学》所谓“絜矩”,亦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欲或不欲,譬如是个矩,“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即是以自己的矩去度量别人。所以,“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是絜矩之道。

《中庸》说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欲或不欲去度量别人时,他自己的欲或不欲,即是个标准,即是个“则”。朱子《语录》说:“常人责子,必欲其孝于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以我责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则也。常人责臣,必欲其忠于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尽忠否。以我责臣之心而反之于我,则其则在此矣。”一个人若何待人的“则”,便在他自己的心中。所以执柯伐柯,虽其则不远,然犹须睨而视之,至于一个人若何待人之则,则更不必睨而视之。所以执柯伐柯之则,犹是远也。

忠恕之道的好处,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为的标准,即在一个人的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猜枚是一种很方便的玩意,因为它所用的工具,即是人的五指。五指是人人有的,随时皆可用。我们下棋需要棋子棋盘,打球需要球场球拍,这都是需要另外找的。猜枚所需要的五指,则不必另外找,所以行之最方便。行忠恕之道者,其行为的标准,亦不必另外找,所以是最容易行的。然真能行忠恕者,即真能实行仁,若推其成就至极,虽圣人亦不能过。所以忠恕之道,是一个彻上彻下的“遁”。

有些人要在古圣先贤的教训中求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不如忠恕之道所说的切实合适。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训,不是说及一类的事,即是说及某一件事,如他们的教训是说及某一类事者,则其所说,必是较宽泛的。一个人当前所遇见的事,虽亦可属于某一类,但它总有它的特殊方面,为某一类所不能概括者。关于某一类的事的教训,如适用于某一类中的某一事,则常使人感觉宽泛,不得要领。例如事亲是一类事。事亲须孝,这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事亲一类中的每一事,如只以须尽孝为其标准,则行此事者仍觉得无所捉摸。他虽知尽孝是事亲一类的事的标准,但对于这一类事中的每一事,仍不一定能知若何行方合乎此标准。这种宽泛的标准,从实际行为的观点看,是没有大用处的,是不切实的。

如古圣先贤的教训是说及某一件事者,则其所说,必较切实,不宽泛。不过一个人如欲应用此教训于当前的一件事,此当前的一件事必须与原来所说的一件事是一类者。虽是一类,然亦必有许多不同。于此一个人又常觉得古圣先贤关于某一件事的教训,因说得太切实了,如适用之于当前的一件事,又不合适。

但如果一个人于事亲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需想他所希望于他的儿子者是如何,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而此标准对于此行为是切实的而又合适的。一个人于待朋友的时候,对于每一事他只需想,他所希望于朋友者是若何,则当下即可得一行为的标准,而此标准对于此行为,亦是切实的而又合适的。

又有人以为人有良知,遇事自然知其应如何办。一个人的良知,自然能告他以任何行为的标准。此说亦以为,一个人如欲知任何行为的标准,不必外求。此说虽与忠恕之道之说同样简单,但不如其平易。因为良知说须有一种形上学为根据,而忠恕之道之说,则无须有此种根据也。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欲或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的欲或不欲,并无特别神秘之处。所以忠恕之道,又是极其平易的。

以上是把忠恕之道作为一种实行道德的方法说。以下我们再把忠恕之道作为一种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说。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应该如何办。此所谓应该,并不是从道德方面说,而是从所谓人情方面说。普通常说人情世故,似乎人情与世故,意义是一样的。实则这两个中间,很有不同。《曲礼》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我们说一个人“世故很深”,即是说此人是个虚伪的人。所以“世故很深”,是对于一个人的很坏的批评。我们说一个人“不通人情”,即是说此人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不通人情”,亦是对于一个人的很坏的批评。“不通人情”的人,我们亦常说他是“不通世故”。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不通世故”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一种长处,而“不通人情”则是人的一种很大的短处。

“来而不往,非礼也”。若专把来往当成一种礼看,则可令人感觉这是虚伪的空洞的仪式。但如我去看一个人,而此人不来看我,或我与他送礼,而他不与我送礼,或我请他吃饭,而他不请我吃饭,此人又不是我的师长,我的上司,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心中必感觉一种不快。因此我们可知,如我们以此待人,人必亦感觉不快。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我们不必“读礼”而自然可知,“来而不往”,是不对的。

一个人对于别人做了某种事,而不知此事是否合乎人情,他只须问,如果别人对于他做了这种事,他心中感觉如何。如果他以为他心中将感觉快乐,则此种事即是合乎人情的;如果他以为他心中将感觉不快,则此种事即是不合乎人情的。

在某种情形下,一个人如不知对于别人做何种事方始合乎人情,他只须问他自己,在此种情形下,别人对于他做何种事,他心中方觉快乐。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快乐者,即是合乎人情的;他以为可以使他心中感觉不快者,即是不合乎人情的。

在表面上,礼似乎是些武断的、虚伪的仪式。但若究其究竟,则它是根据于人情的。有些深通人情的人,根据于人情,定出些行为的规矩,使人照着这些规矩去行,免得遇事思索。这是礼之本义。就礼之本义说,礼是社会生活所必须有的。所以无论哪一个社会,或哪一种社会,都须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