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胠箧》说：“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此所谓道，即我们所谓道德。照此说法，我们可以做道德的事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且有些不道德的目的非做道德的事不能达到。所谓“为之仁义而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仁义者为大盗；且非窃仁义不能为大盗。所以从此观点看，必绝圣知，废仁义，大盗乃可止。

照此说法，道德的事，可以是不道德的，可以有不道德的道德。此说虽似奇突，但于道德之实际的用处，则所见甚明。一社会如能组成，其中之分子，必依照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此种行动是道德的。跖之团体，亦是一社会，此社会如能成立，则其中之分子，必有入先，出后，分均等道德的事。必如此，此社会始可成立。但于此社会既成之后，此社会可以做道德的事或不道德的事。正如科学的发明，可用以做有益于人生之事，亦可用以作战争及盗贼的工具。于是遂有以为须废弃科学以减少战争及盗贼者。科学的发明，可以用于不道德的用途，此易于了解，因科学之本身，对于道德或不道德是中立的，其发明之应用，自然无所不可。但道德之本身，即是道德的，何以能有不道德的用途？何以能有不道德的道德？此似难于了解。

但依我们上面的说法，此亦不难了解。社会有其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为构成社会之分子所必依照以行动者。凡依照此规律以行动者，其行动是道德的；反之，则其行动是不道德的。但一社会之上，可有另一较高的社会，一社会之自身是一社会，但同时又是其较高的社会之构成分子。若此社会之行动，不依照其较高的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时，则此社会之行动是不道德的。但构成此社会之分子之行动，则系依照此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所以是道德的。例如盗跖所率领之团体，其本身系一社会。其中之分子之行为，若出后，入先等，系依照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者，所以是道德的。但其社会所作之盗贼的行为，对于其所属于之较高的社会说，则是违反其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所以是不道德的。又如在一国之内，杀人为最大的不道德，但两国交战，杀敌又是最大的道德。但若从一较国更高之社会之观点看，则负战争责任之国家，其战争行为，又是不道德的。

由此可知，一种行为，无论其为个人的或团体的，若不站在其所属于之社会之观点看，则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例之最明显者，即如上所说，国家之行为。不承认国之上有更高的社会者，以为国家之行为，不入于道德的判断之内。盖国之上既无更高的社会，则国之行为，无所谓合乎一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与否，所以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凡以为国之行为，可以是不道德的者，皆系从一超乎国之上之另一较高的社会之观点说。实际上此较高的社会尚未完全成立。国之行为，尚不能完全入于道德的判断范围之内者，正因此也。虽然如此，在现在世界中，所有国家，无论其是否负战争责任，皆不愿承认其负战争责任。此可见超乎国之上之更高的社会之观点，已渐为一般人所承认矣。若不承认此观点，则一国家对于其自己之行为，尽可不必有所说明辩护，而只需说“我所以如此，只因我愿如此”即可。但在现在的世界中，已无国家愿如此说。

照以上的说法，我们可见：并不能有所谓不道德的道德。一道德的行为，总是一道德的行为。其似可以是不道德的，如《庄子·胠箧》所说者，并不是此道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是有此道德的行为之人所属于之社会之行为是不道德的。负战争责任之国家之战争行为，若从一较高的社会之观点看，是不道德的。但其勇敢的兵士之行为，还是道德的。

（选自《新理学》，1939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