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冰夏（作家、书评人）

好几年前就在个饭局上听说小说家A躲进了某出版社的阁楼里，常年大隐隐于这栋楼，用饭局上在这间出版社上班的朋友的话说，“像只鬼一样飘来飘去”。小说家A这个人，出于对读者公平的角度来说，我要承认，在他躲起来之前我也是见过的，甚至做过一次专访，印象并不能说好。这世界上大抵有三种作家，一种出于对自己的爱写作，这种人，除非长相或者吃相实在太难看，多少是会又红又紫的，名气大小先不论；一种出于强迫症写作，这种作家写作水平与技巧因为常年操练多少有一定的保证，好像写作界吃苦耐劳的运动员，当然“努力”两个字里除了“力”就只有“奴”了，所以这类作家当中成大器的比例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第三种作家则是为一种崇高的幻想写作，这种作家写作是因为早已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绝大部分人孤立了起来，因此只能写作，别的事一件都干不成。我说这世界上大抵有三种作家当然是种刻薄且不科学的说法，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一种人格，而是几种人格，几十种人格的合体。作家A，在他第一本我个人并不那么喜欢的小说忽然红起来且一举跃为本城文化名人的时候，在各种采访（包括我作为记者的那次）、讲座、对谈、社交派对，甚至普通饭局上经常给人一种既热爱自己，又非常喜欢强调自己的努力，也精神清高的印象，也就是说，他既像“诗圣”又像“诗奴”，也像“诗仙”。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我觉得这一形象是不可持续也不可信的，我无法从逻辑上找到此类形象的生产源头。

所以作家A躲到出版社阁楼里的事我听到的时候倒不觉得惊讶，因为任何一个迎面撞到突如其来成功的人内心往往都很脆弱，好像一下子不认识自己了一样，又好像一下子对自己有了必将成为失望的希望。我们写作的人，说到底，都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更糟糕的是也压根算不上什么坏人。躲到阁楼里，与其说是为了写作，也有可能是怕看到各种其他人眼里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自己眼里其他人眼里自己的形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故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这里也不用我多说，A做到了这件事，在我看来算是相当伟大的，因此我对这本“遗作”确实有所期待，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这本书会是我们这个好吃懒想的国家从未有过的《没有个性的人》或者几十年以后也不会有的《2666》。根据A的传奇故事，我认为我会看到某种深刻而魔幻的绝望，第一次不用我们这种油滑柔韧而不善真诚的语言表达，第一次以与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无关的方式表达。那么多年来，对我们这些早已失望透顶（有时候是字面意义上的绝顶）地做着文学春梦的五流文人来说，心里最想要的是一个人格上值得尊重的作家，一个可以真心当作榜样的与我们用同一种语言写作的活人，哪怕我们嘴上从不说这样的话。A蛰伏在阁楼里那么多年，像盲人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的鬼魂一样飘来飘去，还据说喝超过正常量的咖啡，没有比他更适合这一位置的人。完全不可能有。

然而这本六百多页的小说与我的想象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倒可以说是艺术性的。如果稍微不苛刻的话，这本小说与《尤利西斯》不是没有相像之处。呓语是两者最大的共同点。作为小说家的A似乎在开发一套自己的呓语系统，把对话简化或者抽象化，变成一个个不提供答案的谜语。我当然不知道A究竟有没有看过《尤利西斯》，是不是从乔伊斯和贝克特那里学的这种手法，或者这一切根本是个偶然。又或者他从某些美国作家，比如福克纳、加迪斯、华莱士那里学会了那种鸡同鸭讲的轰鸣对话写法。同样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更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们本土价值观）的是这些声音是A自己脑中的各种不同声音，在进行某种激烈严肃又张皇失措的斗争，有点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生活。小说第一个长达五十八页的对话虽然好像是主人公K与一系列不同人士的哲学对话，但很显然这一系列不同人士，外加K，都是作者本人在他人眼中的倒影。从某种意义上说，A躲到阁楼里不想面对那些形象，那些形象却像聊斋里的女鬼一样萦绕在他身边不拿到嫖资就不肯离去，各自哼着记忆深处被压抑已久的童年小曲，张着血淋淋刚咬完人的嘴，露出一种真实而狰狞的面目。我这么说肯定是夸张的，我们写作的人都知道，具体的危机出现的形式既具体又并非如此具有戏剧性。写不出是经常的事，被吓到必须写是另一回事。

A的小说有被吓到的气质。这五十八页的呓语与小说后半部分两段分别二十三页和七十四页的对话，就我的本能判断，很像是写不出的挣扎。写对话毕竟要快得多，A可能这么想，他没有考虑清楚后果。这些对话对小说用某种隐喻（通常略为粗糙的福楼拜方法）叙述过去四十年一个普通上海海员情感历史的主干情节没有多大的帮助（我数了一下，有效信息不足一百行），然而正是在这些部分，这部小说的魔幻性从心理上早已被A关死的阁楼里找到了一道门缝，钻了出来，飘在上海的街头，从此是无色无味的夜半孤魂。

这么说，A的小说因为他无法摸清路数的恐惧而绷得太紧，必然会断弦，A比谁都更早知道这点，他甚至有可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什么也不做，试图把自己而不是他的小说彻底崩断，但他低估了人类的顽固。他低估了自己的坚韧。他不够爱自己，也不够有对文字的奴性，更是不够精神孤绝。他只能从生理上完成一部必然崩断的小说，从而崩断自己。

我不是他过去的朋友，我写不出有关小说家A的浪漫挽歌，我看到的是最真实的恐惧。我也不能说这是部值得赞颂的小说，但它令人恐惧的事实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