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年末，我要回家乡，坐上火车，车往冷的方向开，我目睹车窗外的风景从软变到硬，颜色一丝一丝抽光，不断接近僵死状态。太阳在田野的远端落下去，我最后看见的树、大湖、山丘和小房子，全是黑白色。它们在冷风中冻住了，一副万事已经告终的样子，仿佛当我们的列车开走后，即使明天太阳重新升起，即使暖风再次吹送，它们也不会恢复生命力了。
天彻底黑了，我在硬邦邦的座位上哄自己入睡，我靠回想家的模样摆脱现实，但我离家已久，不能诚实地描画它的细节，被排斥在只能遥望它的地方。另一方面，铁轨在身下震动，人们在过道上来回走，粗鲁地碰撞我的头和肩膀，没人停下来说声对不起，我也不在乎，在那种时间和地点要求道德，是不明智的。于是可想而知，很难睡着，我把帽子往下压了又压，帽檐投下更大幅的阴影。
就在那天早晨，我还没有十分确定要出门，过了中午，我拎起一个旅行袋匆匆离开。“去火车站。”对出租车司机发出指令后，我在路上用手机查询车次。之后的事也干得老练，在火车站，我拨开犹犹豫豫的人、聊着天的人、携带大包小包的人，直线穿过候车大厅，经过检票口，跑上站台，刚把自己安顿在列车的餐车上，车就大喘一口气，缓缓驶离车站。一位列车员当时正站在我面前，我当然就向他提出补票，但一等我把他上下看清，立即后悔了。
列车员穿戴得很不整齐，蓝制服看来有三五年没有脱下过，因而永远脱不下来，已经被身体粘住了，成为最外层的皮肤。他表情呆滞，停在一个神秘莫测的微笑上，笑容由嘴角扬起的弧度牢牢挂住，任他怎么动也掉不下来。和不变的表情相反，身体其余部分在抽搐，从制服上抖下灰尘。他既脏又混乱，周身散发腐烂中的不祥气味，你可以说他受过迫害，曾经被什么人提住脚，倒悬着探进地狱的一汪脓液里蘸了一蘸，差一点溶解在那里，但行刑的人又想起他在人间还有用，因此把他拿出来放到我面前。我在快速奔跑后看到他、闻到他，快吐了。
他听到我的话，把头的角度连调好几次，让转不动的眼珠对准我，一字一顿循环发问：“什么？你去哪里？哪一站？啊，什么？补票？”简单的工作也让他心力交瘁，但最终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手揣进制服口袋，又呆了片刻，等脑中指示该干什么的程序走完，摸出一张车票来。我看着他的短指头，指甲粗糙，里面嵌满深黑色污垢，手指头在惊恐地颤抖。破车票也好不到哪里去，肮脏极了，四只角像死去动物的耳朵打着不可复原的弯。我以为是被人用过又丢掉的作废票子，凑近看清楚了，车票没问题，正正好好是我的目的地。还能怎样呢，我赶快付了钱，往前方车厢走去。走了两步忍不住回过头，我看到，列车员在行动时分明更可怕了。他弄出很大的动静，身体不协调地来回撞击两边座位，每撞一次，头往相反方向弹跳，人则前进一步，就那样与我路线相反地往后方车厢缓缓挪动。他曾在哪里被谁修理成这样，我不知道，不过，我清楚另一件事，最好放过旅途中的怪客，追究底细是危险的。我转过头，一直向我的车厢走，找到了座位。
我们的车开得不顺利。你肯定认识一种人，他们即使对着你的背影也坚持把话说完，就像那样的情形，一个固执的讯息顺着蛛网似的铁轨追上各路列车，它告诉列车以及上面的旅客，全国铁路网正满负荷运转，延误不可避免。收到讯息后，我们的车很快把时刻表抛下了，一路走走停停。铁轨上有条规则：在同一条铁轨上，当等级更高、速度更快的列车从后方驶近，前面慢速行驶的列车要停站，或半路进入待避线，让快车行驶到前面去，自己再发车。我失算了，坐上了老牛破车，我们停在一些鬼地方，无所事事中一等就是十几分钟，有时超过半小时，直到另一列火车像射偏的子弹，呼啸着撵上我们又扑向前方，我们才重新出发。半梦半醒中，我有些焦灼，原定将在第二天中午到站，是绝无可能了。
身体忽然大幅度摇晃了一下，接着我撞到了什么，稍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歪着脖子，把头枕在了邻座人的肩上。我马上收回头，摆正上半身。原来在某一刻我睡过去了。
下半夜的整节车厢静得出奇，前后车厢也是如此，我们的过道上不再有旅客走动，一会儿推来一会儿又推走的售卖叫人作呕的小食品推车也不见了。没人说话，没人移动，乘客全歪倒在各自座位上，大部分姿势古怪，少部分人丑陋，仿佛在一瞬间每个人的意识被从肉体中抽光，倒下去时身体还来不及摆出合理的样子。列车本身也安静着，我们又一次停在铁轨上一动不动。
我用力看向窗外。黄昏时，在夕阳斜照下，尽管当时的风景已经丧失活力，至少还有实感，列举得出是哪些元素构成窗外了无生气的画面。而此时，我们大概正在某个荒郊野岭待避，车窗外一无所有，只有一大团超越常规的浓黑，它的势力范围成谜，阴险地藏起了好大一片具体的世界，替换上了一种抽象的静寂。阴暗。死气沉沉。
我毕竟从浓黑中看到了什么。我自己。车内亮着灯，玻璃上映出我浮肿的下半张脸，在它上面，一双眼睛悬挂在棒球帽制造的黑影中，惊疑不定地闪烁，那眼神属于亡命之徒。那真的是我现在的样子吗？像应激反应让手碰到火马上缩回来那样，我立刻让视线移开，于是第一次看到了邻座的人。比起夜幕、一片昏睡的旅客和我自己的模样，更叫我吃惊的是这个人。下午当我坐下来时，身边靠窗的座位空着，硬座的间距狭窄，我睡着时腿紧贴住前排椅背。他是谁？他从哪里冒出来的？
“晚上好。”他说。
他这人看起来精神很好，尤其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他穿一件便于行动的有军人风格的短外套，金属扣子闪着三两点微光。和我遮起半张脸相反，他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头，头发全部向后梳理，额头完全露出来，较大规模地反射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再加上纽扣上的微光，这使我们相连的两个座位如同黑暗中被聚光灯照亮的一小块舞台。他凭这副咄咄逼人，又游刃有余地驾驭气势的样子，去到哪里，那里的人就该把皮绷紧，小心对付。我们实际上挨得很近，他靠近我的一只手撑在座椅扶手上，另一只搁在腿上，手腕露在袖子外，手背上浮凸几条曲折的青色静脉，两只手都有随时做点什么的打算。他早就这样向我拧转了身体，耐心地等我注意到他。
“你听到了吗，这里真安静。你在早上怎么能想到路上会发生什么，人都是一出门就身不由己。”他又说。
他的声音不大，但也像他的外表一样集中，他不怕说了什么别人却不注意听。我打心眼里不想和他说话。我又看了一眼窗外，如一条活鱼被斩去了头尾，我们的来程和去路在这里被切掉了，我们被困在这里了。这提醒我，不能不应付当下专门针对我发生的事。
“你是谁，你想说什么？”我不耐烦地问。
“你最好下车。”
“什么？”
“你上错车了。”他说。
“你是谁？”我又问。我想他最有可能是乘警，最好仅仅是这样，一个没穿制服的乘警，半夜来找可疑的人麻烦，也许敲点竹杠。我说：“我有车票。”
“车票？不，不是这个意思。”他亮明身份，“我是这趟车的清理员。”
“清理什么？”
“也可以算，扳道工。”他换了一个词。
“扳道工？”
“或者说筛选员。”
“清理或筛选什么？”
“这样说，我是一个在列车上做平衡的人。”他兜了一圈，找到了最喜欢的称呼。
平衡什么，我又想问。但他掌心继续撑在座椅扶手上，抬起几根主要的手指阻止我，并办到了。“做平衡的意思是，一列车要是有它适当的乘客，就不会出差错。乘上车的人，必须整体是适当的，这就是平衡，平衡的列车有正常的命运，大家会平平稳稳地到达目的地。”
“列车不平衡会怎么样，你是说，车翻掉，大家死？”我发现自己的提问嵌在他故意留出的空格中，因为他马上说，“也许。”
“一些车会发生事故，就像你说的。也有比死更不好的情况，车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但坐过这列车的每个人从今以后都会倒霉。”他又说。
“他们死，或倒霉。就因为车上多了些人？”
“不适当的人。”
这像笑话，我发笑了，干枯的笑声从胸腔里挤出来，刺得喉咙发疼。
他用沉静的态度等我虚张声势地笑完，提议道：“你应该问问我，什么人是不适当的乘客。”
我拒绝问。
他料想到了，自动说：“按一般的分类标准来说，一列火车上，有好人，有坏人。有聪慧机敏的人，有愚蠢乏味的人。有心地善良的人，有卑鄙残忍的人。一些人是人，一些人半人半鬼。看起来人都长得差不多，但就是有这种人有那种人，人们全被火车装起来，开来开去。火车很像是人类的混合器，不觉得吗？我还要告诉你，火车上总有某些人。你肯定听说过，火车或飞机上必定有医生，广播一呼唤，‘这里需要一位医生。’他们就会从某个座位冒出来，说，‘我就是！’你想没想过呢，火车上面也必定有杀人犯，每一列火车上都有，只是杀人犯不会像医生站起来宣布‘我就是’。”
“行了。”我打断他。
“啊，放松点。”他继续连绵不绝地说，“我们再来分分类。杀人犯和杀人犯不同。有的很久以前就杀过人，已经付出代价，服完了刑。有的人正准备成为凶手，他心里不住盘算‘我该如何引他上当’‘该用哪把刀子，戳进他身上的哪里’‘血会不会弄脏我的衣服’？一边乘着列车越来越靠近被害者住的地方。最后还有一种人，他是在逃犯！他刚刚杀了人，头脑中印象还很深，眼睛一闭就能重回现场，觉睡得不好……”
“行了。”我又说。
“好人中混入坏人，清白的人中混入杀人犯，这就是我要讲的，列车是人类混合器，车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该有，但混合在一起必须是适当的。别动！”他出手如闪电，突然紧扣住我的手腕，“让我们把规律讲清楚，免得你没有意思地争起来，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我们不以好坏为标准。平衡不以这个为标准。有时候，车上临时多一个好人也不行，多一个恶人也不行，都打破了平衡。不平衡的因素就该被剔除，明白吗？”
“我听不懂。”我在可悲的对待中戏剧化地叫嚷，同时拼命地抽回手，手腕被他折磨了一会儿，感觉在燃烧。纠缠得够久了，我向过道那边低下头，把上半身贴近大腿，从座位底下拉出旅行袋，“你的职业是疯子。想坐在这里搞平衡？搞吧！”
我刚把旅行袋抓牢，听见身后的过道上传来声音，我还弯着腰，顺势看去，全身不由得僵硬了，维持那个姿势动弹不得。我首先看到一团挪动的灰尘，之中有一截跳舞的蓝裤子，视线往上移一点，它穿在帮我补票的列车员的身上，这套制服比下午我看见时更不像话了，人也是。列车员迈开疯魔的步伐，一晃三摇，身体一次次来回撞击两边座位，靠那股反作用力获得前进的动力，每撞一下，他的头还是往相反方向弹跳，脸上凝固着木偶式的呆笑。他不时碰到旅客伸出座椅的手脚和头颅，把它们撞得飞起来再跌落，蹊跷的是没有一个人醒来，或至少在昏睡中做出反应。这怪汉正穿越悄无声息的旅客，向我靠近。
趁我出神，做平衡的人从侧面发起袭击，他的力气大到惊人，我感到在火车里遭遇了一场车祸，被一辆大汽车又快又猛地撞出座位，马上又被对面座位和地面连抡两下，做平衡的人一刻不松懈，跟着跳到我身上，再度多次暴击我的头、肋骨和腹部，一道疼痛波浪在我全身来回滚动。“还有别人？”在他停手观察我是否还应该再挨几下的空当，我气喘吁吁地问，嘴里黏糊糊的，每个字被吐出时都受到了阻力。
他一下就听懂了意思，可以说颇为怜悯地回答我：“对，还有别的杀人犯，在这车上。不过他们是适当的人，应该顺利到站。”
“而我是不适当的？你要……剔除我？”
“不是因为你做的事，而是为了平衡……现在你舒服一点了吗？”他的问题可能指向我的身体，也可能指向我的心情。是啊，好像都好点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提着旅行袋在过道里勉强站直了，挨过揍的地方同时在发肿，我的体积一定变大了，整个人很不灵活。我被堵在那两个人之间，听他们的命令行事。我们开始列队前进。做平衡的人走在我前面，列车员走在我身后。他们押解我，往最后一节车厢走去。
“还有多久？”半路上做平衡的人发问，问题经过我，跑到列车员那里。
“十，分，钟。”摇摆行进中的列车员回答，他说的第一个字在我耳朵左后侧响起，隔了一会儿第二个字在右后侧响起，第三个字又回到了左后侧。
“他杂（怎）么了？”我的嘴巴很痛，说话含混不清。
“他的车上曾出现了一个不适当的乘客。”做平衡的人说。
“他当时是列车员？”
“那时他是全世界最亲切的列车员。”
“有这个评选？”
“假如有这个评选的话。”
“胡（后）来？”我问。
“现在他是我的助手。”中间显然发生了重大事故，但被做平衡的人略去了。
“他倒了你说的辣（那）种霉？”我问。
“差……”列车员先说。
“还有那列车上的其他人，后来也都很不幸。”做平衡的人说。
“不……多。”列车员继续把话说完。
不久，我们站在了车尾。做平衡的人和我先停下。列车员也用复杂的方式停住了，他的头还偏向一边，在停步后头一格格转动，最终竖立起来。随后他突然伶俐地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截金属，光芒闪进我肿胀的眼睛里，是那种火车上使用的内孔为六角形或三角形的钥匙。他握着钥匙一次就成功地塞进锁孔，接着一扭。以他周身抖动的程度来说，这套动作完成得过于流畅，叫我相信他前半生确实重复做过无数次，这动作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即使变成行尸走肉也能精确地再次办到。然而等他退开一步，又回到了鬼样子，一个迟钝的、不完整的但好像拥有纯真喜悦的生物，用仅剩的命奔驰在铁道线上。
做平衡的人接替列车员的位置，他身体稍向后仰，用攻击过我的手轻松地打开车门。顿时，从车厢外涌进来海上惊涛怒浪，或者是大草原虎啸狮吼般的巨响，宣告那是一个非人世界，将会搅碎任何走进它的人，不论那人是自动走进去，还是被遗弃到其中。做平衡的人在这骇人的声浪中，保持了舞台剧主演清晰的发音：“我们还要待避几分钟，到此为止，请下车，朋友。”
我踌躇地站着，搞不清是车里还是车外更可怕。
“请下车，前面没有你要去的地方。”
“外面……我要去哪里？”
做平衡的人不答，有礼貌地又示意了一下车外，似乎在说，你下去走走自己就会明白。就在我将动未动时，列车员突然看到了什么，他滑稽而可怖地转向他的乘客们，于是，做平衡的人精神很好的脸、我被打破的脸都跟着他转过去，顺着他的视线往车厢里看。乘客们一个两个地蠕动着，伸展四肢扭动脖子，正从无意识状态中集体苏醒过来。
一盒软绵绵的蚕。我这样想着，跨出了列车。
一开始，既然是逃跑，我本能地顺着铁轨往后跑。从车厢里看起来外面是一团浓黑，走进去才发现其中白光点点，原来下起了在车里看不见的大雪。狂风把雪花绞成碎浪，往我身上猛烈拍打，我晃得像一艘破船。风粗鲁地摸遍我全身，辨认我。它很不喜欢或者说太喜欢我的耳朵，吹得双耳快从头的两边起飞，它还钻进我的头发，贴着头皮从我的发根之间吹过去，让我的整颗头如同浸在冰水里。棒球帽？它大概掉在我挨揍的地方，在我挣扎时滚到某个座位底下，浑身沾满了秽物，代替我偷渡到远方。只有旅行袋还紧紧拎在手中，里面装着几十捆硬邦邦的现钞，我每跑一步，风就把它们抓起一次，戏谑地掂掂分量，再恶意地松手使它们摔在我的小腿上，激起一阵疼痛。这是我从我来自的世界中唯一带走的东西了，我当时毫不知情，在我要去的地方，它们没有用处。我又想到帽子，帽子毕竟掉了，我这个对于列车据说是不适当的人的随身物品留在那儿，此事是适当的吗？它会导致微小的失衡，给上面的乘客带来一点点不幸吗？
冷风，雪，湿滑的铁轨，变着花样戏弄我，我的双脚带着头脑混乱不堪地跑了一会儿。忽听背后有喊声。我对自己说不要看，却情不自禁地回身一望。只见做平衡的人半站在车厢外，在浓黑中唯独他的身体被白光勾勒出一圈轮廓，他一只手拉着门边的扶手，另一只手笔直伸展，像一只风信鸡指向某处。我立刻深信不疑，转了九十度，沿着他指示的方向，与铁轨垂直地又跑起来。几分钟后，等待中的快车来了，它轰隆隆的声音像一颗子弹从左到右贯穿我身后的雪夜，再过几分钟，抛下我的慢车也从待避线出发了，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往它的前方驶去。
做平衡的人是对的，在逃犯应该垂直于铁轨逃跑。铁轨将许多有活力的城镇串联起来，消息和警力能在它们之间方便地移动。顺铁轨逃跑容易被抓。而离开它们越远，越有机会到达无名之地，把自己藏好。雪地渐渐厚了，我先是跑，接着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先来的大雪把我的两行脚印留下，后来的大雪填埋住它们。虽然路上只有我移动的痕迹，但我不是一个人，每次眨眼时，躺在鲜血中的尸体就会出现，睁开眼，大风裹着大雪在四野乱舞，接着闭上眼睛，尸体再度出现。我的每一次眨眼，都带去一些古埃及人的防腐香料，为那具尸体保鲜，死尸最终在我的记忆中复活并变得比死前更自由了。是他的意志，或是我自己的意志，使我们密不可分，他可以随我到处行动了，用鲜血恫吓我，发出咯咯的笑声，嘲笑我虽然胜利了，但不是赢家。
我的确杀了一个人。在长时间被他步步紧逼后，积累的怒气让我非常突然地动手了。等我找回控制力，他已经躺在地上，眼睛直瞪着我，喉头发出最后几声“咕咕咕”，他身体里的鲜血转移到外面，颜色那么浓烈，流淌得那么热情，像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了一幅闻起来很腥的画，随着画的完成，他死了。我扔掉刀子，草草地翻找房间，我们用不法手段共同搞来的钱，仍藏在老地方，我带上它们离开。
这之后，我辗转了几个住处，常因一点点不好的预感就滑脚开溜，最后搬到市郊一间廉价出租房里，在那里住了最长的一段日子。我找到了爱好。我整天待在房里，房间的地板上遍布方便食品的包装袋、烟蒂、用过的纸巾、啤酒罐，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盘腿坐在垃圾中，认真观看电视上的新闻频道。由于数周来不放过大小新闻，我变得比谁都清楚各处正在发生的事。“说点重要的事。还有什么？这条不是昨天说过了吗？没了吗？就这样？”从第一条新闻开播，直到最后一条新闻结束，我经常在心里对主播说话，有几次真的说出了声。一开始我很难说明这种心情，我看起来像在期待案情败露。
那天，午间新闻进入后半段，终于播出了关于我的案件，是尸体的气味招来邻居，他敲了一阵门后迟疑地报了警，主播用平静的语气描述了尸体的状况。通过一段时间密集地看电视，我发现杀人案是和天气预报差不多普通的内容，每天都能看到，因此我能理解新闻完全不把凶手可能也在看电视当回事，他们知无不言地公布了警方对凶手的推测，内容相当准确。当主播台的灯光暗下来，我呼出了一口气，脚踩食物残渣，从电视机前站起身。那一刻我审视自己，我不是个好人，可也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狂徒，只是重来一次，也得杀了那个人。因此我说服自己向一种公平的法则臣服：假如认定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是出于无可奈何，那么对于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随便什么命运，也只好接受。随之，我就明白了，我看电视并不是在期待案情败露，而是作为渺小的人，期待命运不要把我搁置起来，我急于向强大的力量曲下双膝，再任凭它摆布。我拿上一直放在墙角的旅行袋，就这样走出了门。
我远离铁轨，在雪地跋涉一夜，天亮前，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居住者是一小群被世界遗弃的静悄悄的人，当我走进去时，无人向我表示欢迎或拒绝，我选了一间空屋，和我的尸体同伴躺到**，做着噩梦却也睡熟了。我刚来时，以为稍微躲藏几天就将离开，但到今天为止，已经忍耐地度过了两年。村庄及其周围终年被冰雪冻住，任何东西你去碰一碰它，它才会稍有动静，但一丝生气立刻就会消散。向村庄的外边远眺，四面八方也都被白色覆盖，除了狂飞乱舞的雪花，没有移动的事物，只有从我来的方向，偶尔传来仿佛在召唤我去的火车微弱的鸣笛声。但我不能离开这里，一旦走出这条待避线，恐怕下一站就会是我人生的终点站。
这里的太阳隔很久才会升起落下，日照好的时候，我和静悄悄的人们一个接一个从各自的屋子里钻出来，站在一大片虚无的空地上，彼此远离，绝不说话，共同看遥远处的颜色泛白的太阳。太阳在我们身后照出很长的影子，拖在雪地上。每个人拥有的影子数量不一。我有两条，我的，和我杀过的人。有的人有三条、四条、五条。白太阳把每个人背负的罪恶照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