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灵感来自我完成《丝绸之路新史》之时。当时，我意识到喀喇汗王朝在1006年占领了喀什噶尔，辽朝和宋朝于1005年签署了澶渊之盟，两个事件的发生仅隔一年。再加上北欧人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了兰塞奥兹牧草地，于是，我怀疑这三个事件是否有所关联，并最终意识到当时存在的地区扩张，是这三个事件得以发生的原因。
2014年春天，研究中世纪欧洲（尤其是维京人历史）的历史学家安德斯·温罗斯（Anders Winroth）和研究前哥伦布时代玛雅文化的艺术史学家玛丽·米勒（Mary Miller），以及我，开始准备一个研讨班，我们把共同教授的主题定为“公元1000年前后”。当玛丽给我们看奇琴伊察金发人的照片，并询问安德斯这些人看起来像不像维京人时，好玩儿的事就开始了。从那时起，玛丽和安德斯毫无保留地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材料，而研讨班上的学生则形成了极佳的共鸣。
玛丽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位研究中美洲的专家——安德鲁·特纳（Andrew Turner）和迈克尔·D. 科伊，他们都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安德鲁·特纳现在加入了玛丽·米勒的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他在2017年3月带领“公元1000年前后”研讨班去往图拉、墨西哥城和奇琴伊察；在奇琴伊察，他娴熟地介绍了玛雅人复杂的图像。迈克尔·D. 科伊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荣誉教授，无论是在他家或是我们各自的家中，还是在布兰福德港（Branford Harbor）一边吃着龙虾卷一边谈论，他都很乐意分享任何有关玛雅或吴哥窟的事，研究吴哥窟是他的第二爱好。有一次，当我和他谈论北大西洋环流如何能将北欧人带到奇琴伊察时，他记起自己曾读到过一些关于被冲到尤卡坦半岛海岸的非洲人的文章。当天晚上10点，他给我发了一份pdf文件，里面有西班牙修道士阿隆索·庞塞（Alonso Ponce）的文章。他很高兴能找到文章并帮到我。科伊于2019年9月去世，享年90岁，标志着他多产的玛雅研究生涯的终结。
耶鲁大学历史系保持着高度的合作精神，许多同事迅速而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感谢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和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以及两位研究宗教的同事菲利斯·格兰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筱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纽黑文的萨拉布·阿尼（Sarab al-Ani）和埃勒姆·阿尔卡西米（Elham Alkasimi），以及新加坡的奈文·米哈伊尔（Nevine Mikhail）向我传授了阿拉伯语。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极具天赋的阿拉伯语专家迈克尔·拉波波特（Michael Rapoport）尽心竭力地教我古典阿拉伯语。他将阿拉伯语原文与已出版的译文进行比较，对本书中许多阿拉伯语史料译文进行了检查与重译。我很幸运能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去到耶鲁大学以外的地方。米拉·舒伊（Mira Seo）和伊曼纽尔·梅耶尔（Emanuel Mayer）在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招待了我；在中国的厦门大学，鲁西奇欢迎了我，陈勤奋、鲁陈垚、林昌丈和葛少旗让我们的停留变得富有收获；葛乐耐（Frantz Grenet）邀请我在法兰西公学院上发表演讲，在那里，魏义天（偌tienne de la Vaissière）和瓦尔里·基恩（Valerie Kean）向我提供了重要的反馈；葛乐耐和多米尼克·巴塞利（Dominique Barthelemy）邀请我参加于法国特雷莱（Les Treilles）举行的关于公元1000年的会议；史怀梅（Naomi Standen）在伯明翰大学高级研究院招待了我。史怀梅和凯瑟琳·霍姆斯（Catherine Holmes）刚刚完成了一本名为《全球中世纪》（The Global Middle Ages）的开拓性著作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已经作为期刊《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的第13期（2018年11月）增刊出版。史怀梅和凯瑟琳还邀请这部著作的多位作者来到伯明翰，对《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这本书的草稿进行评论，这显示了她们非同寻常的学术涵养。尽管新学期的开始总是很忙碌，但还是有10位同事全天参与了一场关于该书的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对谈。在伯明翰、达勒姆（Durham）、牛津和谢菲尔德，我都把这种一对一的会谈延续了下去。
许多人帮助编辑、修改本书，并为之加注释。简·菲特（Jan Fitter）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编辑都能更准确、更友善地处理稿件。在2018年和2019年的夏天，勇敢且不知疲倦的卢克·斯坦内克（Luke Stanek）审读并查询了书中的注释，解决（并提出）了无数问题，尤其是关于气候史的问题。魏太亭（音）早前曾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协助，克里斯托弗·宋（Christopher Sung）对注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写作接近尾声时，马修·科芬（Matthew Cofin）、埃米莉·朱利奥（Emily Giuleo）和南希·瑞安（Nancy Ryan）提出了改善章节草稿的关键性建议。亚历山大·劳伦特（Alexander Laurent）将原本糟糕的照片转化为可发表的照片，张倩（音）对海洋环流的内容提出了建议，阿米莉亚·萨金特（Amelia Sargent）提供了重要的图片，而理查兹·斯塔曼（Richard Stamelman）使图片的说明文字更加精炼。
迈克尔·孟（Michael Meng）、中村治子（Haruko Nakamura）和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馆长也为本书提供了帮助，而东亚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尼克·迪桑蒂斯（Nick Disantis）、艾米·格林伯格（Amy Greenberg）、金仁中（Injoong Kim）、斯蒂芬妮·金（Stephanie Kim）和理查德·索萨（Richard Sosa）——帮我解决了各种日常问题。
自从我第一次给我的编辑里克·霍根（Rick Horgan）和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uart）发邮件以来，他们对《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一书的支持从未动摇过，对该书的标准也从未放松过。弗雷德·蔡斯（Fred Chase）一丝不苟地编辑了手稿，而在将手稿从打字稿转换成最终书稿的过程中，艾米莉·格林沃尔德（Emily Greenwald）和贝克特·鲁埃达（Beckett Rueda）扮演了关键角色。
吉姆·斯捷潘内克（Jim Stepanek）帮助构思、写作并润色了本书，他让所有的旅行都充满乐趣和收获（尤其是在租借自行车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吴哥的时光是最为快乐的）。在整个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12 000个小时，显然，他的估计过低了，但这完全符合他那标志性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孩子也如往常一样地帮了忙。序言的灵感来自克莱尔（Claire），她在一次长途飞行中，偷听了一场关于宋朝中国城市的谈话，那座城市听起来非常现代。有一次，布雷特（Bret）问我15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建议为读者补上一段。莉迪亚（Lydia）发短信说：“也许我的贡献是，建议你不要再写‘logues’这个词根了？”但她还是抽出时间来挑选照片。
还有一些人阅读了草稿，回答了相关问题并推荐了有关材料，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本书最后的注释中。耶鲁大学的陈元博士与武汉大学的鲁西奇教授对中文版进行了审校。我很感激他们，也感谢很多因为篇幅限制而没有在此列出姓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