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世界之旅到此结束。我们追踪了公元1000年首次开辟的那些路线，并观察了它们在此后五百年的影响。1500年后，世界历史的新章节——欧洲章节——开启了。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凭借更为先进的武器，想方设法地进入此前已经存在的贸易路线，并积极开辟新路线。

1497年，达·伽马沿着西非海岸向南旅行，绕过了好望角。在他航行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意识到贸然进入非洲内陆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像当地人那样，对疟疾有抵抗力。葡萄牙人每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非洲内陆，伤亡都是巨大的。对欧洲人来说，建立沿海港口更有意义，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囤积补给品，并从内陆购买所需的商品——主要是奴隶和黄金。在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拥有开普敦、蒙巴萨、摩加迪沙（Mogadishu）等港口的葡萄牙帝国就像一条由珠子穿成的项链，沿着非洲海岸线一字排开。

这就是为什么埃尔米纳贸易点——加纳海岸的早期贸易点——的建立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它证明了在一个沿海基地进行贸易的可行性，葡萄牙船只可以直接航行到这个基地，获得想要的货物，然后返回家园。在葡萄牙人建立了埃尔米纳贸易点后，非洲商人们将现有的内陆贸易路线移向海岸，这样，商人们就可以把黄金和奴隶运到大西洋港口。这并不是非洲人第一次改变自己的贸易路线：在公元1000年左右，西吉尔马萨取代祖威拉成为北非贸易的关键点，跨撒哈拉的主要黄金和奴隶贸易路线也向西转移。

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后，他就不再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了。他转向繁忙的波斯湾—中国航线，该航线连接东非港口和印度洋港口。在这条航线上，达·伽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位领航员，带领他的四艘船穿过印度洋，到达以香料闻名的卡利卡特港。在马林迪（Malindi）与达·伽马会合的领航员名叫马莱莫·卡纳（Malemo Cana，也有可能是Malemo Canaca），据提到他的两则史料记载，他是一个会说些意大利语的摩尔人（Moor）。

连接中国和非洲的航线是1492年以前距离最长、最为繁忙的海上航线，香料是该航线上最重要的商品。1492年以后，从欧洲到美洲的跨大西洋航线以及从美洲到菲律宾的跨太平洋航线的交通流量，已超过波斯湾—中国航线，但一些贸易活动仍继续沿着这条航线进行。

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并修建了墨西哥城作为自己帝国的首都。哥伦布之所以会发现美洲现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是因为在1502年，他遇到了一艘巨大的独木舟，上面载着高质量的纺织品、黑曜石刀、铜钟和木剑，这些东西都在尤卡坦半岛和加勒比地区之间流通。

玛雅文明向北连接起美国西南部和密西西比河谷，向南连接巴拿马和安第斯山脉，哥伦布不可能知道这些土著贸易路线，但跟随他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充分利用这些先前存在的路线，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了新的海外殖民帝国。

1519年，当科特斯（Cortés）到达墨西哥时，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马林奇（Malinché）的阿兹特克贵妇，她被玛雅人俘虏了。马林奇精通阿兹特克的玛雅语和纳瓦特尔语，她帮助科特斯与不同部落结盟，以推翻阿兹特克。在她的帮助下，西班牙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征服了阿兹特克的首都。更南边的印加帝国已经变得和阿兹特克一样式微，但它仍能利用当时的各种混乱来维系自身的统治。当皮萨罗（Pizarro）从巴拿马经海路抵达印加帝国时，帝国正处于一场继任者的纷争中。

西班牙人都携带着致命的细菌，而美洲印第安人对此毫无免疫力。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当然也包括哥伦布——曾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批史前移民到来后的长时间分隔，使美洲土著居民极易受到欧洲疾病的侵害，如天花、流感，甚至普通感冒。

由于没有留存的人口普查数据，历史学家们对1492年美洲的人口数量看法不一，估数从最低的1000万人到最高的1亿人不等。关于人口数的最早的较为可靠的信息来自1568年的西班牙人口普查。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农业中心地带，只有大约200万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引起的大规模疾病暴发中幸存下来。（也许在偏远地区，有300万人能活下来。）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为欧洲殖民者铺平了道路。

17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这些国家的人还在北美定居。当地人教给欧洲人许多生存技能，帮助他们在这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取得成功。要知道，维京人在公元1000年左右从加拿大东北部撤退；在1400年后，他们又离开了格陵兰，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那里的环境太恶劣了。

史广多（Squanto，他的全名是Tisquantum）帮助清教徒们在普利茅斯（Plymouth）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冬天。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清教徒到来之前，史广多曾于1614年被一位英国探险家绑架，并被卖到西班牙当奴隶。后来，史广多成功逃回科德角（Cape Cod）地区。当清教徒遇到史广多时，他已经会说英语了。

达·伽马的领航员马莱莫·卡纳，以及马林奇、史广多，这些中间人都是欧洲扩张史中的主要人物，但我们对他们重要性的理解远远不够。是的，他们帮助欧洲人了解并最终控制了他们自己的本土社会，但真相远不止这些。他们还向欧洲人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迅速进入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由土著人修建的通道和贸易网络。

欧洲人到达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时间会比到达其他地方的时间晚得多。当詹姆斯·库克在18世纪晚期抵达南太平洋时，他意识到图帕亚所掌握的传统波利尼西亚航海和地理知识的重要性。两人一起绘制了南太平洋的地图，这帮库克找到了通往太平洋上许多岛屿的航线，从而开启了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

想象一下，若是15世纪90年代欧洲人的航行以及他们在许多大陆上的定居从未发生过，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世界贸易的节奏仍会继续加速。早在1225年，市舶使赵汝适就列举了41种不同的产品，它们被销往地中海、东非、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出口市场。

大约在三十年后的1255年，一位名叫萨迪（Sa’di）的波斯观察者描述了自己在波斯湾基什岛（Kish）上遇见一位商人时的情景。这位商人很有钱，他有150头骆驼和40名奴仆。在吹嘘了一整夜自己的旅行以及在国外的熟人后，这位商人承认还想再出一次远门。他会从今伊朗的法尔斯（Fars）出发，“我想把法尔斯的硫黄带到中国，因为我听说在中国，硫黄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然后，我会把中国的高脚酒樽带到安纳托利亚，再把安纳托利亚的丝绸带去印度，把印度的钢铁带到阿勒颇（Aleppo），把阿勒颇水晶卖到也门，最后把也门宝剑带往法尔斯。”

这是一条相当不错的路线。这位商人的计划是在一个地方购买某种商品，在另一个地方出售，然后用赚到的钱来支付自己的旅费。看起来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这次旅行，但是他知道这些遥远的地方以及当地的产品，而且他提出的长途旅行是完全可行的。

正如商人设想的这条路线所显示的，即使是在阿拔斯帝国分崩离析，彼此独立的统治者接管了不同的地区后，中东的贸易路线仍在继续演变。学者和诗人们沿着这些路线，寻求不同统治者的庇护，在马德拉沙学习的穆斯林男女学生也会利用这些路线。而数百万来自非洲、东欧和中亚的奴隶也被迫沿着该路线，前往开罗、巴格达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中心市场。

如果没有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以及后来的欧洲殖民，我们可以预见贸易圈仍会继续扩大，因为商人们会发现更多的商品，这些商品在一个地方生产，受到另一个地方的消费者的喜爱。实际上，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现有的贸易网络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只是时间问题。在公元1000年，维京人已经短暂地穿越了北大西洋，随后的伐木之旅表明他们随时可以回来。正如中国人对海参的渴望，会促使中国渔民继续向南远行，直到1500年左右，他们抵达了澳大利亚。中国人对香料的持续渴望，会让水手们克服对尾闾的恐惧，驶过菲律宾群岛，远行进入太平洋。

但欧洲的大航海确实发生了，欧洲人还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定居下来了。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对1500年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第一波定居浪潮，与由工业革命推动的第二波定居浪潮进行区分，后者使欧洲人得以深入内陆并建立起强有力的控制。蒸汽船比帆船更快、更可靠，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第一批欧洲蒸汽船已经横渡大西洋。有的蒸汽船的甲板上会放置大炮，进而成为炮舰；这些炮舰帮助英国海军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1857年，另一项发明——电报——通过告知英国军官哪里最需要军队，帮助英国人平息了发生在印度的大规模兵变。

铁路是19世纪最重要的技术革新，英国人能通过铁路运送军队。在欧洲强国铺有铁轨的所有地方，军队都可用火车来装载。19世纪50年代，人们还发现每天服用奎宁可以预防疟疾。这些技术的革新助力了新一轮的殖民浪潮，不仅是海岸地区沦为殖民地，在19世纪末，殖民浪潮深入了非洲内陆。

虽然欧洲人很强大，但他们无法殖民统治整个地球，而他们没能实现殖民的最大地区之一便是中国。欧洲列强将中国划分为不同的经济领域，每个领域都受到不同国家的控制，而清朝对中国名义上的统治仍继续维持着。

历史学家一直在思考，中国比英国更早实现经济的繁荣，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没有借助蒸汽动力或电力，就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的制造业。一些大型生产机构在公元1000年时就出现了，比如一次能烧制成千上万件陶瓷的巨型龙窑。消费者对中国陶瓷和丝绸的需求，推动了中国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

英国和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中国没有劳动力短缺。由于人口过剩，中国需要的是那种能用更少的棉花——而不是更少的劳动力——来生产布料的机器，而这样的机器并不存在。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直到1800年后，英国的经济才开始腾飞，远超中国。工业革命开创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主导世界经济的历史格局。

欧洲统治的时代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许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当时的美国比英国、德国或法国富裕得多；也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英、德、法三国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甚至可能是1973年至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施第一次石油禁运，导致了欧洲统治的终结。但无论如何，欧洲人的时代肯定已经结束了。

公元1000年的世界能教给我们关于全球化的哪些知识呢？显然，我们当下的世界在无数方面都与之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当下的世界远比过去拥挤。现在的世界人口已接近80亿人，而公元1000年的人口数为2.5亿人，当时的人们享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今天的人们对地球上的其他人已经有很多的了解，即使是那些居住在遥远地区的人。但在公元1000年，人们第一次遇到生活在别处的居民。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精密机器的世界，而我们祖先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痕迹。当下的高技术国家和低技术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且这种差距每天都在扩大；但在过去，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只占有微弱的优势。

撇开所有的发明和技术，人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祖先在公元1000年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世界的变化，我们必须研究他们做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我们面临的未来。

过去的有效策略在今天应该仍能成功。竭尽全力去了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那些学者们，帮助自己的同胞做好了与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打交道的准备。带来创新产品的发明家以及那些带领发明家进入新兴市场的商人则开辟了新的途径，为自己国家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带来了利益，也像今天一样，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公元879年，黄巢军攻击了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当时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公元996年，开罗居民发动暴乱，反对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的外籍商人。1181年的拉丁大屠杀中，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杀死了数千名意大利商人。发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即当地人忌恨外国人的财富，认为外国人靠损害本地人而获利。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许多人还是抓住了伴随交流程度加深而来的新机会。中国人擅长制造纸张、丝绸和陶瓷，他们把这些物品卖到了欧洲各地。供应中国市场的商人们在东南亚发现了新的香料，用它们取代了阿拉伯半岛昂贵的没药和乳香。

贸易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伊斯兰世界的陶瓷可能永远无法与中国高温窑烧制出的闪亮陶瓷相较，但穆斯林工匠从未停止尝试。中东的“光瓷”在本土和非洲找到了买家，这让穆斯林工匠保留了一些市场份额。

那些成功适应变化的人，并不总是拥有复杂的技术。图勒人之所以能从阿拉斯加一路迁徙到加拿大东部，然后再迁至格陵兰岛，是因为他们拥有即使在冬天也能有效捕猎海豹的超凡能力。这种技能使图勒人取代了北欧定居者，这些北欧人无法适应恶劣的条件，退回了冰岛。

图勒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启示，即最终取得成功的人，并不总是那些生活在最富有、拥有顶尖科技的国家的人。生活在最先进地区的居民往往会拥有一定的优势，一旦他们选择往前进，很容易就能保持原来的领先地位。但那些密切关注自己的环境，并愿意等待合适时机的人，也可以获得回报。

我们能从祖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如何对不熟悉的事物做出最好的反应。有些维京人会随意杀死睡在独木舟下面的土著人，而不在意这些人是否真的具有威胁性。而在其他大陆，那些遇到陌生人的人会耐心地与之打招呼，用自己的财产换取新朋友的任何物品。一些最为成功的人学习了新语言，建立了跨越遥远距离的贸易关系。没错，全球化并没有惠及所有人。但比起拒绝了所有新事物的人，那些对陌生事物保持开放心态的人显然得到的更多。这在公元1000年是如此，在今天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