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比起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的对外贸易联系更为广泛。他们跨越半个地球，向中东、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客户出口高端陶瓷和其他制成品，而这些国家的供应商也会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商品。中国的国际交往是如此频繁，以至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不仅是中国港口城市的居民，还有那些生活在内陆腹地之人——都受到了影响。中国人没有经历全球化的准备阶段，他们本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里走向了成熟。
中国人会大量购买一些常用商品。珍珠和猫眼宝石会被用于装饰首饰或衣物。经工匠们的巧手，象牙和犀牛角会变成精美的器物，摆放在家里供人欣赏；热带水果椰子和菠萝蜜会与黑胡椒、丁香、肉豆蔻以及小豆蔻一起，为菜肴佐味；中国人还大量进口藤席，而该物品产自马来半岛南端，靠近今新加坡。
中国人从东南亚进口最多的是沉香木。沉香树生长在东南亚陆地沿岸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当受到某种霉菌感染时，这种树就会产生一种味道芳香的树脂，而从受感染的树上取下的木材也会散发出一种宜人的气味。中国人把沉香木的木片放在金属架上，然后点燃，慢慢燃烧的木片就会散发出香味。许多香水的配方中也开始出现大量沉香木，因为它能与其他香味很好地融合。
在人们大量消费香料以前，香料的使用仅限于上层社会。《源氏物语》是当时日本都城平安京的女官紫式部于公元1000年左右写成的小说，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窥见这种精英式的消费。
紫式部出生在一个低级贵族家庭，大约在公元10世纪70年代初期，25岁左右的紫式部（在当时算是大龄）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成为他的继室。丈夫去世时，紫式部刚三十出头，之后她带着一个女儿又寡居了十多年。和莎士比亚一样，紫式部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远比有关她的那些介绍所呈现的更为卓越。《源氏物语》并不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说（某些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早被冠以小说之名），但紫式部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称《源氏物语》为世界上最早的心理小说。
《源氏物语》描绘了宫廷成员所生活的封闭世界，他们居住在平安京御所及其周围，其生活空间仅为26平方公里。紫式部将故事时间设定在公元10世纪初，也就是她写作之前的一个世纪左右。《源氏物语》描述了源氏一生的友情、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最终的云隐。源氏是天皇的儿子，但被天皇降为臣籍的他永远都无法成为君主。
与公元1000年的故事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小说中的主角——皇室、摄政王家族和地位较高的贵族——对香料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他们还会自己制作混合香料，给衣服和空气增添不同寻常的芳香。这些香料起源于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经宋朝转运到福冈港，这个港口是当时日本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
在这个讲究的世界里，文雅之人的标志就是自己独特的气味。源氏的朋友和情人们都是通过他的气味认识他的。这种气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源氏离开房间后，气味仍能存留很长时间。制香并不是仆人们的工作，源氏本人会花费几个小时来研磨香料，并将香料与不同的木料混在一起，直到搭配出完美的组合。
妇女们还会给衣服熏香。除了偶尔去神社祭仪，她们几乎一直待在屋里和花园里。和今天的日本一样，即使是富人，也会住在没有桌椅的简单房子里，每个人都习惯坐卧于榻榻米上。
有一次，源氏打算为女儿明石姬君举办一个奢华的着裳仪式，于是，他决定先办一场竞香会。他收集了各式盒子与罐子作为精美的香料容器，然后开始制作自己的混合香料。他认为刚刚从中国运来的香木样品有些逊色，于是把它们与更古老、更优质的香木混合在一起。（对过去的追思是这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他的配方中混合了丁香和沉香木，因为沉香木是调香时的完美香基。他把这种混合香料准备好后，就在泉水边埋下一些，以加强它们的香味。
大多数参加竞香会的客人，都奉上了与特定季节有关的香水。梅花的芬芳能唤起人们对春天的向往，而源氏的混合香料则让人想到秋天。人们自身的气味混合了他们衣物上的熏香，使得每个人散发的香味，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源氏的一位夫人选择了一种味道强烈的混合香料，百步之外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在评判的时候，源氏同父异母的兄弟萤兵部卿官并未择出获胜者，而是称赞了各种不同的混合香料，表明这些居住在宫廷中的人对每天遇到的各种香味，具有深刻的鉴赏力。
《源氏物语》对香料在日本皇室生活中的地位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写，而中国的皇帝和权贵也会通过各自的气味来区分彼此。由于许多带有香味的物质本身是木头或树脂，因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往往不会使用液状的香剂或乳液。他们更喜欢使用自然状态下的木头或树脂，常常燃烧两者的混合物，使空气散发芬芳的香味。他们还会用不同木头的烟雾来给衣服熏香，在衣服上系上香囊，并在带有香味的水里洗澡。他们的房子里，摆放着用香木打造的家具和储物箱。
香料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中国人在改变事物的气味和味道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那时的人们不经常洗澡，丝绸衣服也很难被清洗干净。穷人只有很少的衣物，它们通常是用苎麻、大麻和其他韧皮纤维做成的，所以洗衣服是不实际的。
香料在公元1000年的世界里的重要性远胜现在，当时，香味蜡烛和熏香的主要用途是使空气充满芳香。现如今我们中已很少有人经常这样做了，在今天，香烛的主要消费者是东亚的寺庙参拜者。在公元1000年，极为富有的日本和中国皇室消费了大量的香料。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香料的最大市场。
汉语中有一个笼统的词汇“香”，其中包含有香味的树胶、木材和树脂，以及麝香和龙涎香等防腐香料。有些香只有一种功能，如麝香（经干燥的西藏麝的腺体）和龙涎香（抹香鲸肠中含有的一种灰色物质），它们能增强香味，使香味延续更长时间。同样，乳香和没药——两种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树脂——燃烧时会散发出强烈的香味。还有一些香用途更广，如产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木，既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或器皿，改变香剂的气味，还能给食物和药品调味。
早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贸易。中国人在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进口的第一批商品主要是装饰性物品，如三佛齐国的珍珠、象牙和色彩鲜艳的鸟羽（比如蓝色翠鸟的鲜亮羽毛）。只有皇帝及其最富有的朝臣才买得起那些东西。五百年后，人们对香木、树脂和熏香的需求增加了，这表明珍稀商品拥有了更广泛的消费基础，不再以朝廷为中心。
中国有许多繁荣的港口城市，但其主要贸易中心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从广州出发的船只沿着越南海岸南下，穿过马六甲海峡。它们从那里向西航行，到达印度西海岸，然后继续前往阿拉伯半岛。船只一过阿曼，就会把货物卸在波斯湾港口锡拉夫（Siraf，位于今伊朗）和巴士拉（位于今伊拉克）。公元8世纪和公元9世纪，波斯湾—中国的海上航线以及通往东非的支线已经形成了。当时，沿着这条路线航行的大多数船只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印度或东南亚的（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设计的船只是该航线上的主角）。
商船将中国的陶瓷运往东非，而关于东北非的信息在新航线开辟伊始就传到了中国。段成式（卒于公元863年）对今吉布提（Djibouti）东部的柏培拉海岸（the Berbera coast）非常了解，他简单地描述了当地的奴隶贸易：“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他补充说，该地区还出口象牙和被用作定香剂的龙涎香。一些流行于广州港口的虚构故事，讲述了来自东南亚或非洲的黑奴的故事：这些人是游泳健儿，被认为拥有神奇的力量。
宋朝之前的唐王朝从未对进口商品实行国家垄断，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以征收关税，这些就发生在段成式撰写上述文字之时。唐朝的贸易政策包括检查抵达的外国船只；设有负责贸易的朝廷官员（通常是宦官），这些官员会挑选出他们想上缴给朝廷的东西（一名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拿走了每艘船30%的货物），并允许商人出售剩余的货物。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所有割据势力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当黄巢军队对穆斯林发动袭击，迫使许多外国商人离开广州之时，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停摆了。
在公元1000年以前，往来于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船只，大多是东南亚制造的独桅三角帆船或拼板船。在印度尼西亚印丹港（Intan）附近沉没的一艘拼板船向我们提供了公元10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开始复苏时的珍贵资料。这艘印度尼西亚制造的船从勿里洞岛驶往爪哇西北部，船上载有大量贵重金属，包括金币、145枚中国铅币（有些铸币日期为公元918年）、马来半岛制造的锡币、金属佛像（它们将被熔化，制成硬币）、锡锭和铜锭，最后还有大约190公斤的银锭。
从印丹港沉船上获得的白银的数量惊人，几乎相当于中国最高产的银矿山的全年产量。银锭上的文字显示了它们的用途：一个地方首领很可能是为了购买东南亚的香料，而通过税务机构发行了这些银锭。
大约在公元970年，又有一艘船沉没在爪哇海岸，沉没地点靠近今井里汶（Cirebon）。这艘拼板船长约30米，载有60万件瓷器（几乎全是中国瓷器）。井里汶沉船的运载能力估计在200吨至270吨之间。想象一下这些船只每年多次往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在公元1000年之前是多么大。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复苏，中国的造船技术开始提高，中国制造的帆船在海上贸易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冶金学家在炼制铁丝和制造磁针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将磁针漂浮在水面上，由此发明了一种船用指南针，使中国的海员能够找到指北的磁极。其他的导航仪器，如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广泛使用的星盘，只在天空晴朗时才有用；而指南针则适用于各种天气，这赋予了中国航海家巨大的优势。
中国的造船工人也用铁钉把木板钉在一起，他们的船有单独的客舱和货舱。舱壁和水密舱增加了船只的浮力，使之更能经受得起风暴。如果船发生了泄漏，受影响的也只是船的一部分，而不是整艘船。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独桅三角帆船还是拼板船，其整个船身都会受到影响。
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他曾观察到有600名女奴穿越撒哈拉）对中国船只的优势赞不绝口。在独桅三角帆船上，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而在中国船只上，乘客们可以待在由木墙隔开的船舱里。伊本·巴图塔喜欢中国船只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私人空间。有一次，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财产从一艘大船转移到一艘较小的中国船上，这样他就可以享受随行的几个小妾的侍候。
公元960年前后，中国船只在海上运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其时正值宋朝建立，宋朝皇帝继续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朝贡制度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在朝贡制度下，邻近国家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通常是当地产品），而中国皇帝也会回赠礼物（通常是丝绸纺织品）。
宋朝建立之初，朝廷就派遣官员到东南亚国家招募朝贡使团。宋朝的使节们用填空表格的方式，记录了统治者的名字、其国家的名字及其期望得到的礼物。由于宋朝想利用朝贡制度获得威望，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皇帝赠予的礼物要比贡品更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时，都摆出一副进贡的样子。法律要求中国贸易官员拒绝那些冒名顶替者，但一些商人，尤其是那些来自陌生地区的商人，仍能设法躲过检查。
从公元10世纪70年代起，宋朝的法令规定，朝贡的使臣可以前往宋朝的都城开封，亲自向皇帝进贡。该法令还规定，从事一般贸易的商人应留在他们登陆的港口。11世纪30年代，朝贡的航行暂时中断。在那之后，宋朝政府转而对外国商品征税，只是偶尔还会招待朝贡使团。
海上贸易的规模促使宋朝打破此前朝代的财政惯例，积极对国际贸易征收重税。这个王朝新的税收制度复杂而巧妙，创造它的官员就像所有设计税收体系的人一样，追求尽可能高的收入。
每个港口都有一个高级贸易官员，被称为市舶使，他负责监督所有前来港口的外国商人，并向离开其管辖范围、前往外国的中国商人颁发许可证。市舶使负责征收新税，并将税收转交给位于北方城市开封的朝廷。广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通商口岸，公元971年，宋朝任命了第一位市舶使。而在整个唐朝时期，政府只任命过一位市舶使，同样是在广州。与唐朝的做法不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宋朝在杭州和宁波等南方港口也任命了市舶使，这标志着国际贸易收入对新王朝的重要性。
宋朝的税务官员建立了三种新的“税”。当船抵达港口后，贸易官员会登上这艘船，估计货物的总价值。接着，他们会征收一部分货物，通常是货物价值的10%～20%。这种直接的征收实际上是允许官员去获取朝廷——实际上是皇帝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第一种税。
贸易官员还会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人为价格购买“宝货”，如珍珠、大的象牙和龙涎香等高价进口商品，这就是第二种税。这一规定有效地授予了政府对所有精品商品的垄断权，而宋朝贸易官员在帝国各地建立了这些商品的市场。这些商品中有许多是被批发商购买的，但个人也可以进行小宗购买。
第三种税针对的是“粗色杂货”，也就是散装货，通常是大块的香木，它们都属于被剩下的货物。外国商人一旦缴纳了税款，就会被允许直接将这些货物卖给中国买家，有时他们还会在码头进行销售。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税率经常变动，当直接的征收过多或精品商品的售价过低时，商家就会提出抗议。有时商家会赢得胜利。公元995年，朝廷做出让步，要求市舶使停止以人为压低价格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是以过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就像今天一样，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会摧毁国际商人开展商贸活动的动力。当财政困难的朝廷一度将直接征收的额度提高到40%——远远高于通常的10%或20%时，外国商人干脆不再来中国港口了。
1004年与辽朝的战争，以1005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为结束。尽管盟约要求对辽宋边境贸易进行严密的监管，但实际上，边境线上的双方是相互渗透的。辽朝下令禁止马匹出口，但马匹还是进入了宋境内；虽然宋朝也禁止一些货物的出口，如盐、书籍、地图、武器和钱币，但它们也会被运往北方的辽国。
宋朝之所以禁止向辽朝出口钱币，是因为含铜量高的铜钱仍然是宋朝境内使用的主要货币，财政官员担心这些钱币的流失会损害国家经济。中国的硬币是圆形方孔钱，可以被串在一起，容易清点。最初，是1000枚钱币穿成一串，后来因通货膨胀，变为700枚一串。硬币的缺点是重，因此很难长途运输，而且铜的供应也不总是能满足钱币的需求。
四川尤为缺铜，所以在公元10世纪80年代，宋朝发行了比铜钱还要重的铁钱，当时买450克盐需要680克重的铁钱。公元993年至公元994年，经济的窘迫引发了叛乱，叛乱之后，当地商人采取了变革手段，即用纸质的“交子”代替铁钱。出于对可能存在的弊端的担忧，当地官员将发行纸币的权利限制在16个信用良好的商人身上。但到了1024年，由于其中一些商人违约，纸币开始由地方官员发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由于它只在四川地区流通，所以影响力有限。
在四川官员试行纸币的几十年里，辽朝和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由此产生的边境管制极大地限制了宋朝与北方的贸易。但由于军队需要马匹，宋人只得向西北的各个王国大量购买（他们从未成功饲养出像亚洲草原上的马匹那样速度又快、体格又强壮的马），马匹是宋朝最重要的陆路进口商品。
中国商人派出越来越多的船只往南或往西航行，这些船只到达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那里没有充满敌意的人来阻挠贸易。中国从高级纺织品和高温烧制的陶瓷的出口中获利颇丰。金属出口也很重要，无论是未加工的铸块，还是加工过的货物，如铁锅、镬和镜子。稳定的出口收入为繁荣的香料贸易提供了资金。
其中尤以泉州这个大都市从这种贸易中获利颇丰。泉州位于中国台湾岛正对面的大陆东南沿海，是许多外国居民的定居地。公元10世纪80年代，南印度人在此地出资修建了一座佛寺。而泉州的主要清真寺——圣友寺，则始建于1009年或1010年。泉州还出土了200多块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其数量远远超过1500年以前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而泉州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社区。
外地人和当地人比邻而居的这种接触，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不寻常的，因而引发了官员们的指指点点。在泉州城南的国际商人社区，一名观察者指出，“诸蕃有黑白二种”，表明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
到公元1000年，泉州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政府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货物必须经由指定的市舶司港口，但泉州的繁荣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规定（这种现象从古到今都存在）。在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前，当地走私活动猖獗。一名观察者指出：“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于是在1087年，政府在泉州港口设立了泉州第一任市舶使。
自那时起，广州和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港口。前往广州和泉州的船只大多来自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位列第三的宁波港的崛起，源于它是前往日本和高丽的船只的主要停泊口岸。虽然宋朝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能互赠贡品，但船只经常往返于中国的宁波港和日本的福冈港（日本官方对外国商人开放的唯一市场）之间。来自北方的辽朝的船只也在福冈登陆。
朱彧是广州市舶使之子，他在1117年的著作《萍洲可谈》中，对港口生活进行了许多生动的描写。为了防止走私，政府官员在350公里长的海岸沿线设立了岗哨，以便能够发现所有抵达广州的船只。朱彧还解释了这些船是如何航行的：知道了海岸线的轮廓后，船上的人凭借夜晚的星星、白天的日影就能确定航线。他们还用一根末端带钩的长绳子来测试海底的泥浆，因为熟练的水手可以根据泥浆的气味和浓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能见度变低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借助指南针。
为了打击走私，宋朝采取了高额的罚金制度，哪怕是走私极少量货物，也会面临全部货物都被没收的风险。按照宋朝法律，市舶使会没收十分之一的货物，然后把剩下的货物分成“宝货”和“粗色杂货”两类。
朱彧是宋朝唯一一个提到从其他国家运来的奴隶的作者。他解释说，有些奴隶最初是被海盗俘获的船员，他们拥有一项不寻常的技能：“鬼奴善游，入水不瞑。”奴隶们知道如何“持刀絮自外补之”，以修补船上的漏洞。
奴隶们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习惯吃生食，熟食使他们严重腹泻，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朱彧告诉我们，奴隶“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髪鬈而黄”。这里的“黄”可用于描述已老化的头发的颜色，但也有可能是奴隶们患上了一种叫作“夸希奥科病”的营养失调症，这种病是严重缺乏蛋白质而引起的。有时，那些只吃生食的人会患上这种病，他们的头发会变成铁锈色。
那些适应了中国食物的奴隶，最终学会了听懂中国人的口头命令，但没有一个奴隶能自己掌握这门语言。朱彧对文化适应的理解，与他同时代人的看法一致。他们把烹饪视为中国人身份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很难相信，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中餐的人，能学会正确地说汉语。
朱彧对外国奴隶的详细描述令人费解。如果中国人曾进口大量奴隶，肯定会有其他人提及此事。朱彧所描述的奴隶，可能是居住在广州的穆斯林商人的私人奴隶。
中国人不需要进口奴隶，因为他们自身就有大量劳动力供应。史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劳动力短缺的迹象。回想一下，宋朝时中国人口激增，在朱彧写作之时，已超过一亿。
朱彧还帮我们理解了中国人大量消耗香料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人用香料来制作食物和饮料。朱彧解释说：“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
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一直以优雅的方式使用香料。有官员特别喜欢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这种做法在中国官员中流传开来。
有时，有钱人一次就会消费大量的香料。在宋徽宗统治时期（1100—1126年），皇室将无香的蜡烛换成了含有沉香木（或樟脑）和龙涎香的蜡烛，以增加香味。在宫殿里，这些香薰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这个故事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因为作者追忆的这种奢华宫廷生活在1126年戛然而止了。
女真原本是一个臣服于辽朝统治的民族，居住在中国东北，靠近现代的中朝边界。公元900年左右，契丹人的首领阿保机通过赢得不同民族的效忠，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1100年之后，女真人的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就在1126年，以女真为首的北方民族联盟进攻宋朝。
起初，宋朝希望与女真人结盟，以打败契丹辽朝，收复因澶渊之盟而割让出去的领土。[1]但当女真人征服了辽朝之后，就转而对付宋朝。1127年，女真军队征服了淮河以北地区，包括宋朝的都城开封，还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随着宋朝的溃败，女真人迫使两位宋帝及其众多妃嫔和朝臣，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屈辱的北狩，两人最终都死在了北方。
北方的沦陷进一步推动了宋朝与东南亚的贸易。新皇帝高宗（女真人没有俘虏的少数宋朝皇子之一）获得了皇位，并在南方城市临安（今杭州）建都，而临安本身已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位于今上海西南约160公里的杭州，是唯一一个作为中国都城的沿海港口城市，这表明了海上贸易对宋朝的重要性。
起初，人们还不清楚宋高宗或宋王朝是否能幸存下来。战争时期，朝廷很难征收赋税，尤其是传统上作为中国历代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土地税。宋高宗意识到向国际贸易征税是解决财政预算不足的一个办法。他指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不同寻常的是，中国皇帝注意到他的臣民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土地税，更甚者，他还意识到向国际贸易征税可以减轻臣民的负担。
事实上，在1127年之后的几年里，国际贸易税收收入占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已高达20%。当时的宋朝亟须税收收入。最终，当宋王朝重新站稳脚跟，重新建立其农业基础时，国际贸易的税收比例回到了总财政收入的5%左右，与北方沦陷前的水平相当。
1141年，宋高宗与金朝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宋朝每年都要支付25万两白银和25万匹绢给女真人，远超他们付给辽朝的数额。南宋与金朝的和议，在维护和平方面逊色于北宋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然而，尽管双方时不时地彼此攻伐，但都没能成功改变中国南北之间的边界。
尽管失去了北方，且每年需支付给女真人高额钱款，中国南方的居民仍享受了近两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繁华生活，并持续地从东南亚进口越来越多的香料。
宋高宗非常喜欢香料，他开发了自己的香料“品牌”，并送给喜爱的臣子。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中兴复古”四个汉字的正方形香料，这四个字源于高宗的书法作品。每一个正方形香料的角上都钻有一个小洞，这样官员们就可以将其挂在腰带上。这块香是皇家配方吗？当然！沉香木是其主要成分，制香之人还用了花瓣和婆罗洲的樟脑，并借助麝香来增强香气。
独具匠心的中国商人想出了增加香料销量的新方法。街头小贩尝试添加多种香料，以增加小吃的风味，并出售带有沉香气味的莲藕和饮料。富有创新精神的摊主们还在麝香的烟雾中蒸甘蔗，这种珍贵的香料是由西藏麝的腺体制成的。即使是最穷的消费者，也能在市场上品尝到这些美味。
乳香的使用尤为普遍。中央政府会把进口的香料储存在仓库里。1175年，官员们意识到他们手头的存货太多了，于是人为地抬高价格，并要求购买者大量进购，这在中国中部的今湖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之处引发了一场叛乱。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医学处方中首次出现了乳香以及其他进口香料，如丁香和土木香；在12世纪和13世纪，越来越多的药师还在药方中开出了没药、硼砂和黑胡椒。大多数的中国方剂都是由不同药草、香料所磨成的细粉末制成的，病人将这些粉末放在水里煮，制成药茶。在公元1000年以前，处方中唯一经常出现的进口商品是来自高丽的人参；但在公元1000年以后，处方中常含多种进口商品。
香料不仅仅是富人的奢侈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并拜访药师，以获得各种由进口香料制成的药物。1076年，当时的北宋朝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官药局。官药局的主要机构没在都城开封，后来，各地开设了分支药局。官药局的一个部门负责采购处方里的药材，并将不同的药材进行打包，而另一个部门负责经营药店，直接向民众出售药品。
制香师也会对进口香料加以搭配。13世纪的《陈氏香谱》记载了300种配方，其中66%的配方需要用到檀香，61%的配方需要用到麝香，47%的配方需要用到沉香，需要樟脑的配方占43%，而用到丁香和乳香的配方分别占37%和13%。线香在1300年左右首次出现，是穷人使用香料的另一个标志，比起一整块蛋糕那么大的香料，穷人们更能消费得起线香。
随着香料消费在社会上的普及，富人们也一如既往地采用更加奢侈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冬天，富人们会隔出“暖房”，或是可单独供暖的空间。有一个人完全用沉香木打造了三间暖房，还定做了雕有孔洞的长凳，当凳子下方的盘香被点燃时，房间里就会弥漫着香味。他还在一艘完全由中国雪松打造的船上隔出暖房。可见，中国宋朝的富裕阶层确实过着舒适的生活。
随着香料贸易的蓬勃发展，生活在泉州和广州的中外商人，以及管理精货和杂货销售的中国官员都发了财。有钱的人会为整船货物出资，资金不多的男女则可以购买股份。如果航行顺利，所有人都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香料贸易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它还吸引了不那么富有的皇室成员。1100年以后，宗室（皇帝的所有男性后裔及其家人）人数众多，无法都居住在都城开封。单个城市的收入，已无法涵盖每个男性宗室所需的丰厚津贴。因此，皇室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只有一支被允许留在开封。
1127年北方沦陷后，开封的宗室分支迁至新都城杭州，而其他两个分支则寻找足够繁荣的城市来养活自身。拥有约200人的“西支”选择了福建北部的港口城市福州，而拥有约400人的“南支”则选择了沿海更靠南的泉州，在那里，他们深入参与了香料贸易。
1200年左右，泉州已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1080年，泉州人口为100万人；13世纪40年代，泉州人口达到了125万人，与巴格达人口数持平，略少于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数，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都在150万人左右。
泉州与附近其他港口的繁荣蔓延到了整个福建省，使该省居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并能够为商业市场生产商品。就像东南亚的居民为供应中国消费者而获取香料一样，福建人也适应了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挑战。他们不再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因为他们发现，改种荔枝、甘蔗和糯米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苎麻、大麻等当地纺织原料，就能赚取更多的钱；然后可以用挣来的钱，到当地市场上为家人购买食物。于是，许多人完全放弃了农业。有些人在银矿、铜矿、铁矿和铅矿工作；一些人选择捕鱼；还有一些人将海水引入池沼，蒸晒制盐。
陶瓷业吸收了最多的劳动力。业主们在山坡上建造了绵延100米的龙窑。这些窑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一次可烧制一万到三万件陶瓷。它们拥有其他地区的窑无法达到的高温条件，可以烧制出闪闪发光、易于清洁的陶瓷，这些陶瓷在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深受追捧。这些窑不使用蒸汽或电力（而是燃烧木材或木炭），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工业化的，但它们和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工厂一样，都是庞大且复杂的。在12世纪和13世纪，福建500万人口中有7.5%（37.5万人）的人从事陶瓷的出口生产。
宋朝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其国际贸易伙伴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宋朝官员于1024年首次发行纸币时，他们将纸币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四川；但到了1170年，宋朝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以白银为本位纸币体系。一夜之间，笨重的铜币就不再使用了，商人们抓住机会，向日本大量出口铜钱。日本人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则是木材、硫黄、水银和黄金，这些都是原材料。
起初，日本政府禁用中国铜钱，但在1226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这些铜钱的使用。到了1270年，中国铜钱已成为整个日本列岛事实上的货币。12世纪和13世纪，中国铜钱在爪哇广泛流通，爪哇人还对之进行了仿铸。中国铜钱在日本和爪哇的使用表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
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受全球化影响最大，因为那里有很多重要港口，但全球化也影响了那些生活在内陆的人们。绍兴的一个沿海市场提供“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在这个离今上海不远的海港，商贩提供的商品品种繁多，令人印象深刻。在向西约1600公里，位于中国内陆深处的四川成都，消费者可以领略到“云乳色晶荧，沈檀气芬苾”。当时，进口商品的供应量并不能与今天的宜家（Ikea）相较，集市不是每天都有，且大多数进口商品的价格都很高，然而，当时商品的供应量还是会比你想象的更要接近宜家。
1225年，宋朝宗室成员、泉州市舶使赵汝适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书，名为《诸蕃志》。书中既有他引用的历史资料，又有他与泉州人的谈话记录。市舶使赵汝适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如高丽、日本、越南，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如西西里、索马里和坦桑尼亚，都有广泛的了解。
早期的市舶使肯定也和外国商人交谈过，因为我们从当时朝廷的规定中得知官员应该定期为来访的商人举办宴会，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官员到底了解多少。行走在现代的泉州，你可能会看到市舶使赵汝适曾采访外国商人的地方。这座城市仍有多条小河道纵横交错，其中一条直通昔日的市舶司衙门（现在是当地的道观），距离外国商人居住的主路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
《清明上河图》上的细节展现了一家专营进口木材的家具店，牌子上写着“刘家上色沉檀拣香”，“拣香”即上等乳香。
市舶使赵汝适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参考了早期的地理著作，介绍了50多个国家的简要历史及其物产。第二部分则是全新的内容，赵汝适按商品分类，标示出该商品的不同生产国家，并解释了彼此质量上的差异。随着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货物数量的增加，商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货物，而这种区别通常在于该货物来源地的不同。这些商人是赵汝适的目标读者。作为市舶使，他花费很长时间与外国商人进行交谈，并把他们所说的内容概括起来，传递给那些想有所了解的读者。
根据赵汝适的书，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在出口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纺织品、陶瓷、金属产品的同时，其进口商品的范围却比较狭小，主要是木材、树脂和香料，这些商品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有些则来自中东。《诸蕃志》关注的是海上贸易，所以赵汝适没有提及从西北经陆路进口的马匹，这是军队的急需品。
香料的进口十分重要，因为所有社会阶层都在消费它们。它们能让人们的身体和衣服散发出香味，也能让房间里充满宜人的香气。香料还是饮料和食物中的重要成分，许多药方中也含有香料。因而对很多人来说，香料是一种必需品。
《诸蕃志》提供的不仅仅是商业信息。赵汝适对从马达加斯加掳来奴隶有一段令人读之心酸的描述：“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最后的评论可能会让拥有强烈家庭观念的中国读者感到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赵汝适自己也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赵汝适对猎象活动的描述更为详细：“人莫敢近，猎者用神劲弓，以药箭射之。象负箭而遁，未及一二里许，药发即毙。猎者随毙，取其牙埋诸土中。”赵汝适解释说，一旦猎象者捕获十多根象牙，就会将其卖给大食商人，这些商人再把象牙运到三佛齐国。来自大食的最好的象牙，其体积可达东南亚象牙的三倍，且比东南亚象牙还要白（东南亚象牙往往带有淡红色）。赵汝适没有意识到，这些优质象牙实际产自非洲。由于大食商人主导着利润丰厚的象牙贸易，他误以为这些象牙是大食本地所产。
在宋朝，对外贸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数学教科书都包含了这一话题。1247年著成的《数学九章》上有一个问题，要求读者计算四名合伙人的股份，他们投资了一艘往返东南亚的船。“问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超过188公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约为23.8公斤）、象牙二百一十二合。”选择运送沉香木、黑胡椒和象牙是明智的，它们都是中国—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商品。
这个问题进一步说到合伙人甲、乙、丙、丁分别从对方那里借了数量不同的钱，这就增加了挑战性。你只能用矩阵来计算这个问题，这表明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在使用线性代数了。
13世纪70年代，一艘船在泉州城外沉没，真实地展现了由多个合伙人投资的装满货物的船只是什么样子的。这艘船长24.2米，宽9.15米，考古学家发掘出了2400公斤重的香木，其中包括沉香木和檀香木；还有4.75升黑胡椒；产自索马里的龙涎香；6.3克乳香；以及4公斤汞。这些货物对中国—东南亚贸易至关重要，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香料在其中占重要地位。这艘船还载有一些中国钱币，其中日期最新的钱币是1271年的，所以它是在那一年，或是在那之后不久沉没的。
这艘船被分成13个独立的木舱，显然是由中国制造的；工匠们在船龙骨的两端（或者说是沿着船底的主梁），雕刻了一个由七个小洞和一个大洞组成的星座图，可能是北斗七星。这些雕刻是中国人寻求神佑的传统方式。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使用拼板技术修复船只的证据，这表明这艘船曾往返东南亚。
与其他地方的船只不同，中国的船只建有水密舱，这是造船技术的突破。这项创新技术将漏水造成的损害限制在了船的某一个部位。
这艘船上还装有96个木制标签，标有人名以及商店、地点和商品的名称。这些标签被绑在不同的板条箱上，使投资者、船员和船长能够确定哪些货物属于哪个船主。四分之一的标签上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记号，即“南家”，这让所有人感到困惑，直到有位历史学家意识到，这个词指的是皇族的南方分支，也就是这艘船的主要投资者。
这艘船很可能是在13世纪70年代初离开泉州的，当时的港口还在南宋的统治之下。时任市舶使是一个有权势的阿拉伯人，名叫蒲寿庚。他的先辈在1200年左右从广州搬到泉州，他自己则在1266年左右成为泉州的市舶使。在南宋漫长的衰败期里，蒲寿庚同时还担任安抚使，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指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与当地权势之家控制的民兵组织互相助力。
此时的蒙古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华北地区，他们还派海军向华南地区发动了断断续续的进攻。1276年，蒙古人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临安，幼主赵昰逃至泉州。在那里，蒙古海军对宋朝发起了最后一击。蒲寿庚预料到蒙古人会胜利，于是选择变节（可能是在1277年），他还杀死了一些居住在泉州的宋宗室成员。
这艘不幸的船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满载着所有货物回到了泉州。这艘船是在泉州附近的一个浅水湾被发现的，船体没有受损，没有迹象表明船上有人死亡，也没有迹象表明船发生了泄漏。确实有人曾把桅杆和水面上所有木头都移走了，但大概是为了出售或用作燃料。由于这艘船装有这么多珍贵的货物，它极可能是被故意弄沉的——或许是因为船长意识到蒙古人已经推翻了宋朝皇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沉船上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些货物，就像东欧那些被埋藏的银币一样，在考古学家发现它之前，这艘船一直保持着原样。
1279年，宋朝最后一个幼主去世，蒙古人征服了整个中国。[2]他们建立元朝，继宋朝之后统治中国。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持续繁荣。马可·波罗声称曾在13世纪八九十年代造访过泉州，他的描述中包含了可靠的信息。他称泉州为“Zaiton”，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名称，意为“橄榄之城”。“进出这个港口的宝石和其他商品的总运输量简直不可思议……我向你保证，为运送出口到基督教国家的胡椒粉，而去往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的船只的数量，仅仅只是去往泉州的船的数量的百分之一。你得知道，它是世界上商品流动量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另一个是南宋都城临安。
马可·波罗报告说，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都要为“包括宝石和珍珠在内的所有货物支付10%的税，也就是说，每件东西都要缴什一税”，这与宋朝官员在公元960年开始征收的十分之一的关税相同。“租用船只的费用，也就是运费，小件货物是按30%的比例计算，胡椒是按44%的比例计算，沉香木、檀香木和所有大宗货物则按40%来算。”这些百分比都是可信的，但马可·波罗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这些不是运费，而是针对精货和杂货所征收的不同税款。与宋朝官员相同，蒙古人对外国船只征收三种税。马可·波罗解释说，在缴纳了这些税款后，商人们“赚得盘满钵满，巴不得再运一批货来”。
马可波罗还犯了其他错误。他提到“漂亮”“廉价”的瓷器，它们在地下埋藏了“三四十年”才获得“光泽”。这是因为他不懂烧窑技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回摩洛哥之前，参观了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当时，他记载了中国人将陶瓷埋在地下的事情。除了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么高质量的陶瓷是如何制作的。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持续繁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广州方志中的一份清单上看出。这份清单列出了69种于1300年被交易的外国商品，其中的40种来自东南亚。象牙、犀角、鹤顶、珍珠、珊瑚、碧甸子（可能是一种玉）、翠毛、龟筒、玳瑁，这9种物品最为昂贵。对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最为繁忙的海上航线来说，这份清单所揭示的该航线贸易程度之深、贸易范围之广，是完全合理的。
随着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货物一起传入，中国人对东南亚地理了解得更多了。广州方志的作者将中国南海的水域分为小西洋（马来半岛附近的中国南海部分）、小东洋（婆罗洲以东的苏禄海）和大东洋（爪哇海），并解释了每个水域附近的国家。
虽然中国海员对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地理知识了如指掌，但他们没有冒险从菲律宾以东进入太平洋，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正如赵汝适在1225年所解释的，“愈东（爪哇以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
尾闾是中国人认为的海水所归之处。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就写了关于尾闾的文章，当时伟大的中国哲学著作《庄子》解释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
赵汝适引用了一段出自12世纪晚期的一部书中的话，该书把传说中的尾闾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该书作者提及的似乎是黑潮的起点，黑潮位于吕宋岛以西稍远的地方，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远航水手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尾闾所泄，沦入九幽。”尾闾的位置在极东之处，超出了中国读者所知的任何远方。
中国人对尾闾的担忧，与罗马人关于热带雨林的看法类似，直到葡萄牙航海家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这种看法才逐渐被推翻。与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写的相反，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并没有哪个地区热得让人类无法生存。然而，宋朝的观察家们仍然相信尾闾的危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欧洲水手开辟了越过菲律宾进入太平洋的航线后，中国人才向极东之处航行的原因。
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持续增长。在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有一次，进贡给明廷的船载货物数量之巨，甚至包括80吨热带货物，其中主要是胡椒和苏木。
中国最大型的远洋航行发生在1405年至1433年间，当时明朝政府曾派遣郑和统督舰队七下西洋。由317艘船组成的帝国舰队，载着28 000人从中国出发前往东南亚，然后是印度，最后到达伊拉克。一些船只脱离了主力舰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蒙巴萨（Mombasa）。在海外发现的中国钱币以及中国本土的文献记载被保存了下来，以考古证据和文字证据的形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斯里兰卡和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石碑上的汉语碑文。
统帅郑和的最大的船有61米长，这让哥伦布的船相形见绌，他的船可能只有30米长（事实上我们并不知晓哥伦布船的精确尺寸）。郑和的整个船队有317艘船，而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船。
郑和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沿着印度和阿拉伯半岛海岸航行，行程达13 000公里。如果他们直接横穿印度洋的话，航程就只有10 500公里。如果加上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到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的6500公里航程，这段旅程的长度就更值得注意了，因为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大约只行进了7000多公里。简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哥伦布的航海规模。只不过郑和航行的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在15世纪，中国舰队的规模之大以及政府资助的力度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舰队远行的航线本身并不是。郑和航行于波斯湾—中国海上长廊。他的舰队并不是在探险，而是沿着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航线驶向东南亚，以及穿过印度洋，去往印度、阿拉伯和非洲，自公元1000年起，中国船只就在这些航线上航行了。
政府资助的运航在1433年结束，但私人商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继续活跃在这些水域。在16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整个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商业一体化，就如同在那之后一样。从15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专注于将非洲黄金出口到欧洲。但当他们在1520年控制了香料群岛后，便意识到这里比非洲更好赚钱。事实当然如此。自公元1000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商人和中间商都通过开发这一财富来源而赚得盆满钵满。
[1] 宋金海上之盟是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与澶渊之盟无关。——译者注
[2] 1279年，宋元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投海自杀，南宋彻底灭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