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绘制者将非洲和日本之间的水域划分为不同的海洋——阿拉伯海、印度洋、孟加拉湾、中国南海、中国东海和太平洋，但实际上，这些水域形成了一条连续的、可供航行的水道。

早期的航行充分利用了季风的优势，水手们将货物从阿拉伯半岛运到印度，然后再运到中国。季风决定了船只在印度洋航行的最佳时间。在冬季，欧亚大陆温度降低，干燥的空气被吹送到海洋上空；而在夏季，欧亚大陆温度升高，继而产生低气压，海洋上空富含水分的空气就会被吹送至大陆，从而形成对农业至关重要的降雨。在公元前200年以前，孟加拉湾的水手们就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季风的规律，能够借助季风在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穿行。到了公元1000年，他们已经可以跨越开阔的海洋了。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该地区的主要贸易物品是当地种植的香木、香料和其他芳香植物，所有这些可被统称为“芳香物”。香料群岛（The Spice Islands），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以盛产丁香和肉豆蔻等多种香料而闻名。在一个很少有人洗澡且饮食较为单调的世界里，这些香料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该地区也有诸如黄金、锡和银等金属的交易，棉纺织品由于非常适合当地气候，也极受欢迎。

印度洋上的长途奴隶贸易规模没有伊斯兰世界的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地区都能在本地找到奴隶资源或其他类型的劳工。此外，环印度洋地区并不像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那样鼓励解放奴隶，因此，这些地区不必补充其奴隶数量。

1500年前后欧洲人跨越这些大洋的航行，并不是该地区全球化的开篇。早在一千年前，当地水手已经定期往返后来由达·伽马和麦哲伦“发现”的航线。欧洲水手也没有引入长途贸易，因为长途贸易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很成熟了。欧洲人想要做的是除去中间商，并免于向统治者缴纳关税，而他们最终也做到了。在非洲，欧洲人直接得到了黄金和奴隶，而在香料群岛，他们找到了如何不经中间商便能购买香料、木材的方法。

公元1000年左右，最令人惊讶的旅程发生在马来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之间，两地相距约6500公里，略短于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里程7081公里。虽然马达加斯加岛距离非洲东海岸只有大约400公里，但岛上的语言，即马达加斯加语，与马来语群的关联更近；而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与在非洲及东非海岸占主导地位的班图（Bantu）语支有关。

事实证明，马达加斯加语与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夏威夷语及中国台湾当地语言属于同一语系。这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中的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夏威夷语中表示“禁忌”的单词是“kabu”，而塔希提人（Tahitians）把“禁忌”一词读成“tabu”〔（tabu）是英语中“禁忌”（taboo）一词的起源〕，这两个词读音十分接近。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00年间定居在太平洋上的人们说着这个语族中的各种语言，那些一直远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人也是如此。

对语言学家来说，很明显，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中语言的定居者比来自东非的定居者更早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同样，现代马达加斯加岛人口的DNA测试显示，他们的祖先既有东南亚人，也有非洲人。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确定那些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日期。他们分析了马达加斯加岛及东非大陆共18个考古遗址中的2433粒烧焦的种子，这些种子的年代在公元650年到1200年之间。东非遗址中有高粱、珍珠稷、龙爪稷、豇豆和猴面包树的种子，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洲作物；而马达加斯加岛的遗址中则发现了水稻、绿豆和棉花的种子，这些作物都起源于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岛的某些遗址中只剩下水稻种子，这表明那里应该有大量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定居者。旅行者还带来了动物。猫出现在公元六七世纪，鸡出现在公元8世纪后期，牛、绵羊和山羊则出现在公元9世纪。在公元1000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来人定居地已经建立。

因为考古学家们尚未在印度洋上发现任何船只残骸，他们并不知道早期水手去往马达加斯加岛时使用的是何种船只。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如何航海的最早文字记录只能追溯到18世纪晚期，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也是在那时到达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的。

在库克船长时代，南太平洋岛民航行数百公里进入太平洋。岛民们把两只独木舟绑在一起，上面只架一张帆。他们还会用椰子纤维做成的绳子，将独木舟和一个木框绑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沉重的货物放在框上了。在塔希提岛，库克遇到了一位名叫图帕亚（Tupaia）的当地航海家。图帕亚自称阿里奥伊（Arioi），意思是熟悉当地地理的祭司。库克绘制了一幅航海图，图上有130个不同的目的地，图帕亚知道去往这些地方的航线；这些目的地中最远的是新西兰。

考古学家不确定波利尼西亚人是否在公元1000年左右使用了双体独木舟。大多数人认为，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语言的古代航海家们无论是去往马达加斯加岛，还是驶向太平洋深处，他们都使用了类似的船只，但全球研究古代东南亚船只的最著名学者、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伊夫·曼金（Pierre-Yves Manguin）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航海家在太平洋航行时使用的是双体独木舟，而在印度洋航行时使用东南亚船只。曼金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制造的船只。在东南亚，造船工人从树上砍下木板，在木板内部刻出凸块，然后在凸块上钻洞，绳子穿过洞后，就能把木板串在一起。这就是东南亚的拼板船技术。

曼金解释说，从马来半岛出发继而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水手们所乘坐的船只，其木板就是这样被拼接在一起的。这些船带有多根桅杆和多张船帆，在中国南海及东南亚海域，人们已考古挖掘出多艘这样的船。“帕侬素林号”（Phanom Surin）沉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艘，长约35米。

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这些早期的水手使用的是双体独木舟还是多帆的大船，但我们能确定在马来航海家驶向马达加斯加岛的同时，波利尼西亚航海家也向东冒险，进入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人从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出发，然后逐渐分散开来，在1300年左右到达斐济、萨摩亚、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新西兰是地球上人类最晚定居的地方。尽管关于人类在每个岛屿的确切定居时间仍存在争议，但定居者留下了独特的陶器碎片，这使我们有可能追踪到他们的路线。

关于人类定居时间的问题，目前存在两个观点，一方赞成“长纪年”，他们认为人类较早就在某一地点定居；另一方赞成“短纪年”，他们认为定居发生得较晚。例如，“长纪年”的支持者认为人类在新西兰的定居始于公元1000年，而“短纪年”的支持者则认为是始于1300年。双方认为的定居时间差异有时可能长达一千年。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针对45座不同岛屿做了1434项碳素年代测定，该研究表明“短纪年”派所认为的定居时间更准确，因为该派主要通过种子、树枝和叶子等物质进行推断，它们最多只能存在几十年；而木炭能保存数百年，若以木炭为依据，会推断出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较早时间。

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古波利尼西亚人离开美拉尼西亚，来到菲律宾东部以及萨摩亚。经过一千八百年，也就是在1025年至1120年间，他们航行至社会群岛，社会群岛位于由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构成的太平洋三角地带的中心。在1190年至1290年间，古波利尼西亚人同时向三个方向迁移：北至夏威夷，西南至新西兰，东至复活节岛，每段旅程都超过4000公里。

为什么波利尼西亚人在公元1000年后决定探索整个太平洋？可能的答案中包括环境危机、技术的意外突破（可能是双人独木舟的发明），甚至是厄尔尼诺事件，如风力的增强，因为强风会帮助航行者去往更遥远的岛屿。上述古波利尼西亚人的迁移解释了分散在遥远太平洋岛屿上的诸多工具，如鱼钩，为何会看起来这么相似。因为无论是前往夏威夷、复活节岛还是新西兰，在1190年左右离开社会群岛的波利尼西亚人都携带着完全相同的物品。

18世纪晚期，库克的手下注意到波利尼西亚人为捕捞大型哺乳动物，可能是虎鲸或宽吻海豚，会航行极远的距离。当库克一行人绘制地图时，库克意识到图帕亚对当地地理的了解是多么广博，但库克本人并没有准确地记录波利尼西亚人是如何找到去往各个岛的路线的。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关于波利尼西亚航海技术的详细信息，来自20世纪后期在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工作的人类学家。他们记录了那些位于中心地理位置的岛屿上已逐渐消失的传统。

马乌·皮埃鲁格是最有经验的水手之一。他出生于1930年，在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的萨塔瓦尔岛（the Satawal Island，属密克罗尼西亚）上长大，并从部落长辈那里学会了如何航行。1983年，皮埃鲁格向来访的美国人史蒂夫·托马斯传授了这种传统航海体系的基本原理。在航行中，皮埃鲁格完全不使用航海仪器，而是密切观察鸟类的飞行轨迹、云层的移动路线以及海浪的运动（他可以描述出8种不同的海浪）。

皮埃鲁格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代表夜晚的地平线，并用石头标示出15颗不同的星星升起和落下的地方。他已经记住了通向加罗林群岛、菲律宾和关岛（Guam）的航线的恒星序列，连去往北美、南美、塔希提岛、萨摩亚和日本的旅途中的恒星序列，他也能背诵出来，尽管他从未踏足过这些地方。皮埃鲁格知道150多颗恒星的运行路线，以及它们的运行路线是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1976年，皮埃鲁格乘坐一艘为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复原的双人独木舟，成功完成了从夏威夷到塔希提岛长达4200公里的航程，赢得了国际赞誉。这是他第一次完成该路线，并且没有使用任何航海仪器。

然而，持续的暴风雨可能会导致像皮埃鲁格这样经验丰富的水手偏离航线。2003年，70多岁的他开始了一段穿行于两个岛屿，且长达400公里的旅程。由于台风来袭，他未能在两周后到达目的地。于是，他的家人联系了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最终找到了他。皮埃鲁格解释说，尽管他因台风延误了航程，但他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他拒绝了海岸警卫队的帮助，并用传统的导航方式安全到家。

皮埃鲁格关于传统航海的知识，解释了水手们是如何从马来半岛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如果他们在黎明和黄昏时一直观察某一颗恒星，就可以沿着南纬6度线航行。从巽他海峡（the Sunda Strait，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出发，水手们向西航行到查戈斯群岛（the Chagos Islands），再横穿印度洋其余海域，直达塞舌尔群岛（the Seychelles Islands，位于马达加斯加北部）。水手们乘坐的或是双人带帆的独木舟，或是如皮埃尔-伊夫·曼金所认为的多帆大型木制船。

这些航行导致太平洋上许多偏远岛屿——以及马达加斯加岛——有了定居人口。我们知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船载有男男女女，当然还有老鼠、猪和狗，因为人类和动物都在其定居的各个岛屿上繁衍生息。定居者带来了各种植物，比如红薯、面包果（烘烤后有面包质感的无核水果）和芋头（其地下茎捣碎后能食用），他们突然闯入这些此前无人居住的岛屿，并给岛屿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留在东南亚的人们也在海上航行，并通过航行，与周围所有的重要文明（主要是印度文明）相遇。即便在今天，我们仍能明显地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包括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在内的陆地国家的建筑和宗教生活中，看出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们会看到当地人穿着印度棉织品，吃着受印度美食启发而制成的食物。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早期渗透可以追溯到公元300年到公元600年间，这种渗透体现在梵语碑文、泰米尔语碑文以及佛像石像上。当来自印度北部的传教士到达东南亚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崇拜神祇的族群，这些神祇被认为存在于山脉、洞穴、树木、岩石及其他地貌中。此外，守护神还如同祖先，会庇佑个别的家庭和村庄。公元600年后，印度教的神祇，特别是湿婆和毗湿奴，也在东南亚地区受到了崇拜。

当时，东南亚社会最大的政治单位是村落和酋邦。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在1600年，每平方公里为5.5人，还不到中国（不包括西藏地区）人口密度的七分之一。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东南亚人口的数量甚至更少；而水稻密集种植的地区，比如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其人口最为稠密。

酋邦里的人们猎杀动物，采集野生植物。而村居的人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这意味着他们会在树林里砍伐和烧毁植物，为农作物腾出空间。当田地里的养分耗尽时，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刀耕火种式的农业有时也被称为迁移农业。无论他们是种植庄稼，是狩猎、采集，还是兼有两者，东南亚人都习惯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组装和拆卸临时房屋，这些房屋通常建在桩子上，高于地面。

担任王室顾问的印度传教士，通常通晓梵语、泰米尔语和其他印度语族语言。他们引进印度字母表，教当地领导人如何记录送给寺庙的礼物，以及如何与其他领导者通信。文士们有时用梵语或泰米尔语刻碑文，有时用印度字母来记录当地语言的发音。这些碑文是关于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早期学者多把印度文化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仅仅描述为是印度主动传入的结果，但事实上，许多东南亚统治者决定了接受印度文化的哪些方面。

和公元1000年其他地方的领导者一样，东南亚的领导者们选择皈依一种普世宗教，以增强自己的权力。佛教和印度教都有很多王室信徒。尤为吸引人的是佛教理想中的转轮圣王。它在北亚的草原民族（如契丹人）中很受欢迎，在东南亚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转轮圣王的崇拜并不局限于佛教徒，印度教徒也相信那些有才能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统治大片领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支持。

人们接受了这些新宗教，并修建了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包括爪哇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印度坦贾武尔（Thanjavur）供奉湿婆神的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Brihadisvara temple），以及柬埔寨的吴哥窟（Angkor Wat）。这些宗教遗址的规模及其美丽至今仍令人赞叹，每一个游客都想知道，这些社会是如何建造如此壮观的建筑的。我们把这些发展出各自独特管理模式的社会称为“神庙国家”，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仪式，且“神庙”在组织大型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庙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凭借智谋，或在战争中击溃对手来掌权的，但一旦掌权，他们就不完全是依靠武力来治理国家了。这些统治者鼓动臣民，希望臣民能把他们与佛教、印度教的主要神祇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转轮圣王统治的理想，君主们会向神庙奉献礼物和土地，而臣民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的统治者在神庙里举行仪式。

由于这些神庙国家严重依赖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施展权术的能力，所以它们的势力范围波动很大。当神庙国家的统治者强大时，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扩大了，能向更远的庙宇赠送礼物，并接受来自遥远王国的统治者的贡品；还能召集大批军队，并派遣海军远渡重洋。但当统治者软弱时，它们的势力范围就会缩减。因而，这些国家往往会像气球一样膨胀和收缩。

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些神庙国家的地位尤为重要：三佛齐国（Srivijaya Empire）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在新加坡正南方约500公里，今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巨港（Palembang）附近；位于印度南端的注辇国（Cholas）在公元9世纪晚期获得了该地区的统治权；柬埔寨吴哥王朝（Angkor Dynasty）的国王们修建了著名的吴哥窟，他们往往比三佛齐国王、注辇国王统治得更为长久。

公元600年至公元700年间，在马来水手航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同时，三佛齐国崛起。三佛齐国的繁荣得益于其临近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在公元3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由阿拉伯半岛航行至中国的船只发现了一条新航线。发现新航线以前，这趟旅程需分为两个阶段来完成，人们先把船停在今泰国地区，用陆运的方式，运送货物穿过克拉地峡（the Isthmus of Kra），然后再装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公元350年后，船主们开始全程海运，不需要再承担陆运货物带来的损失。新航线经过马六甲海峡，船只需要在那里停泊六个月，等待季风的改变。尽管等待过程很乏味，但船员们不需要卸货后从陆路运输货物，也不需要重新装货。

我们从一个叫义净的中国僧人那里知道了航线的改变，公元671年，他沿着这条航线去往印度（在公元7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去过几次）。义净经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和印度间旅行，这个事例提醒我们，商人并非该地区来往于不同港口的唯一人群。僧侣们周游各地，有时是为了能拜名师为师，有时是为了回应统治者的邀请。这些佛教徒的修行包括了密宗的咒语、仪式和开蒙。统治者接待了这些佛教徒，因为他们希望圣人能有助于自己的王国发展。

三佛齐国的统治者通过鼓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并从中征税而使其王国繁荣起来。由于三佛齐国没有任何文字史料留存下来，我们对它的了解大都来自中国的正史。宋朝史书中对三佛齐国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今天的维基百科条目一样，中国人对外国土地的描述也遵循着一套公式，内容包括当地最重要的产品和货币体系（三佛齐国居民用黄金和白银换取想要的商品，他们不使用钱币），以及该国历史上最重要事件的编年记录，且中国人几乎总是会记录下带着贡品前来宋朝的代表团名单。三佛齐国统治者进献给宋朝皇帝的物品中，有象牙、犀牛角、水晶和香料（如乳香），这些都是宋朝皇室及平民非常需要的东南亚商品。另一份来自中国的史料称，三佛齐国的统治者保持着对乳香和檀香的垄断，这些货物经政府官员出售给外国商人。

中国和阿拉伯来访者将三佛齐国的首都描绘成一座传统的城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在苏门答腊岛上到处寻找它的遗迹，但并没有找到。最终他们意识到，三佛齐国可能从来没有固定的都城，唯一的永久性建筑是供奉佛陀的砖塔。如果航运设施在战斗或风暴中被摧毁，统治者总是可以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

独木舟对三佛齐国来说至关重要。当国王需要召集人手进行远征的时候，就会派使者乘独木舟去往上游地区，向下级首领传达命令；然后，这些参与远征的人就会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在约定的时间到都城集合。退潮时，划桨者只需几个小时就能航行80公里。大约在公元900年，一位阿拉伯作家曾目睹一支由10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响应国王的召唤。

在三佛齐国统治时期，有不同类型的船只远渡重洋。其中一种是东南亚的拼板船。另一种是独桅三角帆船，这种船的船板是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由于其柔韧的船身，独桅三角帆船在触礁时不易散架。该船的主要制造中心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其主要用户是穆斯林商人。

人们在港口城市巨港以东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近海打捞起一艘长18米的沉没的独桅三角帆船，即“勿里洞号”，一同被发现的还有船上所有的货物。由此，我们得以知道公元800年左右的独桅三角帆船是什么样子的。〔根据勿里洞沉船打造的现代复制品“马斯喀特之珠号”（The Jewel of Muscat）曾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展出。最近，考古学家们又挖掘出了另一艘独桅三角帆船“帕侬素林号”沉船，该船年代稍晚一些。〕

由于“勿里洞号”的归属权在进行商业挖掘之前已被争夺了整整一年，其残余货物还以32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新加坡政府。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挖掘所得的任何数据都是可疑的，他们还认为金钱交易助长了不科学的挖掘行为，尽管挖掘公司雇用了与印度尼西亚军方合作的专业考古学家来防止进一步的损失。这些批评人士未能意识到在一个有这么多未受保护的沉船的地区开展挖掘工作的艰巨性。2012年，他们还阻止了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Museum）下属的萨克勒博物馆（Sackler Museum）举办的一场有关沉船的展览。尽管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仍然认可沉船上物品的真实性。

“勿里洞号”的船板来自非洲，并在阿拉伯半岛拼合而成——也许是在阿曼附近，那里至今仍在制造独桅三角帆船。这艘船在公元826年后的某个时候沉没了（船上的一个陶器标示了年代），它运载了大量铁器、银锭、金器、铜镜和陶瓷，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中国出口商品。陶瓷的数量是如此之多，连最有经验的考古学家也感到吃惊不已。考古学家们还在沉船残骸中发现了6万个湖南长沙窑中烧制出来的小盘子。

沉船上有些陶瓷带有类似阿拉伯文的字母，但仔细一看，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阿拉伯文字，尽管看起来很像。（专家称之为伪阿拉伯文。）独具匠心的中国工匠想要将陶瓷卖给阿拔斯帝国的消费者，于是，他们以阿拔斯帝国的陶瓷为模型进行制作，但工匠们不懂阿拉伯语，无法刻上正确的文字。这一点并没有阻止中国人为穆斯林消费者批量生产陶瓷，而穆斯林消费者也认为中国陶瓷质量上乘，因为它们几乎是半透明的，壁很薄，敲击时会发出响声。

为了应对中国陶瓷的挑战，阿拔斯帝国的工匠们在公元750年后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叫作“光瓷”。他们在已经烧制过一次的上了釉的罐子上，另涂上一层银和铜，使其变得闪闪发光。这些罐子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生活在东非海岸的人们会进口这种产品。“光瓷”使阿拔斯陶瓷得以保留部分市场份额，但它们仍无法与经高温烧制的中国陶瓷相媲美。当时的全球化形势就如同现在的一样。

“勿里洞号”还装载了高档的货物，其中有四个杯子、三个碟子，都是由纯金打造而成的。有一个金杯堪称迄今为止在中国传统时代制造，于中国境外发现的个头儿最大的金器。还有一个敞口陶瓷罐，高有1米，上面还有一条造型复杂的龙，酒可以从张开的龙嘴里倒出来。它们是流传于中国上层社会的最高质量的艺术品，包含着精湛的工艺，可能是唐朝皇帝送给伊斯兰统治者的礼物，也可能是对伊斯兰统治者贡品的回赠。没有作为贡品进贡中国的伊斯兰商品则会被运往中东出售。

从陶瓷的式样来看，这艘船当时正驶向伊斯兰世界的某个港口，极有可能是巴士拉或阿曼。这艘船在公元826年12月至次年3月下旬（或者是一两年后）间离开广州，并在季风的影响下向南航行。由于一路风平浪静，这艘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广州到勿里洞岛的航程。它本应继续驶向马六甲海峡，但最终在勿里洞岛沉没了。

从事长途贸易的船只并非都与“勿里洞号”类似。爪哇中部婆罗浮屠的石板上雕刻有同时代11种不同的船舶设计。带有舷外支架的商船的石刻浮雕，提供了许多关于东南亚船只建造的细节。从婆罗浮屠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来到萨穆德拉·拉克萨博物馆（Samudra Raksa Museum）。馆中有一艘海船，是基于婆罗浮屠一块石板上的浮雕重造的。这艘船在2003年至2004年间成功完成了前往马达加斯加岛的航行。

婆罗浮屠是由夏连特拉王朝（Shailendra Dynasty）的统治者建造的，他们还与三佛齐国的统治者通婚。夏连特拉王朝还会为三佛齐国提供大米——对等待风向转变的来访船只和船员们而言，这是一种重要物资。

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纪念碑。这座九层高的古迹始建于公元800年左右，全部由石头建成，高31.5米。可能是由于火山爆发或地震，碑的底层在刚开始建造时就已沉入地下。这一层为那些不遵守佛教戒律的人描绘出了地狱的模样。

游客从地面一层出发，绕一个完整的大圈参观石板上的浮雕。当他们观看完毕后，就要拾级而上。若要全部参观展示了1460个不同场景的石板，游客需要走5公里的路。大多数石板描绘的是佛陀。在有一块石板描绘的场景中，佛陀看上去像一位船长，他在女食人魔居住的岛屿上遭遇了海难；在另一个场景中，佛陀冒着暴风雨，从海怪手中拯救了一艘船。

有一块石刻浮雕展现了爪哇市场的场景。市场上，女性小贩多于男性小贩，而这一现象得到了书面资料的证实。爪哇市场是定期举办的，通常是每隔五天左右，国王任命市场官员监督这些兼职商贩和职业商贩的活动。兼职商贩中有农民、织布工和金属工匠，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由自己种植或制造的；全职商贩则是售卖他人的商品。国王授予商会征收商业税的权利，然后商会会将税收转交给寺庙。

在浮屠的顶部，游客会看到72尊佛像。佛已经获得了开悟，但选择留在这里帮助世人；佛教徒经常向佛像祈祷，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每一座佛像都被安置在一个钟形的石头结构里，有开口可以供人观赏。72尊佛像之上曾有一座塔，塔内可能藏有佛陀的舍利，也许是一小块骨头，或者是一小块玻璃（类似于保存下来的身体部位）。人们还在婆罗浮屠发现了用许多不同语言写成的泥板，这证明该地区作为朝圣中心的吸引力之大。

在公元800年左右婆罗浮屠建造之时，职业商人已经参与了长途的区域贸易，他们从中国进口铁器和丝线。爪哇生产的大米远远超过了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这使得商人能够用多余的大米交换来自邻近岛屿的丁香、檀香和肉豆蔻。红花和黑胡椒原产于印度南部，但爪哇人学会了如何种植这两种作物。爪哇后来成为中国主要的黑胡椒供应商，爪哇和巴厘岛还为中国织工提供了红花染料，这种染料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使纺织品的颜色变成深玫瑰红。爪哇商人和巴厘岛商人成功地争夺了农业领域的市场份额，把他们的竞争对手印度赶了出去。

东南亚的制瓷工人也试图在制造业中复制农业领域的胜利。就像仿造中国出口瓷器的穆斯林工匠一样，爪哇制瓷工人改进了技术，他们放弃使用搅棒和铁砧，转而用陶轮来制瓷。但就像中国工匠无法正确书写阿拉伯字母一样，尽管爪哇制瓷工人精确地仿造了中国陶瓷的形状，但他们制造出来的陶瓷仍无法与经过高温烧制，闪烁着耀眼光泽的中国陶瓷相较。

据碑文记载，奴隶贩子曾袭击沿海的社区，然后把俘虏转移到一个新的岛上。法典还讨论了放债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奴役债务人，并解释了债务人如何赎回自由。尽管如此，仍没有证据能表明长途奴隶交易的存在。

普兰巴南（Prambanan）是距婆罗浮屠50公里的一处古迹，其中有许多场景源于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罗摩衍那》讲述了印度教神祇罗摩（Rama）的故事。普兰巴南比婆罗浮屠早五十年建成，显然是一座印度教神庙。当地的国王可能并未看到过佛教和印度教之间发生冲突，所以同时信奉两个宗教。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统治者通过对稻作农业和商业征税，资助建设这些纪念性建筑，他们也可能从姻亲三佛齐国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一些捐款。

前往婆罗浮屠的朝圣者会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岛屿上停留。朝圣者会遇到一些水手，他们的船只从伊斯兰世界驶来，抛锚停泊于此地，等待季风转向，然后才能继续前往中国。由于人们尚未发现该方向上的沉船，我们必须借助其他资料才能了解中国人进口了什么商品。穆斯林商人出售乳香和没药，要获得这两种香料，必须先割开树皮，让树液流出来，并在其变硬前将之取出。即便是在宽敞的房间里，少量的乳香或没药也能让空气变得芳香。

穆斯林商人用独桅三角帆船将这些香料直接从阿拉伯半岛运往中国。在早些时候，那些从波斯湾到中国的商人基本上都会绕过东南亚，不会在那里搭载或卸下多少货物。用现代贸易术语来说，终端用户主要是在中东和中国，而并非东南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们将眼光转向东南亚的产品。他们开始用一种生长在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松树树脂，代替从阿拉伯半岛带来的乳香。苏门答腊松树树脂并没有乳香那么香，但价格要便宜得多。

同样，最初购买中东没药的商人，转而购买更廉价的苏门答腊安息香，这是一种生长在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安息香树的固体树胶。像没药一样，它燃烧时会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强烈香味。这种从中东转向东南亚的采购模式，表明产品的替代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中间商一直在寻找更低价的商品采购地。

樟脑是另一种在中国有很大需求量的独特产品，因为它的结晶形式可以驱虫，同时它也是一种强效的减充血药物，甚至可用于制造极好的防腐液。樟脑和安息香出产于苏门答腊的同一地区，用同样的人工就可以收获这两种作物，用同样的船只就可以把它们运送到中国消费者手中。

乍看之下，晚期转向东南亚商品的做法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为什么商人们一开始时是从遥远的阿拉伯船运货物，在几个世纪后，才转向了更近的货源？毕竟从一个离中国更近的地方开始销售商品，经济收益会更高。这个问题的答案听上去很现代：在一开始，东南亚地区缺乏可支持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供应商。

商人们需要有人来组织作物的收割、加工以及把它们运送到海岸，而停靠在海岸的船只则把它们运走。于是，不同的人开始一起收集那些树木和树胶。通常情况下，一组人会在高地森林收割某种作物，另一组人用小船把它们顺流运到某个港口，而第三组人则待在岸上，负责把它们装上远洋船只。

来自中国的需求的增长，直接影响了收获香木的本地居民，以及那些向港口运货的人。在商人开始停留于东南亚以前，这些本地群体中有许多人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从丛林中获取生活用品和食物，供自己使用。但渐渐地，这些人开始深深地陷入一个复杂的准工业化的农业系统。他们不得不全职工作，向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买家出口商品。是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蒸汽船或电力出现以前，全球化以这种方式改变了从未离开过家园的本地居民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900年，整个地区的贸易发展开始放缓。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攻击，当然是造成贸易停顿的原因之一。公元879年，随着唐朝的衰落，一个名叫黄巢的叛乱者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暴乱，明确针对作为贸易主要参与者的穆斯林商人，就像不久之后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发生的反外国人暴动一样。据记载，在广州，被杀害的外国人达8万或12万之多。无论实际死亡人数是多少，许多穆斯林商人已决定撤出中国，一些人搬到了东南亚，他们的离开暂时中断了印度洋的贸易。

但到了公元1000年，海上贸易又恢复了。1016年，中国将四个国家（地区）列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允许每个国家（地区）派出最多20人的代表团。在这四者中，中国人已经与上述阿拉伯地区、三佛齐国和爪哇做过几个世纪的生意，但第四种势力——印度南部的注辇国——是新兴势力。1015年，即注辇王朝建立的大约半个世纪后，第一个注辇代表团抵达中国。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注辇国的统治者和商人活跃在印度南部、泰国和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部分地区，甚至远至中国南部海岸。

注辇国是南亚最强大的王国之一，超越了印度东西海岸的其他王国，只有远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马哈茂德的伽色尼王朝可以与之匹敌。对水利的精心管理是注辇国成功的关键。注辇国建造了巨大的水槽和灌溉渠道，通过这些设施将水引入农田。王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直接向臣民征税，而是要求他们将一部分水稻收成捐给统治者资助的寺庙。统治者对低地河谷地区的控制是最强的，那里的农民在大面积灌溉的土地上种植水稻；而统治者对那些主要发展旱地农业、动物放牧或林产品采集的地区的控制则要弱得多。

注辇人是印度教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崇拜湿婆。印度教强调寺庙里的公共崇拜以及家里的日常私人崇拜。罗阇一世（Rajaraja I）还将首都坦贾武尔的大量土地赠予供奉湿婆的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就像加兹纳的马哈茂德在索姆纳特破坏的那座神庙一样，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最深处的房间里也竖着一块林伽。

当罗阇一世在公元985年登基时，他直接控制了首都坦贾武尔附近及他管辖下的其他大城市，但这些城市周围的许多村庄基本上是独立的。罗阇一世征服了印度南部的大片领土，并成功地入侵了斯里兰卡。他还通过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下辖的地方寺庙网络来贯彻自己的权力，神庙承认注辇国王是其精神领主。

和其他统治者一样，罗阇一世通过赞助寺庙来开展外交活动。他认为巩固与盟友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允许盟友在注辇的领土上建造寺庙，他还通过向这些盟友出资修建的寺庙进行捐献，来表达自己的支持。1005年，三佛齐国的统治者在纳加帕提南（Nagapattinam，注辇王国最重要的港口）建立了一座佛教寺庙，并资助了当地一座印度教庙宇。罗阇一世和他的儿子拉金德拉（Rajendra）把来自邻近村庄的税收收入都奉献给了这些宗教建筑，它们在1467年仍然矗立着，当时，有一些来自失事船舶的缅甸僧侣在这些遗址上进行了祷告。这些类型的宗教捐献把遥远的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公元993年，罗阇一世入侵斯里兰卡，这是一个佛教占主导地位的岛屿，距离印度南端只有55公里。征服的结果是注辇直接统治了斯里兰卡的几个重要城市，罗阇一世还在那里建造了湿婆神庙。他对这些地方实施了充分的控制，向在主要道路上运输货物的商人收取过路费；但他还尚未收取其他税种，因为这需要更多的人手。

征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统治者和士兵们都获得了战利品。信奉印度教的注辇军队洗劫了佛教寺院，后世的佛教编年史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注辇人占领了马赫西（Mahesi），夺取了珠宝、王冠、整个皇家的装饰品和价值连城的钻石手镯，此外还有神赐予的礼物、削铁如泥的剑和残留下来的布条……他们破门而入，带走了储藏室里许多珍贵的黄金神像，粗暴地摧毁了所有的寺庙，并像吸血的夜叉一样，把斯里兰卡所有的珍宝据为己有。”注辇的印度教统治者将三佛齐国的佛教徒视作敌人。他们袭击三佛齐国佛教寺庙的理由，与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袭击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寺庙的理由非常相似，即从不同宗教大区的庙宇中掠夺财物。

在像罗阇一世等有经验的统治者的掌控下，注辇国与遥远的强国建立了联系。1012年，罗阇一世的儿子拉金德拉成为联合统治者，这种统治模式一直持续到罗阇一世去世的1014年。从那时起，这一原本扩张中的国家开始走向衰弱。拉金德拉的首都，被他自诩为“征服了恒河的注辇之城”，从未取代过他父亲创造的更为荣耀的坦贾武尔。

如今，除了刻在石头或铜板上的文字，几乎没有来自注辇的原始资料留存下来。刻有文字的棕榈叶全都在印度南部湿热的气候中腐烂消失了。而那些碑文或铭文大多十分简短，且每段文字都记录着一个团体（有时是一个商会）以统治者名义赠送给寺庙的礼物。这些礼物是注辇国王强迫捐赠者捐献的，还是捐赠者主动捐献，然后把功劳归于统治者的？我们并不清楚。

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构成了不同学者对注辇国国力不同评价的基础。那些视注辇国为强大国家的学者，认为国王是关键角色；那些认为捐赠者是主动进行捐献的学者，则弱化了国王的作用。而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对一段注辇碑文的解读。这段碑文中出现了极为大胆的自夸，这些叙述来自罗阇一世之子拉金德拉，他声称自己在1025年时曾派遣一支舰队去征服三佛齐国的首都（及其属国）。

拉金德拉还在他父亲修建的湿婆神庙的西面墙上刻下了这样的碑文：“拉金德拉派出许多船只，去往波涛汹涌的大海，他的人成功捕获了羯荼诃（Kadaram）[1]国王及其光荣的军队中的大象，拿走了国王积攒起来的一大堆财富；在羯荼诃辉煌的首都的战门上，拉金德拉的人还夺取了‘持明者之拖拉纳’[2]（Vidyadhara Torana）。”除去华丽的措辞，这段碑文的重点很简单：拉金德拉俘获了三佛齐国的国王和他的大象，夺走了首都的拱门，并洗劫了首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想象，拉金德拉确实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往如此遥远的地方，但他的队伍并未在苏门答腊留下任何踪迹。事情的真相可能是某个前去苏门答腊岛的商会，带了一些雇佣兵来保护自己的商品，当商会受到攻击时，这些雇佣兵便成功地击退了敌方。

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用碑文来增添自己的荣耀，在这方面，拉金德拉和其他统治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缅甸蒲甘王朝（Pagan Dynasty）的一位统治者还声称他的使者成功说服注辇统治者放弃印度教，而改信佛教——事实上这从未发生过。

重要的是，拉金德拉关于远征三佛齐国的碑文中提到了东南亚的13个不同地方（5个可能在马来半岛，4个可能在苏门答腊，1个在尼科巴群岛，另外3个尚不清楚）。拉金德拉的文士们对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地理位置的详细了解，证实了印度洋航线已将注辇国和东南亚地区连接在了一起。

其他的寺庙碑文罗列了寺庙收到的各种捐献，尤其是来自商会的捐献，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商会成员是如何获得地理知识的。早期的印度就已存在商会，它们在注辇王朝统治时期繁荣发展。商会成员既有印度人，也有非印度人；这些出售不同商品的成员之所以联合起来，是为了能从统治者那里获得特权——有时他们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有时他们又可以代表统治者征税。

商会是注辇扩张的关键。说泰米尔语的商人团体联合起来，在东南亚和中国开展贸易。他们专注于高利润商品：黄金、胡椒、各种东南亚香料和高档印花棉布。印度和东南亚的居民更喜欢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在当地炎热的天气里，穿着棉布会更舒适。这些商会会组织棉布的生产，从种植棉花到染织布匹，再到最后的印花。

印度南部的东海岸有一个名为“五百人会”的商会。一份来自迈索尔（Mysore）的1050年的碑文显示，该商会成员已走遍印度、马来半岛和波斯，他们交易大量的货物，包括大象、马匹，还有珍珠、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其他宝石，以及小豆蔻、丁香、檀香、樟脑和麝香。他们商品的多样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度洋航线是一条主要的航线，而商品种类的繁多，凸显了这条航线的成熟。碑文中的商品名单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它表明丝绸并不是从马来半岛到印度的航线上的主要商品，而今天的学者常把这段航线描述为“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丝绸甚至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纺织品，棉布才是。

完整的商会碑文语言华丽，英译本大约有三页长，碑文中还有对一群印度教商人的令人惊讶的描述：“他们有时像大象一样，四处攻击，四处杀戮；有时则像牛一样进行踩踏和屠杀；有时，他们还像蛇一样，用毒液杀人；有时又像狮子一样，到处扑杀撕咬。”这些商人的跋扈源于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可以用商会成员缴纳的会费，聘请雇佣军来保护自己的货物。

在拉金德拉之后，一系列较弱势的国王相继继位，注辇国的实力日渐萎缩。11世纪60年代，注辇开始从斯里兰卡撤离，并于1070年正式撤退。正如中文文献所证明的那样，在当时，注辇国和三佛齐国是竞争对手，他们都声称自己战胜了对方。在几起两国互争地位的事件相继发生后，中国的礼仪官员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把注辇国降为三佛齐国的附庸。13世纪时，随着国力的削弱，注辇统治者不得不将大片领土割让给邻国。

注辇商会总是只在口头上支持自己的统治者。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靠着统治者才在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即便是在王朝衰落的时候，这些泰米尔人商会组织仍然活跃在缅甸、泰国和中国。在中国的港口城市泉州，他们建立起一个活跃的外国人社区，泰米尔语碑文和印度教寺庙遗迹证明了这一点。

位于今柬埔寨的吴哥国（Angkor Empire）是一个与三佛齐国、注辇国同时期的神庙国家。这个王国的名字“吴哥”源于梵文“城市”一词，而在公元9世纪晚期发展成为王国首都的这座城市也以“吴哥”命名。吴哥窟位于今柬埔寨暹粒（Siem Reap）附近，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古迹之一，数百座寺庙占据了一个达20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

吴哥王朝建立于公元802年，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400年以后。每一位成功的统治者都帮助扩大了王朝的影响力。吴哥王朝的建立者是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他在公元802年登上王位，并成功地征服了大片领土。在他继任者统治期间，王朝势力一度衰弱；但当强大的统治者登上王位时，吴哥王朝的势力又得到增强。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1218年在位）是吴哥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建设者。

神庙国家吴哥国的许多特征听起来让人颇感熟悉。那些通过向佛教团体捐赠金钱和礼物来积攒功德，继而实现转轮圣王理想的吴哥统治者们，会为佛教寺庙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也会资助印度教寺庙，以供奉湿婆和毗湿奴。大多数统治者会选择某一个神祇作为其供养对象。几乎所有得到王室供养的寺庙都是用石头建成的，而非木头，庙里还有用梵文和当地高棉语书写的碑文。此外，当地艺术家会依照印度人的模样描绘神祇，臣民还会向全国范围内的圣陵和寺庙里的林伽供奉祭品。

虽然很多人用吴哥窟这个名字来指代整个遗址，但实际上它只是二十多个寺庙中的一个，这些寺庙还包括大吴哥（Angkor Thom）、女王宫（Banteay Srei）和塔普伦寺（Ta Prohm）以及许多其他规模较小的建筑群。〔“吴哥窟（Angkor Wat）”中的窟（wat）是一个佛教用语；这座寺庙最初是一座印度教寺庙，在1400年以后才被称为吴哥窟。〕从一座寺庙步行至另一座寺庙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即便是在十二月的冬日里，这里依旧是烈日当空，但游客可以选择骑自行车、摩托车，或乘出租车参观。

一种叫作激光雷达的新测量技术改变了我们对吴哥的理解。安装在飞机或直升机上的激光枪会朝着某一地点发射脉冲，软件则会把地面反弹回来的脉冲记录下来。然后，激光雷达就会生成一张去除了植被干扰、变得异常精确的地图。这张地图会显示出地面的实际形状和轮廓，图上还包括墙壁和寺庙的遗迹，而这些遗迹通常会被茂密的热带森林所掩盖。

对吴哥的激光雷达探测已经成功捕捉到了当地运河、土方工程、水坝和池塘的轮廓——这些都是灌溉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不使用这种技术，即便是能顺利穿越丛林，这些轮廓也很难被探测到。吴哥国王的臣民之所以能种植支撑整个王国经济的水稻，就是因为这些水利工程的存在。

虽然早期的调查人员认为寺庙建筑群外的区域是无人居住的，就像今天一样，但激光雷达的探测结果显示，这些区域有着密集的城市街道，街道上的住宅鳞次栉比。结合激光雷达探测结果与碑文信息，考古学家们大大增加了对吴哥窟人口的估计，他们认为当地人口已达75万人。

令人惊叹的寺庙壁画，提供了关于人们如何生活的信息。巴戎寺（Bayon）著名的石浮雕描绘了印度教史诗和佛教经文中的宗教场景，但这些浮雕偶尔也会描绘日常生活。观众甚至可以看到高棉人和中国人（他们有不同的发型）斗鸡的场景。

这些场景预示着商业进程的重大变化。虽然东南亚的统治者和平民仍继续崇拜印度神祇，但在公元1000年后，他们与南亚的直接接触减少了。随着印度商人逐渐撤出该地区，中国成为他们主要的贸易目的地，在当地的中国商人的数量也增加了。而东南亚居民也越来越多地向中国消费者提供商品，满载货物的船只频繁往返于两地。

贸易转向中国，这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爪哇人和巴厘人自11世纪起就从中国进口铜钱，并在小规模交易中使用；到了13世纪，当来自中国的铜钱供应不足时，他们开始仿制中国铜钱以供己用。在东南亚的各个港口，中国商人的数量都超过了印度商人，尤其是在13世纪70年代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之后，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永久地搬到了东南亚定居。13世纪也是苏门答腊北部最早出现穆斯林坟墓的时期，伊斯兰教最终在那里扎根。

13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周达观的元朝特使代表忽必烈访问了吴哥。周达观注意到了许多事情，并撰写了一份极为详细的报告[3]。他列举了从中国出口到柬埔寨及其他地方的各种货物。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柬埔寨人也进口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周达观列举的清单中还包括一些原材料，即水银、硝石和檀香，而他所列的制造品的种类十分丰富，有锡蜡、漆盘、铜盘、布雨伞、铁锅、箆箕、木梳、针和蒲席。当时的中国工业并不是靠电力驱动的，但仍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作坊，能够大量生产出口产品。

以下是周达观列出的柬埔寨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清单：翠毛、象牙、犀角、黄蜡、降真、豆蔻、画黄（用于纺织品的黄色染料）、紫梗、大风子油（是治疗皮肤病的药物），以及青色和绿色的胡椒子。许多林产品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柬埔寨人在收集这些原材料时保持了传统的方式。事实上，这些出口的天然产品需要依赖复杂的物流和准工业化的处理方式。周达观解释说，专业的全职猎人会利用雌性翠鸟来吸引雄性翠鸟，引诱它们进入自己的网中；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捕获三到五只翠鸟，而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只翠鸟也抓不到。

周达观访问柬埔寨之时，柬埔寨的主要对手是越南。越南位于沿北部湾的重要贸易航线上，向生活在其北方的中国消费者供应商品。越南与柬埔寨两国所供应的商品是相同的。尽管越南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国家，但相较于其他东南亚人，越南人对中国人的模仿程度更深，他们甚至还有一套自己的科举考试制度。

云敦岛（Van Don）是红河三角洲下龙湾（Ha Long Bay）附近的一座岛屿，1100年后成为越南北部最重要的港口。那里的商人把高地的林产品卖给来自印度洋地区的商人。中国商人对云敦岛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大量定居于此地，深深地影响了当地居民，使当地人习惯于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食物以及喝中国茶。

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发现自己支持的越南国王实际是个篡位者，于是下令攻打越南。二十年来，明朝政府试图把越南当作中国的一个省来统治，并在越南各地设立办事处，从商业、制盐业和渔业中征税。

明朝甚至还在云敦岛附近设立了一个专门用来收集珍珠的珠场。在中国，珍珠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商品。时人是这样描述的：“海中产珠，明设场采之，役民日以千计。辰明诛求无厌，凡土所有，胡椒、香料、白鹿、白象、九尾龟、倒挂鸟、白颊猿、蚺蛇之属，皆责收捕归，燕民骚然矣。”这段话让人真切地体会到在全球化经济中，生产者的处境是怎样的。这些越南当地人整天在户外工作，他们采集的动植物都会被运往中国。当明朝于1427年撤出越南时，本土王朝恢复了统治，但越南仍继续为中国消费者生产商品。

东南亚的全球化经济在五百多年后成形了。东南亚居民和印度居民跨越印度洋的贸易已经持续几千年，随着整个地区的消费者——特别是中国港口城市的消费者——购买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芳香树脂和木材，这种联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有时，某些航线会显得比其他航线更为繁忙，但整个地区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在公元1000年以前，连接东南亚和外部世界的大部分航线是通向印度的。但大约从公元1000年开始，整个东南亚地区都重新调整了发展方向，以便供应中国，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1] 也称古吉打王国，位于马来半岛的一个早期王国，成立于公元5世纪，在公元8世纪时，古吉打王国成为三佛齐王国的附属国。——编者注

[2] 持明者是佛教用语，指有智慧者；拖拉纳是一种拱门，在印度次大陆，拖拉纳被广泛运用于宗教建筑中。——编者注

[3] 即《真腊风土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