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000年的世界里，中亚只有一种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资源——骑兵，中亚骑兵的技术比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的骑兵都更为高超。当骑兵列队攻击时，他们的弓会射出箭雨，极具破坏性，就像今天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向敌军步兵发射子弹一样。直到16世纪以后，火药武器——如大炮——才能击败游牧民族的神箭力量。

雄心勃勃的领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勇猛战士的力量。一个崛起的首领可以建立一支由自己部落成员组成的军队，并分给成员一部分战利品。他还可以从其他部落招募士兵，建立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更大联盟；或者他可以组建一支完全由买来的奴隶士兵组成的军队；他可以尝试袭击附近的农业社会——中国和印度是首要目标。最成功的领袖根本不进行突袭，因为他们可以定期从定居的农业统治者那里得到保护费。

骑兵队以比当时任何其他行进方式都更快的速度在陆地行军。担任信使的单个骑兵有时一天能行进近500公里，而参加快速军事行动的骑兵可能平均每天行进近100公里。成千上万人的行进会造成后勤困难，即使是骑马，大型军队的行军速度也要慢一些，大约每天24公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军队相当。

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的辽阔草原带，是一条约7000公里长的天然道路。每当马儿需要吃草时，骑兵们就会停下来喂马，然后继续前进。这片草原成了13世纪以后征服并统一了中亚和东亚所有现存势力的蒙古帝国的心脏地带。

在公元1000年，中亚的勇士们开辟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道路。商人们用这些新路线运输小而轻的商品。最抢手的商品是什么？是勇士自己以及他们的马匹，无论他们是出于自愿，还是作为被售卖的奴隶。然后是纺织品（最适合挂在帐篷的墙上）、毛皮（作为给家臣的温暖而理想的礼物）和宝石（轻便且易于携带）。科学、数学和历法学的最先进的专业知识——也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沿着这些路线传播，学者们从一个统治者的朝廷来到另一个统治者的朝廷，寻找一个好的赞助人。

一如既往，政治环境影响了整个地区的路线形成以及商品与思想的流动。

在阿拔斯王朝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后，马上就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伊斯兰王朝的起落。我们故事中最重要的是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s）、喀喇汗王朝和塞尔柱王朝。这些很难发音（也很难记住）的伊斯兰王朝为阿富汗、今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北部和中国西北部——这些地区仍占伊斯兰世界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中亚居民引入伊斯兰教，这就是这些王朝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

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使世界主要宗教扩展到新的领域。基督教传入东欧和北欧的时间，与伊斯兰教传入西非和中亚的时间正好一致。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地统治者面临着与其他地方的统治者完全相同的宗教选择问题：哪种普世宗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并能带来最强大的盟友？一些在巴格达和布哈拉（Bukhara）附近建都的部落首领选择了伊斯兰教，这是阿拔斯哈里发和萨曼王朝统治者的宗教。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伊斯兰教对部落人民有吸引力，但一些统治者仍选择了佛教。结果就是这两个宗教大区将中王一分为二，分界线大致位于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批独立的伊斯兰领袖们脱离了阿拔斯王朝，他们所做的正是埃及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伊本·图伦所做的：仅仅是停止向巴格达上缴税收收入。萨曼王朝是一个强大的中亚家族的后裔，他们的姓氏是萨曼（Saman），在哈里发军队夺取了波斯萨珊帝国（the Sasanian Empire）的土地后不久，萨曼家族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很快地，其家族成员就在阿拔斯帝国的官僚机构中获得了职位。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他们的职责恰恰是阿拔斯帝国内所有那些官员的职责——收税和征兵。公元819年，来自萨曼家族的四兄弟被任命为该地区不同城市的总督，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萨曼王朝首都的布哈拉以及主要的学问中心撒马尔罕。随着萨曼军队规模的扩大和阿拔斯帝国派遣军队能力的下降，萨曼总督扣留了越来越多本应上缴巴格达的税收。

公元875年，阿拔斯帝国正式承认萨曼王朝是帝国在中亚的代表。萨曼王朝用寻常的方式对阿拔斯哈里发说了些套话：会在周五的祈祷中提到作为伊斯兰共同体领袖的哈里发的名字，还会定期派送报告和馈赠礼物。但萨曼王朝再也没有定期向巴格达纳税。萨曼王朝占据了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领土。即使在萨曼王朝分裂之后，后来的中亚穆斯林统治者们仍然渴望重新统一曾经的萨曼王朝领土。这些不同的继承国扶持伊斯兰教后，这一变化影响了该地区的每个人。

阿拔斯帝国和法蒂玛帝国是巴格达、开罗和其他主要奴隶市场的所在地，而萨曼王朝控制着连接草原与两个帝国的路线，可通过把战俘卖为奴隶来增加收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次战役中，一位萨曼王子击败了居住在咸海和里海之间的花剌子模地区的一些突厥部落。他抓获了大约2000名俘虏，并把他们卖掉，获得了60万银币的高额利润。而中亚奴隶贸易的规模及其可能产生的收入是上述数据的数倍之多。

除东欧和非洲，中亚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大奴隶来源地。在公元1000年，中亚奴隶的贩卖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被迫迁徙。

当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有技能的奴隶士兵比没有技能的奴隶价格更高时，他们就建立了一所训练军事奴隶的学校。来自奴隶贸易的收入使萨曼王朝非常富有，以至于他们能持续铸造高纯度的银币，直到公元1000年后的某个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出现白银短缺，萨曼王朝的白银供应才被切断。

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波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二重要的语言。写于公元982年的重要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总结了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地区的诸多地理情况。它以波斯语（而非阿拉伯语）著述，表明这种语言在中亚地区越来越受欢迎，而在巴格达周围地区，阿拉伯语仍是主要语言。

一批才华出众的伊斯兰学者生活在萨曼王朝，其中以比鲁尼最为出众，他研究天体运动、与欧亚大陆相对的大陆的存在以及如何用大马士革钢铸剑。他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通常用阿拉伯语写作，阿拉伯语是他所生活时代科学文献的常用语言。他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穆斯林科学家之一，甚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一个地铁站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在公元10世纪90年代动**的政治形势下，比鲁尼从一个王廷旅行到另一个王廷，为全面研究不同社会的历法而搜集资料。公元1000年后，比鲁尼动身前往位于咸海南岸的花剌子模地区的家乡继续他的研究。他结合了严谨的文本研究——在前印刷时代，他尽一切可能收集手写稿本——和专家的访谈。他对非伊斯兰教的信仰者毫无偏见。当他认为信息不准确时，他就会记录下来，而且他拒绝写作不熟悉的话题，比如叙利亚基督徒在印度所使用的日历，因为他无法采访任何一位对该话题有足够了解的人。

公元1000年，比鲁尼只有27岁，但已完成了一本复杂的、开创性的著作《古代国家历法》（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该书记载了穆斯林和他们的邻居（包括犹太教徒、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如埃及人和罗马人所使用的各种历法。他对印度和中国很着迷，但他的著作中并未记载这两个文明的历法。直到他晚年，通往南亚和东亚的新道路的开辟，才使他得以了解这两个国家。

在手机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精确预测月球、行星和太阳的运动，不过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但生活在过去的人们很难测算天体运动，他们必须得知道春天何时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加大食物的储备，以及决定什么时候去播种。所有的社会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而月球、行星和太阳并不同步运行，这就使得挑战变得更加困难。

在《古代国家历法》的开篇段落中，比鲁尼解释说，一个晚上和一个白昼形成一个单位，即太阳日，太阳日从日落时分开始，因为穆斯林是从这个时刻开启每一个新的月份的（犹太人也认为一天是从日落时分开始的）。比鲁尼的文章紧凑而富有条理，用词谨慎。

一天的长度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精确计算一年的长度更为重要，也更困难。我们今天知道太阳年大约是365.24219天，历法必须把这额外的四分之一天考虑进去，否则历法就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播种季节。现代历法通过每四年增加一天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穆斯林历法完全是阴历，宗教年开始于每年的不同月份，所以穆斯林用阳历来决定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征收农业税。犹太人每19年增加七个月，以使他们的阳历和阴历保持一致。比鲁尼喜欢解释这些事情，因为他从分析大量不同语言的不同材料中获得了很多乐趣。他还热衷于复杂的数学计算，以预测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动。

比鲁尼生活在今天所谓的逊尼派国际主义时期（Sunni Internationalism）的开端，这一术语是由已故的芝加哥大学学者马歇尔·G. S. 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创造的。虽然在阿拔斯帝国解体后，中东地区在政治上没有统一，但在文化上仍然是统一的。从11世纪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学者可以借助新的旅行路线，与伊斯兰世界任何地方的老师一起学习。这相应地导致了第二种发展：一种叫作“马德拉沙”（madrasa）的新型学校的兴起。

不同于早期的学校，马德拉沙有捐赠基金，所以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居住的地方。大多数法律专业的学生都是在某一个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的，他们得学习很长一段时间，通常是四年，然后就是一段实习期。这些学生的目标是获得一个许可证，这样他们就能在法律上指导别人，并撰写法律意见书。能住在自己学习的地方，这一点对学生而言很有意义，所以马德拉沙在学法律的学生中特别受欢迎。马德拉沙的建立变得非常普遍，开罗的一条街道就有73所不同的马德拉沙，教授四种主要的逊尼派法律。

妇女不能待在马德拉沙——它们没有单独的房间给女学生住，但一些妇女，特别是来自显赫的学者家庭的女性，能够继续她们的学业，并设法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有37本人物辞典对著名学者和《古兰经》释经家进行了罗列，保存了数百名女学者的名字。编纂于1201年的一本词典，其列出的学者中有23%是女性。许多女性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使得家族内外的许多男人们都来跟随她们一起学习。关于老师和学生的信息会沿着和商品流通同样的路线而传播，连那些足不出户的人，也会接触到新的思维方式和新奇的产品。

只要当时没有爆发激烈的社会动**，学者和学生仍可以在伊斯兰国家间自由流动。但在萨曼王朝式微之时，布哈拉也动**不安。萨曼统治者的军事奴隶们变得越来越难以驯服。在公元10世纪时，萨曼王朝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招募那些来自拥有土地的家庭的男性到政府和军队中任职，所以他们用买来的突厥奴隶填补空缺的职位。

将治理的任务外包给奴隶士兵，其危险性几乎立刻就变得显而易见。公元914年，突厥军队谋杀了萨曼统治者；公元943年，他们迫使其继任者退位。从此以后，萨曼王朝的统治形同虚设；这些军事奴隶完全控制着萨曼王室的成员，萨曼王室成了他们的傀儡，就像公元945年以后被囚禁的阿拔斯哈里发是白益王朝的傀儡一样。

公元961年，当两个军事奴隶派系无法就新统治者达成一致时，一名曾是奴隶的军队指挥官阿尔普特勤（Alptegin）离开了萨曼王朝的领土。阿尔普特勤带领他的军队到达阿富汗加兹纳〔Ghazna，现在的加兹尼（Ghazni）〕的一个偏远的前哨站。阿尔普特勤通过对德里（Delhi）和印度北部的袭击，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该政权名义上隶属于萨曼王朝，但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公元963年，阿尔普特勤去世后，他的士兵们选择各寻新主，有些新主有奴隶背景，有些则没有，但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短。在公元998年，他们追随了马哈茂德（Mahmud）——一名军事奴隶的儿子。27岁时，马哈茂德成为中亚最重要的势力之一——伽色尼王朝的首领，他在阿富汗扶持伊斯兰教，而在更早之前的世纪里，阿富汗曾是佛教地区。

马哈茂德声称自己是阿拔斯哈里发的捍卫者，尽管哈里发被囚禁，但仍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哈里发任命马哈茂德为位于里海东南角的呼罗珊地区（Khurasan）的总督。在公元999年，哈里发授予马哈茂德“国之右臂”和“信仰的忠实支持者”两个头衔。哈里发还送给马哈茂德一件长袍，这是一件非常私人的礼物，因为衣服上带有送礼人的个人气味。

马哈茂德是第一位获得哈里发支持的军奴出身的统治者。他的同时代人开始称他为“苏丹”（Sultan），意为“权威”，这个头衔表明了他是多么强大。在建立了伽色尼王朝之后，马哈茂德统治了整整32年，直到他于1030年去世，享年59岁。

在此之前，所有伊斯兰王朝的奠基人都以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为母语，但中亚人马哈茂德的母语是突厥语。尽管如此，作为统治者的马哈茂德还是提倡使用波斯语，这使得波斯语成为仅次于阿拉伯语的第二语言。（当时活跃在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王朝的创始人也说突厥语，但同时也鼓励使用波斯语。）马哈茂德建立的王朝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个统治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帝国。

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都招募了加齐（Ghazi）战士，即“为了信仰而战的志愿战士”。这些战士从一支军队转到另一支军队，这样他们就可以参加反对非穆斯林群体的运动。他们的战斗有一个宗教目的，即击败异教徒，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战利品而战。

马哈茂德庞大军队的核心是4000名骑兵，他们最初都是被买来的军事奴隶。有时候马哈茂德的军队会另招纳五万人加入进来。马哈茂德命令军队在天气不那么热的冬天，向位于其阿富汗基地并不远处的印度北部发动进攻。

伽色尼王朝的主要目标是储存在印度宫殿和庙宇中的金条。马哈茂德利用穆斯林武装分子掠夺印度寺庙，这种行为是得到允许的，因为印度教徒不具备“齐米”（dhimmi），即“被保护民”的资格。印度教徒被视为异教徒，这意味着任何摧毁印度教神殿的穆斯林都是在履行一种宗教职责，这种信念集结了马哈茂德的势力，有助于伊斯兰教在整个中亚的传播。

马哈茂德的突袭行动有时并不符合伊斯兰法律，为此，他会想出一些巧妙的变通方法。由于穆斯林不允许杀害或奴役其他穆斯林，马哈茂德有时会把印度教俘虏招募到他的战争机器里，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些俘虏掠夺穆斯林聚居的城市。他的印度教士兵主要来自加兹纳的一个地区。倘若符合自己的利益，马哈茂德还会与印度北部几个不同的信仰印度教的国王结盟，就像马里王国的曼萨·穆萨为获得黄金而与非穆斯林结盟一样。

在马哈茂德的统治下，阿富汗人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但印度北部居民并没有，这是因为马哈茂德并不鼓励皈依。（直到13世纪，印度北部才在后来一个王朝的统治下变得以穆斯林人口为主。）马哈茂德增加收入的首选方法其实是劫掠。

他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攻击是1025年至1026年对索姆纳特（Somnath）的湿婆神庙的掠夺。索姆纳特是印度西北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即使是粗略的谷歌搜索也会显示出这是有史以来，穆斯林对印度教寺庙最具争议的洗劫之一。比鲁尼在他的杰作《印度志》（On India）中详细描述了马哈茂德在索姆纳特的活动，该书表明比鲁尼努力向印度以外的读者解释印度宗教及社会的复杂性。

比鲁尼的研究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为这意味着向读者解释其他民族风俗的书籍出现了。比起其他任何描写“道里”和“邦国”的著作，《印度志》对印度的研究更为长远和深入。

当时，50多岁的马哈茂德进入索姆纳特的神庙，并摧毁了主神湿婆的神象，印度教祭司会向湿婆的化身林伽（lingam），也就是**献祭。林伽体现了人类的生殖能力，代表了宇宙所有的创造力量。比鲁尼记载道，马哈茂德“下令将林伽的上半部分拆掉，其余部分运到他的居住地加兹纳，连同其所有的遮盖物和装饰物，包括金饰、珠宝和刺绣服饰”。马哈茂德在加兹纳的清真寺前埋下了被损坏的林伽，让那里的穆斯林加以践踏，以示蔑视。马哈茂德的军队中可能有印度教士兵，他也可能与印度教统治者结盟，但他明白攻击非穆斯林是激发他的战士的好方法。

马哈茂德用来自索姆纳特及其他突袭行动的收益来支付军队的报酬，并在喀布尔西南约600公里的赫尔曼德河（the Helmand River）河畔的拉什卡尔巴扎（Lashkar-i Bazaar）建立了一个新首都。他还在加兹纳建造了新的清真寺。

马哈茂德的下一个目标是北方的一个穆斯林政权，即游牧联盟喀喇汗王朝。该王朝不使用购买来的奴隶，而是使用一种古老的招募士兵的方法，他们攻击邻近的部落，然后邀请战败领袖的追随者加入自己的联盟。

公元950年左右，喀喇汗王朝的领袖萨图克·博格拉汗在与一位穆斯林法学家会面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会面，使得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开始伊斯兰化。喀喇汗王朝有两个首领，西部汗以撒马尔罕为大本营，从属于东部汗，而东部汗以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八剌沙衮（Balasagun）及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为大本营。公元999年，东喀喇汗国征服了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

公元999年标志着萨曼王朝的正式结束，这也是伽色尼王朝与喀喇汗王朝为争夺前萨曼王朝领土而展开的长达20年斗争的开始。伽色尼王朝加强了伊斯兰教对阿富汗的控制，而喀喇汗王朝则将伊斯兰教带到了新疆西部。

在公元1006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喀喇汗王朝征服了喀什东南560公里处的于阗（Khotan），这是一处信奉佛教的绿洲。后来，一位住在喀什的著名诗人从入侵者的角度描写了这座绿洲之城的沦陷：

我们像洪水一样将他们淹没，

我们在他们的城市里横冲直撞，

我们拆毁了偶像神庙，

我们在佛头上着粪！

这首诗表达了喀喇汗王朝对劫掠的渴望，他们认为这是对佛教异教徒的正义攻击。

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为了扩张自己的帝国，并获得对所有前萨曼王朝领土的控制，经常互相开战。即使在新领袖被选出后，喀喇汗的王子们仍然继续互相争夺权力，这加剧了不稳定的局势。马哈茂德直接介入喀喇汗王朝的继承权斗争中，他会支持一位候选人，直到这位候选人变得强大，然后转而去支持另一位竞争者。

附近另一个引起马哈茂德注意的王国是花剌子模，它位于咸海以南，与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领土接壤。花剌子模是罗斯人到达的最远的东方，“远行者”英格瓦尔就是死在了这里。这里还是比鲁尼诞生的地方。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设法保持了整整15年的独立，但在1017年，马哈茂德策划了当地军队的叛乱。他的部队还放火焚烧宫殿，花剌子模的统治者死于大火之中。马哈茂德随后占领了这座城市。

比鲁尼在这个时候搬到了加兹纳。波斯诗人菲尔多西（alFirdawsi）也是如此，他在1010年完成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波斯文学作品《列王纪》（Shahnameh）。这是一部关于公元651年以前波斯古代国王的历史书，哈里发军队在那一年击败了最后一位萨珊王朝皇帝。该书描绘了波斯文明的力量，以及与伊朗之外的图兰（Turan）[1]游牧敌人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

书中讲述了许多英雄的英勇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鲁斯塔姆（Rostam），他身强力壮，骑着一匹名为拉赫什（Rakhsh）的非凡骏马。拉赫什既能承受鲁斯塔姆的体重，又能杀死狮子和龙。鲁斯塔姆和他对手之间频繁的身体对抗，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鲁斯塔姆杀死他的孩子之时，因为鲁斯塔姆并没有认出这是自己的孩子。

菲尔多西选择描写波斯统治者的宿敌，而不是马哈茂德和他的同时代人。尽管如此，这本书的背景仍是一个类似于公元1000年的世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都是其中的关键角色。尽管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在该书中，菲尔多西呈现了一种他认为应该适用于其所处时代的王权模式。国王（有时是女王）需要身强体壮，也必须能够公正地进行统治。

菲尔多西要求马哈茂德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菲尔多西写了一篇讽刺作品，对马哈茂德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花剌子模的其他学者，包括医学专家和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选择不去马哈茂德的宫廷。相反，他们向西迁移到不同的波斯统治者的宫廷，这表明学者们仍然可以在不再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国家间穿梭。

1019年至1020年，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停止了战斗，因为马哈茂德支持了一位有抱负的喀喇汗王朝的领袖。这位领袖名为优素福·卡迪尔汗（Yusuf Qadir Khan），他在1024年成为无可争议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为了表明他们的亲密关系，马哈茂德在1025年时把女儿嫁给了卡迪尔汗的儿子。

自公元999年战争纷起，在中亚的两个主要伊斯兰势力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西部草原上各伊斯兰列强之间的交流也随之加强。随着学者、书籍和商品沿着新的道路流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知识传播开来，伊斯兰教进一步普及。

作为对和平新时代的回应，喀喇汗王朝向其东部的新势力——契丹人伸出了橄榄枝。契丹人统治着横跨今天中国北方省份辽宁、内蒙古、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的一大片欧亚草原。卡迪尔汗请求契丹人派一位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

契丹人声称自己是北魏（386—534）说突厥语的统治者的后裔，并信奉佛教。每当非汉民族在战争中击败汉民族并接管帝国的一部分时，他们必须从儒教、道教和佛教中选择支持其中一种，否则他们的汉族臣民就不会接受他们的统治。很少有征服者的王朝选择儒教或道教，因为它们有令人生畏的文献经典。

佛教是一种起源于印度，后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信仰体系，它之所以吸引外来统治者，是因为它关于理想君主——被称为转轮圣王——的教义。这些理想君主不必像僧侣那样住在寺庙里，也不必发誓禁欲。他们继续统治世俗世界，向佛教徒捐献土地、金钱和其他礼物，实现传统的转轮圣王理想；并依照佛教教义统治，鼓励臣民信奉佛教，从而积累佛教功德。

公元10世纪初，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契丹族首领统一了生活在北亚草原上的各个部落。阿保机尤其擅长攫取南方中原王朝的财富，无论是通过突袭他们的边境地区，还是通过抓捕汉族工匠，并迫使他们向北迁移。在他建立自己帝国的过程中，唐朝的政治轨迹使他受益匪浅。公元885年，唐朝几乎覆灭，皇帝被一个有权势的节度使软禁起来，[2]直到公元907年，最后一个少年皇帝被杀，[3]唐朝正式结束。阿保机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唐朝的继承者，并将自己的统治追溯到公元907年（实际上阿保机的统治始于此后数年）。他的王朝成为中亚草原东部最重要的游牧力量，但与穆斯林的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不同，契丹人信奉佛教。

契丹诸部与其他突厥部落，比如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用“世选制”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统治体系。世选制的基本原则是让首领家庭中最有资格的成员来担任统治者。这听起来可能很民主，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统治者必须通过击败其所有的对手，包括他的兄弟、儿子、叔伯或侄子，来确立自己统治的资格。当这场混战结束后，所有幸存的男人和一些有权势的女人聚在一起，支持胜利者成为新的领袖。

阿保机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但他反对这个制度。他尤其反对按照契丹人的风俗那样，每隔三年就得去征求所有部落首领的支持。公元916年，他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即后来的辽朝，并自立为帝。坚称自己无可替代的阿保机从此终止了三年一次的部落内选。

契丹人的数量不超过100万，他们只是生活在其国土上的一小部分人。契丹王朝统治的人口主要是汉人，还包括回鹘人等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群体聚集在辽朝社会，他们的成员说契丹语、汉语和其他语言，并融合了各自的文化风俗。

阿保机意识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是多么不同。他极富创新地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南北面官制”的制度，即为游牧部落建立一个北方式政府，为定居的臣民建立一个南方式政府。南面官由用汉语做记录、在官衙中工作的官员组成；北面官包括一大群讲多种语言的随行人员，他们跟随皇帝到处旅行。阿保机决定将他的母语契丹语记录下来，还下令创造两种契丹文字。由于现存的原始契丹文献很少，也没有类似罗塞塔石碑（the Rosetta Stone）[4]的遗存，与蒙古语有着间接联系的契丹语只有部分能被破译。[5]

作为阿保机后代的辽朝皇帝，经常与贵族一起迁移，从一个捺钵[6]迁移到另一个捺钵，以追逐好的猎物。公元938年，今天的北京成为辽帝国的五京之一。契丹人是最早将北京命名为都城的人。（后来的历代王朝都把它作为都城，这就是北京成为今天的中国首都的原因。）

阿保机是在唐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但公元960年，也就是宋朝建立后，他的后继者们面临着来自南方的强大挑战。宋朝和辽朝打过几次大战。公元1004年，辽军在北京以南地区发动了一场破坏力极大的闪电战，他们没有围攻沿途的城市，而是一直向宋朝的都城开封挺进。经过不到一年的战斗，辽军兵临距开封仅160公里的黄河边上的澶州，此后双方议和。

宋朝和辽朝在1005年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同意每年向北方支付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共2000锭，每锭重约1.9公斤）。

为了保全面子，起草和约的宋朝官员不承认“弱国”宋支付“强国”辽的银钱货物是“贡”。相反，他们称之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银和绢的数量巨大，但宋朝人当然负担得起，因为这仅仅相当于宋朝中央政府每年从一两个城镇中获得的收入。宋朝持续不断地支付，确保了辽朝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不需要通过劫掠来获得。辽朝发现了草原部落从富有的定居政权中攫取财富这一方法，甚至比马哈茂德对印度北部的持续劫掠更为有效。

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建立了重兵把守的边境线，将贸易限制在特定的市镇，这促使宋朝的贸易发展向南转向，东南亚也就成为其主要的海外贸易伙伴。

大多数地区强国，包括朝鲜的高丽统治者和日本平安时代的君主，都与宋朝和辽朝保持着联系。由于认识到辽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不得不经常与契丹人打交道，但他们尊重宋朝的文学成就，仍继续从中国进口书籍和其他商品。

高丽、日本和辽朝领土形成了一个北亚佛教大区，可与中亚西部的伊斯兰大区相提并论。在北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而在西亚，几乎每个人都是穆斯林。这两个大区使用不同的语言：伊斯兰大区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佛教大区使用汉字。专家们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互磋商，学者们在邻近的国家学习，书籍在这些大区内部——而非跨区——流通。

日本与宋朝之间并没有官方的贸易关系，但商人经常往来于中国的宁波港和九州岛的福冈港（当时叫作博多）之间，这是日本唯一允许外国商人进入的港口。该港口附近（但今天乘火车大约要花费一小时才能到达）有一个负责处理边境关系的地方政府办公室，他们决定哪些游客可以从福冈入境日本，哪些则不能。

福冈港为人们提供了从宋朝获取商品、书籍和新闻的渠道，同时它也是从辽朝获取商品和相关信息的渠道。辽朝和宋朝的史书编写者（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记录了统治者之间的数次礼物交换，但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连串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出现在了辽朝的中心地带。

陈国公主是辽朝皇帝的孙女，[7]死于1018年，公主之墓极为豪奢，因为它从未被盗过。墓内物品证明了辽朝王室奢侈品的来源之广，其中很多都是用船从数千公里外的地方运来的。玻璃器皿和铜壶来自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而水晶制成的小物件则来自苏门答腊和印度，它们看上去和玻璃很像，雕琢时须十分小心，以防弄碎。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参加辽朝统治者及其亲属葬礼的使节送给辽朝王室的礼物。

琥珀比玛瑙或水晶更柔软、更容易被加工，显然是契丹人最喜欢的材料。契丹人把大块的原料，如琥珀，带到自己的领土上，然后由工匠（通常是汉人）把它们加工成物品。

陈国公主墓中数量最多的物品——珠子、吊坠、动物形状的容器、刀柄和可以握在手里的护身符——都是由琥珀制成的。把琥珀戴在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轻微的松树香味，这更增添了它的魅力。一位名叫马瓦济（al-Marwazi）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解释说，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个词包括辽朝和宋朝的臣民）更喜欢来自“斯拉夫海”（Slavonic Sea）的琥珀，而不是当地的琥珀，因为它颜色较浅。考古测试——特别是红外光谱测试——已经证明了马瓦济的说法是正确的。部分琥珀原产于北欧的波罗的海地区（即马瓦济所说的“斯拉夫海”），距辽朝约6500公里。“琥珀之路”是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路线之一。

陈国公主墓内的景象生动地说明了公元1005年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后的辽朝的繁荣景象。辽宋双方一旦和平相处，他们就会转而投入其他的事务中去了。1010年，辽朝皇帝进攻朝鲜半岛，战争一直持续到1020年，但并未获得成功。战争暂时使商业活动中断，但战事甫一结束，贸易就恢复了。辽朝皇帝还欢迎来自其西边的统治者的示好，这就是为什么在1021年，辽帝接受了喀喇汗统治者卡迪尔汗求娶辽国公主的请求。

三年后，辽朝向伽色尼王朝发出了自己的邀请。当时，统治了近50年的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到加兹纳，提出要和马哈茂德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从地理学家马瓦济撰写的一份详细记录中得知，这位特使的名字叫夸利图卡（Qalitunka）。

夸利图卡与来自回鹘的另一位特使一同前往加兹纳，回鹘是中亚的另一支势力。他们的旅程长达4000公里，十分艰辛。从辽国领土抵达伽色尼王国，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位使节花了三年。从佛教大区横跨至伊斯兰教大区，这个外交团队开辟了一条穿越草原的新途径，连接了中国北方和阿富汗这两个相隔甚远的地区。

当两位特使抵达加兹纳的马哈茂德王廷时，他们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包括杰出的学者比鲁尼。他们讨论了海象牙（阿拉伯语中表示该材料的词语是“khutu”，一个罕见的来自契丹语的外来词）。使节们把海象牙的重要属性告诉了比鲁尼，据说当海象牙被放置在毒物附近时，它会分泌出**，这是一种明显的危险警告。因而，海象牙在宋朝和辽朝都很受欢迎。比鲁尼还学会了饮茶，几个世纪后，饮茶在伊斯兰世界变得流行起来。

马瓦济把回鹘和辽朝统治者的信件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描写了马哈茂德王廷接待使节的情况。这些信件最初可能是用回鹘语或突厥语写的，这两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实际上非常接近。马瓦济的记录中只提及了这一组信件，信的内容是完全可信的。

辽圣宗在信的开头告诉马哈茂德，他知道“马哈茂德气概非凡，威严显赫，他对埃米尔（emir）[8]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这直接表明，关于伽色尼王朝征服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契丹王朝。

夸利图卡特使为马哈茂德带来了许多昂贵的礼物，有些是来自契丹领土，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转送过来的。其中的21件上衣是用丝绸缝制的，可能就是宋朝根据澶渊之盟的规定支付给辽朝的。

辽朝使节还赠送了麝香，这是一种罕见的药材，价格昂贵，香味浓郁，是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麝的腺体中提取出来的。雄麝的阴茎前有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小腺，会分泌出难闻的分泌物。如果你杀死了麝，让它的腺体变干，然后切开，就会得到一种特殊的物质，香料和熏香制作者会把这种物质用于生产味道更香、更持久的混合物。麝香的这种增强香味的能力，使它像龙涎香一样有很高的价值。

大约200张黑貂皮和1000张灰松鼠皮肯定是来自契丹领土。来自辽朝皇帝的毛皮、纺织品和香料，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大区统治者彼此交换的典型礼物。

辽朝皇帝送给马哈茂德的最后一样礼物是一张弓和十支箭，表达了辽帝想与马哈茂德结盟的愿望。但这位回鹘特使只给了马哈茂德一名奴隶和一支箭作为“象征”，他底气不足地解释说，路途太过危险，无法携带任何有价值的礼物。

作为建立两国关系的下一步，辽朝皇帝要求伽色尼王朝从“富有判断力、智慧且性格刚毅的人”中选出一位使者。派这样一个使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彼此交流，建立起友好的互相馈赠礼物的习惯，建立起和他的友谊”。这份简洁的声明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世界各地的统治者都派遣代表到彼此的朝廷：他们既想得到邻国的信息，也想得到不寻常的商品。

马哈茂德的回应与众不同。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辽朝皇帝的提议：“和平与休战只是为了结束战争。并没有任何宗教把我们带到一起，使我们彼此交流。我们相隔甚远，但这反而能给我们双方带来安全感，使我们免遭对方的欺骗。在你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不需要和你保持密切的关系。再见。”

他直言不讳的回答表明统治者知道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的皈依，而且他们——不仅仅是现代的历史学家——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宗教大区。马哈茂德拒绝了辽圣宗，因为圣宗不是穆斯林，而且住的地方离他很远。马哈茂德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他和他的穆斯林盟友站在一边，而包括信奉佛教的辽朝皇帝在内的其他人则位于另一边。

打个比方，在一条新开放的道路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碰碰车相撞了。马哈茂德对辽朝皇帝的提议的反应，恰好就发生在相撞的一刻，而我们的史料记载常常会忽略这一时刻。这样的碰撞时刻，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想想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争夺对圣城的控制而爆发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

作为一个突厥部落联盟，契丹文化与伽色尼文化、喀喇汗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人们可能认为契丹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即便在马哈茂德拒绝与契丹人结盟之后，辽朝统治者仍然保持着支持佛教的悠久传统。

辽朝统治者展示他们信仰的一种方式是建造宝塔。佛教徒用容器把奉予佛陀的供品装在位于佛塔顶部或底部的封闭空间里。而这个封闭空间里通常有火化的骨头碎片或玻璃（或岩石）碎片，它们被认为是佛陀的舍利。

辽朝皇室于1043年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建造了一座宝塔，这座名为朝阳北塔的佛塔顶部有个隐秘隔间，里面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一个辽历1043年5月19日的石盒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像法还剩七年，终入末法。”这些是佛教关于特定时代的名称。这一铭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历法问题：当前的像法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末法时代又将在何时开始？佛教徒相信世界末日将在末法时代来临。

这个答案取决于何时开始纪年。辽朝统治者所使用的历法始于公元前949年佛陀涅槃之际，这标志着正法时代的结束，佛陀的追随者完全理解了他的教诲。经过了一千年，在公元51年，第一个理想化的时代让位给了另一个时代，即像法时代，人们只能接触到那些教义的简化版本。像法时代到1051年就结束了。1052年，当末法时代开始时，一切都将被摧毁。

佛教徒如何才能为世界末日做最好的准备？

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为未来的佛陀提供世界毁灭后重启佛教所需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不同的供品放在朝阳北塔顶部的隔间里。

这座宝塔的出土物布满了整个博物馆，证明辽朝皇室与遥远的民族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间由珠宝组成的1米多高的房子，它是由成千上万的宝石和次等宝石串成的，其中包括珍珠、珊瑚、玉、水晶、玛瑙、玻璃以及契丹人最喜欢的琥珀。多个国际供应商从非洲-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寻来这些东西。

在位于今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一座佛寺里，辽朝统治者为世界毁灭后的重启准备了佛经文本。在那里，他们出资在数千块石碑上雕刻了大量的佛经，这些石碑起到了印刷模板的作用。印刷者们可以在这些碑上涂墨，再铺上几张纸，然后对佛经进行拓印。他们把这些碑埋在一个巨大的地下仓库里，现在的游客可以参观。

佛教徒对世界末日的确切日期意见不一。在宋朝，没有人认为世界末日会在1052年到来（他们认为末日会早五个世纪到来），但日本人对1052年的恐惧不亚于辽朝佛教徒。各种预兆吓坏了日本人。公元995年至1030年间，京都遭受了包括天花、麻疹和流感在内的各种疾病的多次暴发，1006年，一颗超新星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恐慌。

世界似乎真的要灭亡了，而日本人认为世界会在1052年灭亡，就像辽朝皇室认为的那样。这种关于同一个末日的共同信仰表明，日本人和辽朝佛教徒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发现颠覆了日本与辽国接触极少的普遍观点。

诚然，官方历史记载中，两国之间的朝贡活动非常少。尽管福冈是日本唯一允许接收外国商品的港口，但日本西海岸的几个非官方港口，如敦贺、福良和十三凑，在公元10世纪90年代与辽王朝有大量的往来，包括进口鹰翼和毛皮，耶鲁艺术史学家米米·耶普鲁克斯旺（Mimi Yiengpruksawan）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日本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的藤原家族的手里，藤原氏代表年幼的天皇进行统治。每当天皇成年后，就会退位，将皇位传给一个年幼的孩子，让藤原氏继续掌权。从公元996年到1017年，摄政的藤原道长是皇位背后的权力人物，后由他的儿子藤原赖通接手并统治至1058年。

就像辽朝皇室一样，日本的摄政王也会在地下埋东西，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做准备。1007年，摄政王藤原道长在奈良城外的一座山上埋葬了15部佛经。数以百计的此类墓葬中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些是日本制造的，有些是宋朝制造的，有些是辽朝制造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北亚的佛教国家中存在着一个非官方的贸易区。

书籍也沿着同样的道路流通。当藤原赖通听说有一本他想阅读的佛经在辽朝疆域内流传时（这是在他成为摄政王之前），他请居住在宋都开封的一位僧人为他寻找到了一部抄本。虽然澶渊之盟禁止中国书籍出口，但效果并不佳，因而僧人得以用船将书籍从开封运至日本福冈港。

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日本人更加迫切地寻求精确的历法信息。统治者重视历法科学，因为对天空的了解可以帮助他们维持政治控制。他们相信，不正常的事件，比如难以预料的日食现象，表明这股控制宇宙的力量的不满，表明世界即将灭亡，人们应当比平时观察得更仔细。

1040年，京都朝廷的两名天文学家对日食发生的时间产生了分歧，当权的藤原赖通试图通过查看最新的中国历法来消除分歧。他派人到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一个主要的印刷中心，寻找一份历法副本。佛教大区中的辽朝、日本和高丽都相信1052年是世界末日，而书籍则沿着连接这些政权的道路而传播。高丽的历法专家与其日本及辽朝同行进行了商议，就像比鲁尼与伊斯兰教大区中志同道合的专家进行讨论一样。

当1052年终于到来的时候，藤原赖通将自己在京都宇治郊区的一所别墅改造成了佛寺，后来这座佛寺被称为凤凰堂，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展翅腾飞的鸟。建成的凤凰堂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并被刻在10日元硬币的表面。凤凰堂表现出了受辽朝影响的多重迹象。在一个没有柱子支撑屋顶的大殿里，设计者放置了一尊巨大的佛像，并用大量的镜子和不同寻常的金属物来装饰大殿。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1052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灾难。有些人相信末法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但另一些人并不那么肯定。几年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没有人为末法时代提出一个新日期，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

公元1000年至120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更迭。1030年，59岁的马哈茂德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但是塞尔柱人在1040年打败了伽色尼王朝。1125年，臣服于辽朝的部族之一女真人推翻了他们的统治，并在12世纪40年代签订了一项条约，要求宋朝支付比1005年澶渊之盟规定的还要多的岁币。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并没有改变佛教和伊斯兰教大区之间的边界。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皇室各分支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喀喇汗王朝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1211年。当时，他们像中亚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向几乎不可战胜的对手成吉思汗投降。成吉思汗组建了一支由草原民族构成的军队，比任何早期的联盟都更为庞大和强大。每个士兵都有多匹坐骑，他们每个人都能在马上做出不同的动作（比如可以俯冲下来从地上捡起东西）。军队还有复杂的骑兵阵法，战斗力最强的骑兵可以行进在军队的最前面。成吉思汗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包括在新疆西部幸存下来的契丹人的一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没有购买奴隶士兵，而是把更多的战利品分给了那些在战斗中最为勇猛的人。

成吉思汗为当时的“中亚模式”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恐怖。每当蒙古军队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他们就会给当地统治者一个投降的机会，以接受蒙古可汗的统治，并定期向可汗的代表进贡。如果当地统治者同意了，蒙古人就会任命一名总督来监督这个地区，并允许这位前统治者在交税的前提下继续统治该地。虽然蒙古人继续崇拜他们自己的神祇（天神腾格里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但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穆斯林和佛教徒臣民。

若当地统治者不愿投降，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蒙古人会实行屠戮。在蒙古人征服的一座城市里，被杀死的当地居民的头骨被堆集在城墙外的一个大土堆中；而居民被割下来的耳朵，则被丢弃在另一座城市。蒙古人的目标始终如一，即让那些抵抗的人投降，而不是让他们继续战斗。一旦某座城市被攻陷，蒙古人就会把居民分成不同的群体，熟练的织工和金属工人会被派往首都。蒙古军队吸收了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军事技工。技工们可以发射成捆的火药，火药一被触碰，就会发生爆炸（这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或者是使用弩炮向空中投掷巨大的石头，以摧毁目标。

当来自比利时的方济会传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访问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时，他遇到了来自遥远的法国的欧洲战俘。其中有一个人是技艺精湛的银匠，他制作了精美的喷泉。像银匠这样的俘虏可以结婚、成家，生活得很舒适，但他们不能返回家乡。[9]如此多的人在草原上迁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伊朗和中国的天文学家相互切磋；一位伊朗历史学家撰写了一部世界史，其中相当详细地描写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这种新联系的另一个结果是黑死病的迅速蔓延，它起源于中亚西部，并蔓延到中东和欧洲。

蒙古人成功地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它横跨欧亚大草原，从现在的匈牙利一直延伸到中国。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向大可汗宣誓效忠，并被要求为可汗的站赤服务人员及其他国家的使节提供马匹。

在成吉思汗及其子统治期间，蒙古帝国团结一致。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成吉思汗能够在生前指定自己的继任者，这是非比寻常的；在成吉思汗死后两年，他的勇士们在忽里台大会上推崇其第三子窝阔台为其继承人，这类似于阿保机所废除的契丹人的继位法。窝阔台死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不得不选择下一任领袖，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选出哪个兄弟去统治一个统一的帝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领土划分为四个部分：伊朗、伏尔加河谷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中亚、东方地区。

虽然成吉思汗及其诸子并未皈依伊斯兰教或佛教，但此后诸汗国最终还是信奉了这两种宗教。到14世纪30年代，西方三个汗国的统治者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东方地区的统治者则信奉佛教。在那里，蒙古人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其皇帝特别喜欢藏传佛教的教义。

中亚最后一位蒙古式的统治者是帖木儿（Timur，也称“跛足帖木儿”），他利用草原战士的力量，统一了蒙古帝国的三个穆斯林汗国。帖木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像成吉思汗一样的传统统治者（为此他娶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后裔），同时也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1405年，帖木儿过世，当时他正试图远征中国，于是，草原战士创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帝国的理想，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其他同时代统治者也希望建立大帝国，但他们关注的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他们使用的是船只，而不是骑兵。

[1] 波斯语中对中亚的称呼为“Turan”。——编者注

[2] 唐僖宗受制于宦官田令孜。——译者注

[3] 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唐哀宗被迫禅位给朱温，唐朝灭亡。次年二月，朱温派人鸩杀唐哀宗。——译者注

[4]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著名石碑，碑上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古希腊文）版本，考古学家得以通过对照不同的语言版本，解读失传已久的古埃及文字。——编者注

[5] 关于契丹语的破译，海内外学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近年来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清格尔泰、刘凤翥等人的《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译者注

[6] 指辽朝皇帝的行营。辽朝的皇帝多保留了契丹民族的游猎风俗，四时转徙，所居无常。——编者注

[7] 陈国公主（1001—1018），耶律氏，辽景宗孙女，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之女。——编者注

[8] 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意为“掌权者”。——编者注

[9] 《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译，中华书局，1985。——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