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000年，一个有钱有势的邻居就能为那些足够聪明的人提供商机，这在今天也是如此。与东欧的罗斯人一样，东非、西非的统治者及商人发现了和生活在巴格达及伊斯兰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消费者做买卖的好处，这些消费者会购买大量的奴隶和黄金。非洲人用获得的利润进口玻璃珠，中国和伊朗产的陶瓷，以及丝绸和棉纺织品。

与非洲以外地区的新联系也给非洲自身带来了深远的宗教变革。随着非洲统治者、商人和普通民众接受了伊斯兰教，这种新宗教沿着东非海岸向南传播，并传到西非的塞内加尔河及尼日尔河流域。伊斯兰化不只是穆斯林移民定居非洲的简单产物。它的形成是由于本土非洲人（通常是商人）选择把自己与更大范围的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而他们的决定也将当地居民置于全球化的力量之下。

在西非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贸易城镇塔德麦加（Tadmekka），时间是1011年。它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并用尖锐的金属工具刻在一块大石头上，上面写着：“哈桑的儿子麦哈麻丁写了这封信，他信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种信仰的标准宣言，是伊斯兰教的首要宗旨。

另一处铭文位于通往小镇的悬崖边上。它解释说，塔德麦加是以麦加的名字命名的[1]：“塔德麦加镇将会有一个市场，该市场的水准会像麦加的一样高。”塔德麦加有许多阿拉伯语的铭文，这一点非同寻常，有些铭文被刻在巨石上，有些则被刻在墓碑上。这些阿拉伯文字刻成的铭文表明作者是当地居民，而不是外国人。这种类型的铭文，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公元1000年左右扩展到了西非和东非，拥有广大的新领土。当地人认同伊斯兰教，而与此同时，整个非洲-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皈依世界性宗教中的某一个。

来自塔德麦加的铭文有力地提醒人们，在把非洲人和其他大陆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非洲人自身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许多现存的资料都是由外来者撰写的。虽然更早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阿拉伯人把商业和社会进步带到非洲，但现代的历史学家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因为该观点忽视了非洲人的主动性。

非洲人在非洲与伊斯兰世界日益活跃的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492年以前进入欧洲和亚洲的黄金，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西非的。在公元800年到1800年间，离开非洲来到伊斯兰世界的奴隶是如此之多，其数量足以与乘船横跨大西洋的奴隶的总数相匹敌。

尽管非洲奴隶贸易早在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但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我们才清楚地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信息出现在一本水手故事集里，这本故事集被认为是一位名叫布祖格（Buzurg）的波斯人撰写的，故事发生在波斯湾。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这些事件一定是虚构的。然而，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基于真实的生活，我们还是能够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奴隶定价、市场位置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信息。

故事开始时，一艘来自阿曼港的船被吹离了航线，驶往莫桑比克中部的东非港口索法拉。随着故事的展开，叙述者解释道：“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吃人的津芝人（Zanj，东非居民，汉文史书作“僧祇人”）的土地。是的，我们一踏上这个地方，就觉得自己死定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地的国王热情地欢迎外国商人，允许他们买卖货物而不付任何关税。在他们完成交易后，船长送给国王大量的礼物，以感谢他为奴隶贸易所提供的便利。

但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当国王上船向商人告别时，叙述者心想：“在阿曼的拍卖会上，这个国王可以卖30第纳尔，而他的七个同伴可以卖160第纳尔。而这些人背上的衣服价值20第纳尔。（一项现代研究显示，在公元800年至1100年间，一个奴隶的平均价格大约是20金第纳尔至30第纳尔，正是这则故事给出的价格区间。）船长命令船员立即起航，这样他就可以在阿曼的奴隶市场上卖掉国王和他的同伴。

船长把国王及其随从当成奴隶进行估价的行为令现代读者不寒而栗，他可能同时还在估算一堆象牙或黄金的价值，这些象牙或黄金也是东非常见的出口商品。船长对出卖他的人类同胞或背叛帮助他购买奴隶的统治者并没有任何负罪感。

是的，以现代人的价值标准来看，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些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人——如阿曼船长以及被绑架前的非洲国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前工业时代，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意味着奴隶贸易几乎无处不在。直到18世纪50年代，第一批反对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才开始大声疾呼。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买卖都是一宗大生意。

当船抵达阿曼时，船长在奴隶市场上卖掉了之前的国王，两人似乎永远不再有交集。

几年后，船长的船在同一个东非港口靠岸，当地人用独木舟再次将船上的船员带到统治者那里。船长担心自己会因为绑架国王而受到惩罚，但当他到达宫廷时，他震惊地看到在阿曼奴隶市场上被卖掉的国王。令船长更惊讶的是，国王对船长和他的船员很友好，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

在船离开之前，国王解释了发生的事情。船在阿曼靠岸后，他被卖到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巴士拉，在那里，他的主人允许他学习伊斯兰教义。第二次他被卖到了巴格达。在那里，他掌握了阿拉伯语口语，完成了对《古兰经》的学习，然后逃离并加入了一群前往麦加的中亚朝觐者。完成朝圣后，他从麦加到了开罗，然后沿着尼罗河向南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回到家后，他才知道，尽管自己离开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他又重新成为国王。（是的，这绝对是一个虚构故事！）

国王原谅了船长，敦促他回去做生意，并在下次来的时候带上穆斯林商人。不过，国王还是选择在陆地上道别，最后还说了一句讽刺的话：“我可不想再上你的船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允许你参与奴隶贸易，但你应该诚实地对待其他参与奴隶贸易的人，尤其当他们碰巧是穆斯林时。

作为一个来自非洲的奴隶，国王能够学习《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并参加麦加朝觐。这里的虚构与现实生活相吻合。非洲的奴隶贸易贩子确实把奴隶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运到东非海岸的港口，然后卖给外国奴隶贩子，再由他们把奴隶运到中东。巴格达以北125公里处有一个奴隶市场，有一则罕见的史料称该市场有一个露天广场，广场上的道路四通八达：“那里的房屋都是高层建筑，有供奴隶居住的房间以及出售奴隶的商店。”

这位虚构的国王的家乡索法拉港，是东非海岸上季风可以吹到的最南端的港口。从那里再往南，货物只能通过陆路或乘坐小船沿海岸运输，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贸易城镇坐落在那里的原因。

从公元900年开始，在津巴布韦的林波波河（the Limpopo River）流域出现了几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就在索法拉港的正西方，与南非接壤。每个城镇的规模都比此前有所扩大；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的人口数达到了5000，当地居民以养牛和种地为生。有经济能力的人使用铜、金饰品和铁制工具，而最穷的人只能使用石头和骨制工具。

这些地区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当地人可以沿着林波波河来到该河以东约640公里的沿海港口基布因港（Chibuene），港口连接着与印度洋的贸易。在那里，他们用奴隶、黄金、象牙和兽皮交换各种进口商品，包括从开罗运来的小玻璃珠子，他们把这些珠子当货币用，熔化后就能制成更大的珠子。起初，只有少数人参与这种进出口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的影响有所扩大，更多的当地工人开始向远方的消费者提供黄金，并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东非海岸最大的黄金产地是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就在索法拉和赞比西河以南的内陆。大津巴布韦现存遗址包含了许多在公元1000年到1300年间用切割的花岗岩块建造的建筑物，其中有栋建筑呈直径达89米的椭圆状。城墙有5米厚，近10米高。这是1500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造的最大的石头建筑，它证明了黄金贸易带来的财富。遗址中还有八尊石雕像，上面雕有一种长着老鹰身体、人的嘴唇和脚趾的生物；也许这些雕像描绘的是在死者和生者之间飞来飞去的信使。

大津巴布韦每年生产一吨黄金。它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从绿色的中国青瓷容器的碎片和带有文字的伊朗盘子就可以看出，它是沿海贸易的主要中心。遗址中还有数万颗珠子，这表明推动这种贸易的是非洲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对非洲黄金和奴隶的需求。

正如那个被卖为奴隶的国王的故事所显示的，穆斯林欢迎所有的皈依者，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安拉眼中的众人都是平等的，奴隶也可拥有平等地位。在伊斯兰世界，男性奴隶负责搬运货物和划船，但他们也管理商店，甚至管理其主人的私人图书馆。奴隶贩子还会阉割年轻的男孩，因为被阉割的奴隶可作为女性处所的管理员，是非常抢手的，尽管《古兰经》禁止这种做法。男性奴隶，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亚的男性奴隶，也在效力于不同军事力量的军队中服役。

大量的男性奴隶还在伊拉克南部靠近巴士拉的非军事地带工作，在那里，有600名至900名奴隶费力地排干沼泽里的水，除去表层的硝酸盐和硝石外壳，以便使底下的土壤可用于耕种。公元7世纪90年代，那里发生过两次短暂的暴动，而公元9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次暴动则持续了十多年。叛乱分子对阿拔斯帝国的统治提出了重大挑战，部分原因是叛军人数众多，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向叛军所占领的疟疾肆虐地区派遣军队是十分困难的。

公元9世纪70年代的叛乱被称为“津芝人叛乱”（Zanj Rebellion），数以万计的奴隶参与其中，其中大部分奴隶来自东非。（阿拉伯语“zanj”指代东非地区及其居民。）奴隶们的领袖是一位来自伊朗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奴隶们奋起反抗残酷的工作条件，在中央政府的艰难镇压之前，他们享受了15年的自治生活。公元900年后，就没有发生更多的奴隶叛乱了，这可能是因为奴隶主不再把过重的任务分配给这些缺乏监督且数量极大的奴隶了。

我们可以从一位名叫伊本·布特兰（Ibn Butlan）的基督教医生所写的奴隶购买手册中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度。作为卫生和微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伊本·布特兰能够阅读叙利亚语、希腊语及其母语阿拉伯语。他是一位巴格达居民，甚至还写过一部讽刺剧，讽刺那些未经训练的庸医。他写于11世纪50年代的这部手册，目的在于用他的世界地理和人体解剖学知识，帮助读者购买最好的奴隶。他的读者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潜在的奴隶，并判断出他们的出生地。

伊本·布特兰赞同伊斯兰教的观点（该观点继承自古希腊），即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体的机能。在他看来，最好的奴隶来自东方（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们很少生病，体格健壮，性情温和。来自西方（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奴隶健康状况不佳，因为他们那里的气候条件恶劣，食物稀缺。来自北方的男性奴隶——包括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身体强壮，寿命长，但是北方的女性奴隶不能生育，因为他认为她们没有月经。南方的斯拉夫人与北方的斯拉夫人不同，南方的斯拉夫人寿命很短，因为他们小时候营养不良，经常腹泻。

这类看法往往会产生刻板印象，伊本·布特兰的手册就是如此。有一处，他引用了一句谚语：“如果一个津芝奴隶从天上掉到地上，他能表现出来的唯一品质也就是节奏感了。”

与古罗马或美洲南部的法律体系不同，伊斯兰法律为奴隶提供了多条解放的途径。穆斯林法学家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穆斯林被允许拥有非穆斯林奴隶和已经被奴役的穆斯林奴隶，但他们不能奴役自由的穆斯林（尽管他们有时就是这么做的）。

虽然奴隶制很普遍，但自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穆斯林领导人一直鼓励解放奴隶。伊斯兰法律允许奴隶主与他们的女性奴隶发生性关系，但要求他们承认由此产生的后代都是自己的合法子女。奴隶主在死前必须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如果他早前没这么做的话。这些鼓励解放奴隶的措施的总体效果是：奴隶数量需要不断地被补充。这就是伊斯兰世界长时间且大量进口奴隶的原因。

伊斯兰世界的奴隶的三个主要来源是非洲、东欧和中亚。显然，那些被带离家乡，并在中东奴隶市场上被出售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最直接地受到全球奴隶贸易的影响。但留在家里的人也会受到同胞离去的影响。许多接触了穆斯林奴隶贩子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为伊斯兰教在西非和东非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巴格达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女性奴隶的数量都超过男性奴隶，伊本·布特兰也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女性奴隶，而不是男性奴隶。他概括了她们的外貌、气味和生育能力。他还指出哪些群体适合签订临时婚姻合同。这是一种合法的变通方法，允许男人在和妓女共处时迎娶对方，哪怕他们只共处了几个小时，完事后就可离婚。这种精心设计的变通是必要的，因为伊斯兰法律规定只有已婚人士或主人及其女奴之间才能发生性关系。

在对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巴卡维（Bagawi）边境地区的妇女的讨论中，伊本·布特兰提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她们是很好的临时婚姻奴隶，只要“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买进，但并没有人动过她们，因为她们的家乡会实行割礼。借助剃刀，外阴顶部的外部皮肤就会完全被割除，直到露出骨头”。在描述奴隶家乡发生的女性割礼时，伊本·布特兰还声称奴隶贩子会对男性奴隶进行深度的伤害性手术，切除他们的膝盖骨，这样他们就不会逃跑了。

伊本·布特兰赞扬了某些奴隶群体令人中意的特点，他们愿意为主人服务，有能力成为好父母。但他在手册的结尾警告道：“总结一下，亚美尼亚奴隶是最糟糕的白人，就像津芝是最糟糕的黑人一样。”伊本·布特兰提醒我们，全球化常常导致更大范围的信息流通，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虚假信息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伊本·布特兰的书提供了其他史料所没有的信息，讲述了进入巴格达的奴隶的地理来源，而巴格达是公元1000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奴隶集散地。他列举了非洲的奴隶来源地，如乍得湖（Lake Chad）地区、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埃塞俄比亚中部、今苏丹的努比亚（Nubia）地区、北非和东非。奴隶也来自非洲以外的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里海地区、今土耳其地区、亚美尼亚和阿拉伯半岛。几乎所有的奴隶来源地都在阿拔斯帝国边界附近的非穆斯林土地上，这很合理。一旦奴隶贩子得到奴隶，他们会将其就近卖掉。

1500年以前，跨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规模巨大，但我们很难得知确切的数字，因为相关史料并不像记录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史料那样丰富。在运送奴隶到美洲的船只上，奴隶会被列在货物清单或者乘客名单上，历史学家已经能够计算出从16世纪早期奴隶贸易开始到1833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贸易期间，共有1250万奴隶横渡大西洋。

但要估计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人数是极其困难的。从西非出发到地中海，这是公元1000年使用最为频繁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路线。祖威拉（Zuwila）是今利比亚的一个城镇，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最早期的道路就是连接着祖威拉与乍得湖地区[2]的。直到公元300年左右，北非人才开始使用包括四轮车在内的轮式交通工具穿越撒哈拉沙漠。在公元300年到公元600年间，骆驼被驯化了。随着驼运的引入，骆驼商队可由多条路径穿越沙漠，因为骆驼本身并不仰赖道路。

几乎没有资料能给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的数量。偶尔会有亲历者提供某次奴隶运送的数字。例如在1353年，著名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返回摩洛哥的途中，发现有600名女奴乘坐大篷车穿越撒哈拉沙漠。这么大的团体一起旅行增加了风险。因为奴隶贩子只给予最低限度的食水配给，即使是最轻微的事故，也可能会导致多人死亡。所有穿越沙漠的奴隶中，有五分之一可能会在途中死去。

芝加哥大学的拉尔夫·A. 奥斯汀教授（Ralph A. Austen）将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估计在公元650年到1600年间，每年大约有5500名奴隶穿越撒哈拉沙漠，前往北非和中东。在公元900年到1100年伊斯兰奴隶贸易的高峰期，这个数字可能达到了每年8700人。奥斯汀参与的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公元650年至190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被拐卖的奴隶总数为1175万，略低于1500年至1850年间穿越大西洋的1250万名奴隶的总数。

公元7世纪时，哈里发的军队征服了北非，这使得贩卖奴隶正规化，并增加了卖给非洲以外买家的奴隶的数量。一份早期的阿拉伯资料显示，在祖威拉出售的奴隶是“用一小块红布买来的”。如今，红布对我们来说可能再普通不过了，但它对那些不熟悉彩色布料的人，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在北非还是北美（想想斯克里林人是如何热切地从北欧人手中换取红布的吧）。

穿越西非的路线，是奴隶们前往北非和开罗的主要通道。在公元9世纪，商队开辟了一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新路线，该路线连接了位于今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的西吉尔马萨镇（Sijilmasa）与尼日尔河流域。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位于“一片荒芜的平原”上的西吉尔马萨最初是商人们在一年的特定时间里进行聚会的小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一个城镇”，因为它的统治者通过向商人征税而获利。归功于全球化，小聚落变成了规模更大的城镇，最终成为城市。

随着连接西吉尔马萨镇的道路的开通，说阿拉伯语的商人和传教士越来越频繁地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沙漠以南的非洲。结果，许多地方统治者改信伊斯兰教。

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描述了塞内加尔河谷上游马拉尔国（Malal）的国王皈依的原因。在一次扩日持久的旱灾中，国王献祭了所有的牛，但直到这些牛都死了，雨还是没下。当国王哀叹这一情况时，一位穆斯林来访者答道：“王啊！如果你相信先知穆罕默德的使命（安拉保佑他，赐予他平安），接受了伊斯兰教所有的宗教法律，我将祝福你脱离困境，愿安拉的仁慈能保卫你国家所有的人民。”听到这些，国王于是“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来访者“让他背诵《古兰经》中的一些简单章节，并教授他宗教义务和修行方式”。

这名穆斯林来访者要求国王等到下一个星期五，即伊斯兰安息日。这两个人一直祷告到天亮，直到“安拉使倾盆大雨降临在他们身上”。于是，国王下令销毁王国里所有的神像，并驱逐所有的“巫师”。国王后来被称为“穆斯林”，他的后代和王国的贵族也都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这个主要为了展示伊斯兰教力量的故事还记载“他王国的普通民众仍然是多神论者”，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

这位对西非早期伊斯兰教做出了最翔实的描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实际上从未到访过非洲。巴克里以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基地，收集了从非洲回来的旅行者及商人的原话。他还引用了瓦拉克（al-Warraq）在公元955年写的一份原件现已佚失的资料。巴克里所记录的信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即时的。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国王的名字，这位国王于1063年登上了加纳的王位，而他完成这本著作的时间仅仅在五年之后。

巴克里的书是描写“道里和邦国”的绝佳例子，它记载了公元1000年时被开发的族群和地区（特别是新的商业道路沿线）。巴克里的书仿照了波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这位用阿拉伯语进行写作的学者曾在公元9世纪时担任伊朗杰贝勒省（Jabal）的邮政和情报主管。（他后来可能以邮驿大臣的身份搬到了阿拔斯首都巴格达。）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生活在巴克里之前的两个世纪，见证了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拔斯帝国从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亚，它的疆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官员们并不总是能知道通往每个地方的最直接的路线。但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或暴动，他们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派遣军队。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工作是为哈里发和他的官员提供最新的地理信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自己发现的信息进行了组织，以提供“一个概要，该概要能阐明世界上的诸多道路和国度，对它们进行描述，还要记录下它们之间的距离；还要记下关于耕地和荒地的信息，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距离；还要有关于通往世界边远地区的中转地的信息”。因为胡尔达兹比赫知道旅程开始前须明确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确切距离，他的“道里”因而提供了从一个城镇到下一个城镇的旅行时间。“邦国”指的是他提供的关于每个地方的信息：当地的物产、居民以及他们的风俗和信仰。

这本关于“道里”和“邦国”的书描述了生活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相较于公元1000年以来的其他资料，该书提供了更多关于非洲-欧亚大陆人民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引用阿拉伯观察者的话。他们提供了关于罗斯人的关键信息，可补充《往年纪事》；而他们对非洲人的观察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15世纪晚期以前，很少有资料描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时代，巴格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中心之一；唯一可能与其匹敌的是唐朝的都城长安，长安也有学校、图书馆以及受过教育的精英，但中国学者几乎完全专注于中国古文经典，而这些经典可以追溯到距此一千多年以前。相比之下，阿拉伯语是一门相对较新的语言，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以前，几乎没有阿拉伯语文本。

由于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公元754年至公元775年在位的阿拔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Mansur）出资将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和波斯文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内容涉及地理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大约在公元800年后，巴格达的工厂开始大量使用中国的制造技术来生产纸张，这是技术传播的另一个早期例子。巴格达的学者们不仅仅是翻译文本，他们还做了大量的注解，并超越了希腊学者的发现。这些巴格达学者所作的努力使得古典世界的知识得以保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翻译家们之所以能够复原某些古希腊语文本，其实是因为这些文本的阿拉伯语版本被保存了下来。

得益于翻译活动，巴克里的书可以吸引一群受过教育并想了解世界的读者。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为巴克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来编辑自己的信息。和胡尔达兹比赫一样，巴克里也没有声称去过自己笔下的那些地方。

巴克里解释说，由于马拉尔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得以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在早期，伊斯兰世界被统一在单一统治者之下时，任何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国王都必须接受在位的哈里发作为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哈里发”一词的意思是“继任者”，它指的是穆罕默德之后的伊斯兰共同体的领导人。

当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时，没有人知道谁是他的继任者，因为穆罕默德的儿子们都没有活到成年。只有他的女儿法蒂玛（Fatima）比他活得长，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领导这个新的共同体。逊尼派认为，穆斯林应该从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什叶派则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法蒂玛的丈夫阿里（Ali）及其后代拥有特殊的统治权。

另一个更小的支派叫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他们在公元7世纪五六十年代脱离了穆斯林社会。该派信徒相信，穆斯林的领袖只能根据其虔诚的行为来选择，他们接受穆罕默德和前两任哈里发的统治，但不接受第三任哈里发以及后来成为第四任哈里发的阿里的统治。

哈瓦利吉派的一个分支是伊巴底斯派（Ibadis），比起哈瓦利吉派，他们更愿意与其他穆斯林达成妥协。说服马拉尔国王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可能是一位伊巴底斯派教徒。该派教徒多是成功的商人，他们是第一批到的黎波里（Tripoli）南部旅行的宣教者，他们建立了贸易网络，并积极地尝试改变非洲人的信仰。

在穆罕默德死后的最初几年，哈里发的军队征服了中东和北非的大片领土。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军队强迫被征服的民族皈依，但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历史并非如此。穆斯林比非穆斯林缴纳更低的税，大多数统治者并不希望其新征服土地上的居民皈依。他们需要非穆斯林来支付更高的税。例如在伊朗，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大多数人才皈依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统治的头两个世纪，即从公元622年到公元822年，有40%的伊朗人皈依；到公元1000年，大约80%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1000年以后，伊斯兰教从伊朗扩展到非洲和中亚。

由于被掠夺来的部分战利品会用作对军队的奖赏，在这种激励下，伊斯兰军队极为成功地征服了新的土地，但哈里发们并没能成功地建立起可持久地从其臣民身上榨取出财富的统治结构。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任命总督来统治大的省份，有时通过授予他们大块的领土，让他们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在这样的安排下，总督获得了在自己的领土上以任意方式收税的权利，只要他把每年的一部分收入送给哈里发。但如果总督做不到这一点，哈里发除了派兵以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但派兵并不总是可行的，尤其是当哈里发需要他的军队去对抗另一位总督时。当一个哈里发死后，他的儿子们——有时还有他的兄弟们——就会展开一场混战，直到有人能击败所有的竞争者。

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ad Ibn Tulun）是最早脱离阿拔斯王朝的总督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突厥奴隶士兵，但他是自由人。阿拔斯王朝由于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士兵，故而从中亚招募了数千名突厥士兵，有些是花钱雇来的雇佣兵，有些是花钱买来的军事奴隶。进入军队后，这两个群体都获得了薪水，而且都能升到高位。

伊本·图伦是一名雇佣新兵，在伊拉克长大，后来作为一名下级军官被派驻埃及。最终，他成为福斯塔特（Fustat，也就是今天开罗的前身）的总督，他接管了整个埃及的税收工作。他所建的清真寺至今仍然是开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因为它有雄伟的庭院和非凡的尖塔。伊本·图伦从未定期上缴税收收入（今天的开罗居民仍乐于讲述一千多年前他如何欺骗哈里发的故事），但哈里发无力对他采取行动。

伊本·图伦权力的一个关键来源是军队，他招募来的军队忠于他，而不是哈里发。除了2.4万名来自中亚的突厥军事奴隶，军队中还有4.2万名来自尼罗河南部和西非的奴隶及自由人。“希腊人”（对居住在拜占庭地区的人的总称）也曾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伊本·图伦一直统治着埃及，直到公元884年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位置。而在公元905年，阿拔斯王朝暂时恢复了对埃及的控制。

但到了公元945年，阿拔斯哈里发失去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来自白益（Buyid）部落的三兄弟组建了他们自己强大的军队，接管了包括巴格达在内的阿拔斯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城市。哈里发任命其中一个人为“元帅之元帅”，将所有的军事权力交给他，而这位白益统治者将哈里发囚禁在巴格达的宫殿里。

1055年，塞尔柱人占领了巴格达，取代白益人继续掌控有名无实的哈里发。直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杀死了最后一位阿拔斯哈里发。哈里发们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实权。无论是谁俘虏了哈里发，都能成为巴格达事实上的统治者。除巴格达外的前阿拔斯统治下的各个地区，继续由拥有自治权的总督管辖。

这些后阿拔斯时代的统治者——包括白益、塞尔柱和其他朝代——都是穆斯林，但有一个例外，这个人试图复兴古老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但失败了。

“穆斯林联邦”（Muslim commonwealth）一词，是由著名的英国伊斯兰历史学家休·肯尼迪（Hugh Kennedy）提出的，它概括了公元945年后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和今天的英联邦君主一样，哈里发没有政治或军事权威，但他仍然是穆斯林的象征性领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祈祷者都会在周五的礼拜上提到他。作为联邦首脑，哈里发可以介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争端。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都信仰着伊斯兰教，接受穆罕默德的权威，阅读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前往麦加朝觐。巴格达仍然是最重要的学问之城。

此时，开罗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城市，这标志着北非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尼罗河三角洲地处战略要地，似乎是埃及首都的天然选择。但除了孟菲斯（Memphis），过去的首都都位于开罗以南很远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非洲各地新贸易路线的建立，促进了开罗的繁荣。这些商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汇聚在尼罗河和地中海的交汇处。满载西非货物的商队和船只沿着地中海沿岸航行，而沿东非海岸向北航行的货物则经波斯湾港口，再由陆路运到开罗。

公元969年，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命名的什叶派王朝法蒂玛王朝，从他们位于今阿尔及利亚的原基地迁至福斯塔特，开罗正式建立。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名为“al-Qahira”，意为“胜利者”，这也是英文单词“Cairo”（即开罗）的来源。最早的法蒂玛城墙至今仍被部分保存着，而福斯塔特则成了与吉萨（Giza）隔尼罗河而望的地区的名字。

去开罗的游客可以沿着一条街道行走，这条街道贯通了两扇位于相对城墙上的城门。沿途你可以看到一座建于公元1000年的清真寺，由当时在位的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建造，他以发布古怪的命令而臭名昭著，比如禁止几种受欢迎的蔬菜，禁止鞋匠为女性做鞋子，使女性只能待在室内。许多人认为他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但一位四十年后访问过该教堂的穆斯林称哈基姆的破坏其实很小。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时迁往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历的开始），这一事件的四百周年纪念日正好是在哈基姆统治的时期，于是，他特意颁布了大量的法令，为可能到来的审判日做准备，穆斯林期待审判日，因为在这一天，死去之人能从等待和折磨中解脱出来。1021年，哈基姆出发去往沙漠，但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尸体也没有被找到。他的妹妹成了新国王（哈基姆之子）的摄政王，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同一条开罗街道上还有一处单独的建筑群，或称维卡拉（wikala），里面有旅店、清真寺、仓库、多层工作坊以及供商人云集的市场，大多是奴隶交易市场。与早期王朝接受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领导不同，法蒂玛王朝声称自己拥有哈里发的头衔，肯定自己有权领导整个伊斯兰社会。尽管法蒂玛王朝只控制了埃及。

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开罗，生活着大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靠近今开罗科普特博物馆（Coptic Museum）的本·以斯拉犹太教堂（Ben Ezra Synagogue）保存着大量带着希伯来字母的纸（希伯来文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这些纸被存于一个名为“吉尼萨”（geniza）的仓库里，这里至今已存有20多万张碎纸片。

这些吉尼萨资料显示犹太人也畜奴，但他们的一些做法与穆斯林不同。伊斯兰法律允许男主人与他们的女奴同居，而犹太法律禁止男主人与女奴住在同一所房子里，除非有女性亲属同住。这些从吉尼萨中随机保存下来的材料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真实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法律规定的应有的样子。朋友们会为买到了男奴而互相祝贺，就像庆祝儿子的出生一样；当女奴死去时，奴隶主还会收到友人写的慰问信。

开罗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繁荣起来。公元1000年，它成为非洲最大的城市，人口约50万。

从离开罗最近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出发，人们可以穿过地中海到达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而大批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Amalfi）海岸（那不勒斯附近）的商人则选择在开罗安家落户。他们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是象牙，这些象牙来自东非和西非。出自十一二世纪的许多雕刻精美的象牙盒子和物品被保存至今。

就像十字军东征时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一样，在开罗的意大利阿马尔菲共和国的商人们也住在自己的街区里。公元10世纪60年代，当拜占庭帝国战胜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穆斯林统治者的消息传到开罗时，当地发生了几起针对基督徒的民间暴力事件。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居民认同非法蒂玛王朝的穆斯林国家，只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身份，这表明由于全球化，原来的地方性身份已经扩大成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性身份认同。

公元996年，开罗居民发动了针对阿马尔菲商人的暴动。最直接的原因是5月5日发生的一场大火，这场火烧毁了法蒂玛海军新建的16艘军舰。当地人指责阿马尔菲商人造成了这次破坏，于是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和仓库，杀死了100多名意大利人。这次暴乱发生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年）的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表明开罗的穆斯林居民和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居民一样，憎恨富有的外国商人。

公元1000年，除奴隶外，非洲经开罗出口的商品还包括象牙、铜、青铜，而最诱人的是黄金。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确定黄金的来源——不仅要了解金矿的位置，还要确定谁控制着金矿，谁出售矿上生产的黄金。一旦了解了其中的门道，就可以挑战经营黄金交易的中间人，而中间人会尽其所能阻止外人知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保守这个秘密已经好几个世纪。

加纳的一位国王拥有许多黄金，以至于巴克里将相当大的叙述篇幅都花在了他的黄金储量上。这位国王戴着一顶饰有黄金的帽子，他的10个侍从挥舞着金盾和金剑。其宫廷里的年轻贵族们把金子编到辫子里。他的马穿着绣金的衣服，护卫犬的脖子上戴着“镶有许多金属球的金银项圈”。巴克里本人也痴迷黄金。按照巴克里的记载，国王垄断了黄金的生产，他的臣民只被允许收集金粉，而国王有权得到所有的金块，而且他还拥有一块“大得像大石头”的黄金。

巴克里说，加纳国王的国土“由位于平原上的两个城镇组成。其中一个镇是穆斯林居住的。它规模很大，有12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是供星期五祷告使用的”。这个小镇的居民包括那些呼吁祈祷的人，也包括法律专家和学者。尽管他的部分民众和许多大臣接受了伊斯兰教，但国王本人并不接受。国王的军队中有20万士兵。由于国王统治着一大片领土，他需要有文化的穆斯林来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就像弗拉基米尔和其他欧洲新君主需要有文化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来充实他们的官僚机构一样。

另一个大约在12公里外的城镇是国王的城镇，在那里，“巫师和掌管宗教仪式的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这里只有一座向游客开放的清真寺。）当地宗教信徒对待死者的方式与那些穆斯林不同。穆斯林会在没有任何陪葬品的情况下把尸体埋在地下，而当地宗教的信奉者会把国王同他的床、地毯、靠垫、武器、盛满食物和饮料的盘子和杯子一起埋葬，甚至还有“为他提供食物的人”的尸体。尽管巴克里的记载似乎不太可靠，但考古学家在尼日尔河地区发现了一些国王的坟墓，他们的随从也被埋葬在墓中。

加纳王国的首都到底位于哪里呢？最有可能的是毛里塔尼亚的昆比萨利赫（Koumbi Saleh）城。在那里，20世纪初的发掘者们发掘出了一些阿拉伯语碑刻和部分清真寺遗迹，这表明穆斯林对该城的占领以及当时一般商品——尤其是珠子和玻璃砝码——的频繁交易。这里可能就是巴克里描述的那个穆斯林城镇，而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王国可能有多个首都，国王会季节性地访问这些首都，这在非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巴克里认为加纳国王的黄金源自吉亚鲁（Ghiyaru），这是位于塞内加尔河对岸班巴克（Bambuk）金矿的一个贸易站。但他对谁开采黄金或控制黄金交易只字未提。根据巴克里的记载，这个贸易站“距离尼罗河24公里，里面有很多穆斯林”。

当然，尼罗河根本没有流经西非。但由于托勒密（Ptolemy）相信尼罗河连接了非洲所有的定居点，巴克里遵从了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说法，把多条河流都称为尼罗河。尽管巴克里不知道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的名字，但他对这些河流的流向略知一二，并准确地描述了加奥（Gao）附近的尼日尔河河湾。

加纳国王有一项不寻常的税收政策，巴克里对此做了记录：“国王会对运到这个国家的每头驴所载的盐征收一枚金第纳尔，而运出同等数量的盐时会征收两枚。”这项对盐进口的低税收政策激励了来自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塔哈扎（Taghaza）小镇的商人，他们的骆驼商队把大块儿的盐运到加纳（加纳自己不产盐），并在那里出售。我们可能想知道，如果国王想鼓励盐的进口，他为什么要对盐征税，虽然他肯定是需要税收的。

加纳国王创新的收税方式，使他得以从商品流通中获益，而商品流通是西非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只要统治者控制着他们城市的大门，雇用一些市场监管者，他们就可以通过贸易征税来获利。

对进入王国的不同商品的征税税率也各不相同：虽然大多数商品的税率为10%，但为了鼓励进口，铜的税率仅为5%。加纳不产铜，但住在尼日利亚东部伊博乌克乌（Igbo-Ukwu）附近的居民却生产铜。他们把锡（或者是铅和锡）加入铜中，制成两种青铜。

伊博乌克乌的青铜制品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器皿上描绘了人物、昆虫、鸟类和蛇。尽管它们的制造者可能使用生长在当地灌木上的乳胶——而不是蜡——来制作模具，并将熔化的青铜浇筑其中，但这些令人惊奇的青铜制品仍是用失蜡法工艺所造。伊博乌克乌一些最有趣的青铜器上装饰着来自开罗的小玻璃珠，和东非海岸马蓬古布韦的那些玻璃珠很类似，这表明西非和东非的买家都购买了大量的进口玻璃珠。

马蓬古布韦有两处主要的文物遗址。皇家墓葬中有三根象牙、铜脚链及其他物品，还有一些铁器。一个独立的皇家仓库存放着超过10万颗的进口玻璃珠和玛瑙珠（很可能来自印度），以及多个形状不一、大小不一的青铜器皿。这些物品的原材料——包括铜、锡和铅——来自尼日尔河流域的各个地方，证明了纵横于西非的新贸易路线。

货物在该地区的运转使当地人民及其统治者受益。古城杰内考古遗址位于今杰内东南3公里处，其规模表明杰内和廷巴克图两座城市之间的整个尼日尔河流域的财富之巨。作为一个主要的黄金转口港，古城杰内有很多废弃的陶器沉积层。其中一个沉积层有8米深，里面有150万件陶器碎片，年代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400年。只有大量的人口才能产生出这些器皿。公元1000年左右，在人们很难迁徙或放牧的雨季，杰内的人口数可达两万。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丧葬方式有40多种。就像在查科峡谷一样，不同的丧葬方式意味着有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一起，这是早期全球化的另一个标志。

沉积层面上有一块表面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屋顶瓦片，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今天，当地人仍在他们的屋顶上贴类似的瓷砖，上面写着相同的阿拉伯语短语。）陶器碎片远在沉积层表面以下，表明这些外来者并不是西非贸易的发起者；贸易早在外来者到来的一千多年前就已进行了。

正如巴克里在描述奥达戈斯特（Awdaghust）时所说的那样，跨越非洲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货物中也包括农作物。奥达戈斯特即今毛里塔尼亚的泰格达乌斯特（Tegdaoust），是撒哈拉以南的一个重要的黄金贸易城镇。当地人种植小麦、高粱和黄瓜，也生产“枣和葡萄干”，他们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引入这些作物的。枣原产于靠近波斯湾的伊拉克南部，然后从那里进入非洲；而高粱的传播路径与之相反，它是从西非进入伊斯兰腹地的。在印度人掌握了将蔗糖加工成糖晶体的技术后，糖进入了伊拉克，并从伊拉克传到埃及，在那里，它深受人们的欢迎。糖在11世纪时传遍了欧洲。由于价格昂贵，它通常被少量地用作香料，而不是甜味剂。来自遥远国度的新食品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贸易的人。

在1054年穆拉比德王朝（Almoravids）征服西非后，像奥达戈斯特这样主要的商业和农业中心继续蓬勃发展。穆拉比德王朝的建立者是生活在撒哈拉沙漠北部的柏柏尔（Berber）部落的一员。从麦加朝觐归来后，他决心提高本国社会对伊斯兰法律的遵守程度，于是他聘请了一位曾在摩洛哥学习法律的精神导师。穆拉比德王朝的建立者还开始带领他的部落成员进行劫掠。任何战败的邻国人民都必须上交他们三分之一的财产，这是一个可观的收入来源。

穆拉比德王朝成功地统一了生活在西非海岸及西班牙南部的人民。从西非出口到西班牙的大部分黄金，最后都变成了穆拉比德金币。穆拉比德王朝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他们被认主独一且具有改革性的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s）打败。穆拉比德王朝的统治有一个重要的持久影响，它永久性地打击了哈瓦利吉派的势力，该派的传教士从公元10世纪起就活跃在西非，并使马拉尔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穆拉比德王朝时期，一种三角贸易兴起了。欧洲人把诸如珠子和纺织品等制成品带到北非的港口。从那里，欧洲的货物被运往内陆的贸易城镇，如西吉尔马萨，然后通过撒哈拉沙漠运送到塔哈扎和南部的其他城镇。在塔哈扎，当地人用盐来交换珠子和纺织品，于是商队满载盐块而归。当商队到达位于尼日尔河流域的目的地（这里没有盐）时，就用盐交换黄金和奴隶。然后，他们朝相反的方向，把黄金和奴隶运到北方。在那里，商队用黄金和奴隶交换更多的珠子和纺织品，这个循环就又开始了。

塔哈扎的居民不只是为往南的商队提供盐。他们设计了一种用黄金制成的新产品——空白的金币，商队可以带着它北上。正如巴克里所说，这些金币被称为“秃第纳尔”（bald dinars），“因为它们是纯金的，没有任何印章”。国王购买下这些空白的钱币，在上面印上铭文，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度里流通。这些国家的政府从铸币的高面值及其实际价值的差额中获利，这种差额被称为铸币税。铸造这种金币的模具在塔德麦加被发现，塔德麦加位于塔哈扎东南部，也是现今发现的非洲最早的阿拉伯语铭文的所在地。

考古学家尚未发现任何由商队丢弃的黄金，但在马里-毛里塔尼亚边境的一个地方，曾发现过被遗弃的商队货物，内含1吨铜棒和4公斤的珍稀贝壳。商队把这些货物丢弃在沙漠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骆驼跑了或者是死了。这些贝壳原产于马尔代夫，被用作货币。它们证明了西非对印度洋贸易商品的需求。

巴克里描述了一种来自西非的不寻常的商品，它在欧亚大陆的流动，生动地说明了公元1000年后贸易路线的扩张。该商品是一种织物，穿过火焰也不会着火，即石棉布。“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告诉巴克里，一个“商人”把“这种材质的手帕”带给了费迪南德（Ferdinand）——一个在11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西班牙西北部的君主。费迪南德认为这块石棉手帕“属于耶稣的一位信徒”，于是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巴克里解释道，还有人曾报告称在巴格达发现了一块不同的石棉手帕，这是非洲货物通过新通道运输的另一个例子。（现在已经没有石棉手帕了，但传说查理大帝曾把一块脏石棉布扔进火里，再取出时，石棉布就成了一块洁白无瑕的手帕，这让客人们惊叹不已。）

巴克里对这些稀有贸易商品的描述，成了那些书写“道里”和“邦国”的书的标准，他同时也承认黄金的重要性，他说：“奥达戈斯特的黄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黄金都要好，都更纯净。”巴克里还提到了一个名叫雅里斯纳（Yarisna）的商人，他是一个向其他国家出口黄金的商人，但这位商人并没有说太多，因为黄金的开采地点和销售方式的细节仍是秘密。

其他作家则对黄金交易的运作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有些人描述了一种买卖双方从未谋面的无声交易。最早进行这类描述的历史学家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据希罗多德记载，迦太基人把他们想交易的货物留在海滩上，并点起火，以提醒那些拥有黄金的人前来。当地人把黄金放在他们想购买的商品旁边，然后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价格可以接受，迦太基人就接受黄金付款，同时把他们的货物留下。希罗多德声称：“双方都是非常诚实的。”但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他说的任何话！因为希罗多德笔下的这种无声交易虚构了一个绝对诚实、绝对安全的世界——无人看管的金条一整晚都不会被拿走，到早上还在那儿。

阿拉伯作家马苏迪（al-Masudi）在公元10世纪初写道商人们从西吉尔马萨带来商品。西吉尔马萨是撒哈拉沙漠北部的贸易中心，许多商队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黄金之地”。马苏迪的描写重复了希罗多德关于“无声交易”的阐述，但他还记载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如果来自西吉尔马萨的卖家对买家给的黄金数量不满意，并“希望买方加价”，他们可以把黄金留在正在出售的商品旁边，以图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实际交易的作者，最有可能援引“无声交易”的神话。但事实是，黄金交易涉及一个复杂的交易网络，其中包括直接与矿主进行黄金价格谈判的经纪人，他们一直对自己的重要角色保密。14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就讲过关于北方商人的故事。这些北方商人会到加纳待几天，以便招募当地人带他们去见金矿工人。这位观察者继续重复着关于无声交易的古老神话，表明他也未能揭开中间商的神秘面纱。

加纳王国在11世纪衰落了。一些阿拉伯语资料显示穆拉比德王朝在1076年占领了加纳，但首都昆比萨利赫的发掘工作提供了证据，证明这个城市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持续繁荣。这种持续的繁荣应当归因于该地区当时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

来自湖芯的证据表明，撒哈拉以南的西非萨赫勒地区（Sahel zone）自1050年起就经历了一段降雨量增加的时期，并持续到1300年至1400年间的某个时间点。这些马是公元500年至公元800年间从欧洲而来的，雨水带来了充足的饲料，使得马匹的数量持续增长。马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根据巴克里的说法，在1050年以前，加纳国王和穆拉比德王朝的武装战士都骑着骆驼作战，战场上的骆驼数量有时可多达10万头。但是在13世纪以后，统治者转向了骑马作战的方式。

大约在这个时候，开罗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变，一群被称为马穆鲁克（Mamluks，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奴隶”）的军事奴隶在1250年推翻了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夺取了政权。马穆鲁克人从黄金和奴隶贸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为他们对开罗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提供了基础。

14世纪中叶，由于欧洲对黄金的巨大需求，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达到了顶峰。黄金数量很难估计，但在公元1000年左右，每年可能有3吨至4吨黄金（按今天的价格约合1.5亿美元）穿过撒哈拉沙漠向北运输，并持续至后来的几个世纪。

曼萨·穆萨（Mansa Musa）靠着黄金带来的好运登上了人生顶峰，他在14世纪初的25年里担任马里的国王。1324年，他在前往麦加的途中经过开罗，他那由100头骆驼组成的满载黄金的商队让开罗居民大开眼界。“Mansa”的意思是“最高统治者”，而“Musa”是“摩西”的阿拉伯语发音，所以他名字的意思是“国王摩西”。国王的巨额财富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和他的随从们挥金如土，他甚至一手造成了开罗金价的下跌。当时的人估计曼萨·穆萨在旅途中携带了13～18吨的黄金，这使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开罗，曼萨·穆萨与两个人谈论过黄金交易。于是，旁听的人得以管窥有关黄金交易的地点、内容和方式的信息。

与曼萨·穆萨交谈的其中一位叫作杜卡利（al-Dukkali），他居住在马里，他注意到把黄金带给曼萨·穆萨的人并不是穆斯林。“如果曼萨·穆萨苏丹愿意，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影响金地居民的信仰，但这个国家的国王已经得到经验了，他们知道一旦他们中的某一位征服了产金的城镇，让伊斯兰教在那里传播开来，宣教者便会在那里召集信徒祈祷，该地的黄金就会开始减少，然后消失，而邻近的不信教国家的黄金则会增加。”由于这种特殊的模式，马里国王选择将黄金产区“置于非穆斯林的控制之下”。为何曼萨·穆萨会把金矿置于这个伊斯兰影响之外，杜卡利给出的解释是如此扭曲，根本说不通。

第二名信息提供者是法律专家扎瓦维（al-Zawawi），他也曾亲自与曼萨·穆萨交谈过，他对王国和金矿工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根据他的叙述，在金矿工作的非穆斯林民众，是生活在曼萨·穆萨的王国里的。扎瓦维解释说，为了获得黄金，“需要在金矿里挖坑，坑深达大约一个人的高度，矿工会在深坑的侧面发现黄金，有时也在坑的底部收集黄金”。矿工们会将他们所开采的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曼萨·穆萨。

据扎瓦维所说，曼萨·穆萨也会通过交换国内生产的铜来进口黄金。对铜的征税是曼萨·穆萨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与早前的加纳国王不同，他没有对盐征税）。国王的代理人将铜出口到一个不知名的“不信神的黑人”聚居的地方，他们用黄金换取铜，具体是以66.66单位的黄金换取100单位的铜。扎瓦维的解释更有道理。无论具体细节如何，很明显的是，曼萨·穆萨与王国内外的非穆斯林矿工达成了和解，这样他就能获得自己需要的黄金。

随着1347年至1348年黑死病的暴发，欧洲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5500万，对黄金的需求也下降了。但曼萨·穆萨作为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君主之一的名声依然存在。1375年，住在马略卡岛（Majorca）的犹太制图师亚伯拉罕·克雷克斯（Abraham Cresques）将曼萨·穆萨的肖像画进了西非地图。他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是15世纪末葡萄牙人探险前绘制的最新的非洲-欧亚大陆地图集，当时欧洲对黄金的需求已经恢复。

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的欧洲人，这是由于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的努力。葡萄牙人不需要建立新的贸易体系，因为这样一个贸易体系已经存在了。这个体系中有集散地、中间商、市场信息来源（尽管对黄金的情况了解甚少）、物流（为骆驼商队提供服务的城镇和村庄），当然还有商品——有些商品在欧洲需求量很大，有些则在非洲内部有很大需求量。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利用的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黄金和奴隶贸易网络。他们没有开启全球化；全球化早已经全面展开了。

起初，航海家亨利王子派遣船只到达北非海岸，希望从伊斯兰统治者手中收复休达等地中海城镇。他不希望他的水手在西非海岸往南航行太远，因为他害怕热带。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的描述，这个地区被认为是非常炎热的，没有人能在穿越它的旅途中幸存下来。

但当一艘葡萄牙船只旅经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并于1434年毫发无损地返回时，亨利王子意识到热带并不存在。于是他派遣船只南下，把非洲奴隶带到葡萄牙。1444年，他在里斯本主持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游行，向他的臣民展示被俘虏的非洲人，而他的船只继续沿着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并用欧洲的马匹交换奴隶。在亨利的一生中（他死于1460年），他曾将1.5～2万名奴隶从非洲带到葡萄牙。

葡萄牙人很快就找到了西非的金矿。黄金贸易在1482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的葡萄牙人在今加纳西部的埃尔米纳（El mina，意为“矿山”）建立了一个贸易点，那里是当时主要的黄金开采中心。16世纪初，葡萄牙船只每年从非洲向里斯本运送约700公斤重的黄金。当时欧洲的黄金年产量约为4吨，而葡萄牙根本没有金矿。欧洲的所有黄金都可以被放进一个每边均长大约2米的区域里；这么少的数量，意味着黄金的价值极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

一位名叫若昂·罗德里格斯（Joao Rodrigues）的葡萄牙商人解开了一个谜团，即究竟是谁实际上控制着非洲的黄金贸易。1493年到1495年，罗德里格斯居住在海滨城镇阿尔金（Arguin）和塞内加尔河两地之间，他仔细研究了当地的黄金贸易。他确定了商队贸易所涉及的不同城镇，解释了盐是如何向南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廷巴克图的；还观察到满载着北非货物的船只从廷巴克图沿河而上，经两周时间到达杰内（古城杰内附近一个较大的镇），在那里，船队见到了做黄金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属于一个特殊的种族，被称为旺加拉人（Wangaras），他们是红色皮肤或棕色皮肤的。事实上，除了这一族的人，任何其他人都不准接近这些矿区；之所以排除了其他人，是因为人们认为旺加拉人非常值得信赖”。旺加拉这个名字已经被使用了几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群体身份越来越稳固。15世纪末，旺加拉人形成了一种商业阶层，在罗德里格斯的描述中，其成员均拥有红褐色皮肤。

确认了旺加拉人的身份后，罗德里格斯得以终结无声交易的神话。“据说，卖盐的商人无视其他人，而是把他们的盐堆留给放下金子的黑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罗德里格斯意识到，无声交易只是为了保护旺加拉人的垄断地位。

罗德里格斯还注意到，奴隶在黄金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当旺加拉人抵达杰内时，每个商人会委托一两百个黑人奴隶（或者更多）用其头顶把盐从杰内运到金矿，并从那里带回黄金。他们的头顶能运一切东西，自己却一无所有。”旺加拉人从奴隶的苦难中获利，有些人一年就交易了一万盎司的黄金。

从1450年到1500年，离开非洲前往葡萄牙的非洲奴隶总数为八万人；在1500年到1600年间，这一数字迅速发展到33.7万人。在1600年以前，来自撒哈拉沙漠、红海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比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还要大。1600年以后，大西洋奴隶贸易取代了北非和中东的奴隶贸易。

正如罗德里格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当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时，一个穿越非洲的复杂路径系统已经将北非、东非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黄金和石棉手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被运到西班牙；而被运到意大利的有象牙和黄金；沿着东非海岸来到阿曼、巴士拉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是象牙和奴隶。贸易路线也将商品，特别是从地中海和印度洋运来的珠子和布料带入西非。最繁忙的交通路线是三角贸易路线，商队带着珠子和布料向南穿过撒哈拉沙漠，在途中携带上盐，然后带着奴隶和黄金返回地中海港口。

这些复杂的商业动脉的存在，使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的航行有了新的意义。欧洲人没有把生意介绍给他们在沿海港口遇到的国王和商人。他们尽最大努力避开非洲中间人，并在奴隶和黄金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非洲奴隶的数量非常庞大，但奴隶买主仍从中亚寻找奴隶，下一章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1] 塔德麦加意为“类似麦加”“和麦加一样”。——编者注

[2] 乍得湖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