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夫·埃里克森及其他前往美洲的人，并不是唯一离开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的北欧人。公元1000年左右，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转而向东航行，越过波罗的海，在东欧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道路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人是罗斯人（Rus），他们是流浪者，俄罗斯正是以此命名的。他们大多是男性，与当地妇女通婚，建立长期定居点，还学习斯拉夫语，最终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罗斯人在东欧找到了稳定的毛皮和奴隶供应，他们将自己定位为中间商，并通过向拜占庭和中亚的穆斯林消费者销售皮草和奴隶，获得了巨额利润。

尽管罗斯人运回的金银改变了他们斯堪的纳维亚故乡的经济，但这些金银对东欧的改变更大。在10世纪，罗斯人形成了一个贸易联盟，控制了一大片聚居着不同部落的地区。公元988年或公元989年，这一联盟的首领、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拜占庭东正教，这就重新绘制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图，将东欧和俄罗斯也囊括在内。（当时基督教的两个主要分支是拜占庭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新教在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后形成。）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时，基督教世界实际还尚未完全形成，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罗马才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发展是思想传播和随之形成的新的宗教势力范围，这深刻地影响了每个人，甚至那些待在家里的人。

第一批来到东欧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所崇拜的传统神祇——威力无比的雷神托尔、雷神之父战神奥丁以及生育女神弗雷雅，与前往美洲的其他北欧人所信奉的一样。当时的人把这些移民称为“Rus”，这个词来源于芬兰语中的“瑞典”一词，意思是“划船”或“划船的人”。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学者把罗斯人描绘成纯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1989年以前的苏联学者则把罗斯人描绘成斯拉夫人，但罗斯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他们是各种北方民族的混合体，如挪威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斯拉夫人，他们联合起来组成战队，但很快就解散了。

就像北欧人向西航行到美洲一样，罗斯人的首领们为了掠夺而向东航行，相对于土著居民，他们拥有组织优势，有时还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生活在东欧森林里的人们捕鱼、狩猎，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某些特定植物，包括那些他们春天种下，秋天再回来收获的植物。他们以小群体的形式出行，生活非常简单。一些罗斯人的小群体——特别是在北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会与当地人混居在一起，用和平的方式与之进行毛皮交换。而在其他地方，罗斯人通过武力获得毛皮和奴隶。规模更大的罗斯人群体经常会在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时击败对方，然后开始收取“贡品”，这是保护费的委婉说法。通常情况下，当地人每年会向其罗斯领主进献一到两次毛皮和奴隶。

罗斯人到达东欧河谷，这与十七八世纪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的定居类似，尽管后者享有更大的技术优势。这两次相遇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欧洲殖民者最终创造了一个使美洲印第安人流离失所的社会，而罗斯人则与土著人通婚，并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风俗。

到公元8世纪晚期和公元9世纪初，罗斯领主们已经从毛皮贸易和奴隶贸易中赚到了足够的钱，他们开始把赚到的钱寄回斯堪的纳维亚。从东欧贸易中获利的首领们所建造的规划完好的城镇，在瑞典、挪威和丹麦兴起。第一批城市的兴起是为了发展他们与东欧的贸易。海泽比（Hedeby）（位于今丹麦和德国的边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人口在1000至1500之间。位于丹麦西海岸的里贝（Ribe）规模并不大，至今仍然存在，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古老的城市。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位于瑞典东海岸、距离斯德哥尔摩以西约32公里的比尔卡（Birka）成为那些进入东欧国家的人的主要出发地，从那里，罗斯人向东行进了160多公里，到达俄罗斯洛瓦季河（Lovat River）河畔的城市旧拉多加（Staraya Ladoga）。它的人口包括不同的群体：芬兰人、波罗的海人、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考古学家在农田旁发现了松鼠、紫崖燕和海狸的骨头，这表明早期的罗斯人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捕捉动物以获取皮毛。

同时出土的骨头和鹿角梳证实了罗斯人在旧拉多加的存在。有穆斯林描述称，罗斯人很少洗澡，但男人和女人都经常梳头。在旧拉多加及其邻近城镇发现的梳子几乎一模一样，这表明一群斯堪的纳维亚工匠从一个定居点迁移到另一个定居点，为当地的罗斯居民雕刻梳子。和安第斯山脉的金属工匠一样，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得知他们家乡以外的发展机会后，便搬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从事贸易。

在贸易的最初阶段，罗斯人并没有试图占领某个地区。例如在白湖（White Lake）附近，罗斯人建造了一个小的定居点，里面只有6间至10间房子，没有防御工事。罗斯人进入东欧只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是出于任何统治者的命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社群逐渐壮大。

由于欧洲和中东对毛皮的巨大需求，罗斯人进入了东欧。曾记录了丹麦国王讲述的有关文兰之事的历史学家不来梅的亚当，抱怨日耳曼人对“奇怪毛皮”的渴望：“这种气味给我们的世界灌输了一种致命的‘傲慢毒药’……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貂皮长袍的追求不亚于对最幸福之事的追求。”一位公元10世纪的巴格达人指出，即使是那些气候更温暖地区的统治者，也会积攒数千件毛皮长袍。

欧洲和中东对奴隶的需求也很大，特别是在当时最大的两个城市——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位于今伊拉克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首都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居民用他们的财富购买奴隶，这些奴隶几乎都是在对邻国的袭击中抓来的。

在公元10世纪初，一位名叫伊本·鲁斯塔（Ibn Rusta）的穆斯林观察者注意到，罗斯人“善待他们的奴隶，并把奴隶打扮得很漂亮，因为对罗斯人来说，奴隶是一种商品”。不来梅的亚当谈到了储存在丹麦西兰岛上的黄金，那是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从奴隶贸易中积累起来的，他说道：“维京人不信任彼此，一旦其中一个人抓到另一个人，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卖为奴隶。”来自东欧的奴隶如此之多，以至于在11世纪的某个时候，希腊语中“斯拉夫”（sklabos）一词的含义，从最初的“斯拉夫”转变为更广义的“奴隶”（slave），无论这个人是不是斯拉夫血统。

由于从奴隶和毛皮贸易中获利，罗斯领主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为追随者提供食物、衣服和劫掠来的一部分战利品，以此作为回报。新领土为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如果他们发了财，就能吸引自己的随从，从而成为首领。

罗斯人主要是乘坐轻便的有桨独木舟进入东欧的。东欧的河流都流经相对平坦的地带，河流之间没有高山阻隔，因而，在遇到河流枯竭或过于湍急之时，人们就可以轻易地把船只推上陆地来搬运。

第聂伯河（the Dnieper）是唯一连续的航道，但它有危险的急流。基辅（Kiev）附近是最危险的地段之一，而罗斯人必须经过这里才能到达黑海。这条河62公里的航程中，有33米的落差。一位拜占庭的观察者指出，罗斯人在航行至某个特别难以继续行进之处时，不得不带领他们“戴着锁链的奴隶”在陆地上行走9公里多的路程，然后继续乘船航行。

最早关于罗斯人的书面描述来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他是一位波斯官员，他认为罗斯人是生活在萨卡里巴人（Saqaliba）所居之地的金发民族之一。萨卡里巴人是阿拉伯语中对北欧和东欧民族的统称。（阿拉伯语中有多个关于“奴隶”的词，“Saqaliba”是其中某个单词的语源。）“他们从萨卡里巴人所达的最遥远之地，运送海狸皮、黑狐皮和宝剑到‘罗姆人的海域’（the Sea of Rum）”，即黑海。罗斯人运来的毛皮中，以毛皮密度大的海狸皮、狐狸皮价格最高。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没有提到奴隶，但他提到了罗斯人所用的剑的先进程度。这些剑对罗斯人捕获奴隶以及从东欧居民那里获取毛皮至关重要，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也很高。

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罗斯人的剑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当地含许多杂质的铁冶炼而成；另一种则由钢制成，而这些钢是由熔炉或小型密闭模具生产出来的。一些阿拉伯语资料描述了从铁中炼钢的复杂技术，还揭示出世界闻名的大马士革钢实际上不是在叙利亚制造的。而罗斯人通常是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其他地方进口用以冶钢的熔炉的。

一批含碳量最高、质量最好的剑上面刻有“+ULFBRH+T+”的字样，因而被称为“乌尔伯特”剑（Ulfberht），这很可能是源于制造它们的铁匠的名字，但“U”的前面、“H”和“T”之间、“T”之后都出现了“+”，没有人能成功地解释这种做法。大约有100把乌尔伯特剑留存至今，但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剑的含碳量高，剑刃很锋利，而有些剑的含碳量低，剑刃很钝。公元1000年以后，铸剑师们继续生产剑，剑上的字母仍然是“Ulfberht”和“+”的组合，但拼错字母的情况更多了，这清楚地表明乌尔伯特这一有价值的品牌正在被盗用。

罗斯人带着钢剑和匕首，沿着东欧的不同河流向南前进，直到他们到达黑海。从那里，他们开辟了通往今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新陆路路线，当时的塞瓦斯托波尔被称为切尔森（Cherson）。沿第聂伯河而下的旅行大约要20天。

公元10世纪初，切尔森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前哨，街道四通八达，城墙雄伟壮观。居住在北方草原上的牧民牵着他们的马、羊来到切尔森的市场上，拜占庭商人则在那里出售丝绸、玻璃器皿、釉陶器、金属器皿、葡萄酒和橄榄油，而渔夫会出售当天的渔获，森林居民出售毛皮、蜂蜜和蜂蜡。蜂蜡制成的蜡烛为中世纪世界提供了最高质量的照明；油比较便宜，但燃时会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就像牛脂蜡烛一样。

这类市场是销售毛皮和奴隶的最佳地点。切尔森正好位于罗斯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经路上，这趟路程横跨黑海，需要六天时间。向巴格达前进的罗斯人团队选择了两条路线：从黑海沿陆路穿过可萨人（Khazars）的领土到达里海，或者沿着伏尔加河向南到达重要的贸易中心伊蒂尔（Itil）。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他的《道里邦国志》中解释道，因为阿拔斯法律允许“圣经的子民”，即基督徒和犹太人，比其他非穆斯林群体缴纳更低的税，所以罗斯人自称基督徒。这表明至少有一些罗斯人知道基督教，但还没有皈依。

关于罗斯人传统宗教风俗的最详细信息来自一位亲历者写于公元922年的游记。阿拔斯哈里发为响应保加尔（Bulgar）统治者的要求，派了解伊斯兰教知识的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出使该国。在伏尔加中部的一个小镇上，伊本·法德兰遇到了一队罗斯商人，他们正在火化他们的首领和他的“女奴”同伴。伊本·法德兰详细描述了罗斯人在为“他们的这位伟人”举行的葬礼上所发生的群体性行为和活人祭祀，这段描述因其令人不寒而栗的生动刻画而出名。

已故首领的家人要求有人殉葬，一名女奴同意了。（法德兰没有解释原因。）葬礼的时间到了，女奴喝了一杯酒。然后，“六个人进了帐篷。他们都和那个女奴发生了性关系”。法德兰没有对此进行评判，他客观地报告他所看到的。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观察一种宗教的生育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信奉北欧战神奥丁和生育女神弗雷雅的人通过性行为祈求族群的繁衍。

然后，一个“又黑又胖，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的女祭司帮助准备了火葬船。伊本·法德兰称她为“死亡天使”，并总结了她的职责：“她的职责是缝制首领的衣服，将他收拾停当；而杀死女奴的也是她。”四名男子把女孩放在死者旁边，把她按倒在地：“死亡天使在女孩的脖子上系了一根绳子，两端交叉，再交由两个男人来拉动。然后死亡天使拿着一把宽刃匕首向前走去，开始在女孩的肋骨间**，而两个男人则用绳子勒着她，直到她死亡。”

已故首领的至亲点燃了火葬柴堆，他们把船和首领以及女奴的尸体放在上面。斯堪的纳维亚葬礼的风俗多种多样。在上述例子中，罗斯人焚毁了一艘满载祭品的船只；但考古学家也发现过一些船只，船上的祭品完好无损。

罗斯商人向他们的神祇寻求帮助，让其生意兴旺发达。伊本·法德兰写道，当一名商人到达伊蒂尔交易点（这里离伏尔加河汇入里海的河口处很近）时，捐了一笔钱。然后，他跪倒在一尊巨大的木质神像前，神像周围是许多小雕像，并祈祷道：“主啊，我从远方长途跋涉而来，带着如此多的女奴和数量庞大的黑貂皮。我希望你赐给我一个富商，他有许多第纳尔（dinars）和迪拉姆（dirhams），我想让他从我这里买什么，他就会买什么，我定任何价格他都不会讨价还价。”第纳尔是金币，迪拉姆是银币。两种钱币都可以被熔化，制成臂章和项圈。根据伊本·法德兰的记录，每积累一万枚迪拉姆银币，罗斯首领们就会给他们的妻子一个银项圈。

硬币可以揭示大量关于过去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当时的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等鲜有书面记录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硬币，我们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大量财富从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世界转移至罗斯人手中，用于购买进口的毛皮和奴隶。在北欧和东欧出现了数百处宝库，其中一些藏有超过一万枚硬币。罗斯人把陶罐、玻璃罐、金属罐或桦树皮当作临时的安全储藏容器，再把银币置于其中，埋在地下，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留下了许多这样的地下储藏品，直到考古学家把它们发掘出来。

埋藏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数量最为庞大的一批硬币是在瑞典的哥特兰岛（Gotland）出土的，其埋藏时间约在公元870年后。哥特兰岛位于波罗的海，在斯德哥尔摩以南约200公里处。考古学家在1999年发现了一个宝库，其中有14 295枚硬币，年代从公元539年到公元871年，还有486枚由熔化的硬币制成的臂章。首领们用硬币和臂章奖励其追随者。这些银器共重67公斤。宝库中有些硬币完好无损，而另一些则被切成了碎片。

一旦银被熔化，就不再是硬币的形状，之后确定一件物品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称重。为了做到这一点，罗斯人采用了一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新工具，即天平。天平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各地都已出现过，这是早期技术转移的可信证据。新出现的天平并没有取代工人的位置，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前并没有人做给银称重的工作。事实证明，天平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急需的服务，就像今天的手机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人逐渐不再用熔化的硬币来制作臂章。哥特兰岛另一处宝库（被埋于公元991年以后），反映出人们对硬币的依赖与日俱增。这处宝库中没有臂章，而是包含了1911枚银币：其中1298枚刻有阿拉伯文，591枚来自日耳曼，11枚来自伏尔加保加尔（Volga Bulgar）， 6枚来自英格兰，3枚来自拜占庭，2枚来自波希米亚。这些硬币提供了有关罗斯人主要贸易伙伴的珍贵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无法从文献中获得的。对罗斯人来说，伊斯兰世界远比西欧重要。公元950年左右，从中亚分离出来的萨曼帝国（the Samanid Empire）取代了阿拔斯王朝，成为质地最纯的银币制造者。

从伊斯兰世界到斯堪的纳维亚、到罗斯人居住区的财富转移量有多大？我们先来看看铸造于公元670年至1090年间且出土数量惊人的迪拉姆银币：瑞典出土了8万枚，波兰出土了3.7万枚，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土了20.7万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铸造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的伊斯兰银币出土总数为40万枚。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发现的硬币；原来埋在地下的硬币数量肯定要比这高出许多倍，据说可达100万枚，只是后来有许多的硬币被熔化或者丢失了。

100万枚硬币能买到多少奴隶？在11世纪，这些硬币能购买10万名奴隶，或者说大约每年能买1000名奴隶。

在公元10世纪后期，伊斯兰世界开始出现全区域的白银短缺。因此，经罗斯人出售毛皮和奴隶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的白银逐渐减少，少数规模较小的宝库中有银币，这些银币是在公元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铸造的，但没有一枚铸造于1013年以后。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土的硬币中，也有英格兰硬币。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人们在公元793年，不列颠群岛遭受第一次攻击后，北欧人继续对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掠夺。按照北欧人一贯的做法，每当他们征服不列颠群岛的某个地方，他们就要求收取保护费。北欧人控制了英格兰中部的大片地区，并在一个名为“丹麦区”（Danelaw）的区域实行丹麦的法律。

从公元9世纪中叶到11世纪60年代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北欧人还是英格兰人都没有对不列颠群岛获得过持久的控制权，除了挪威国王克努特大帝（Cnut the Great）曾一度几乎统一了丹麦、挪威和英格兰。1016年，他打败了英国人，并于1018年从他的英国臣民那里榨取了82 500镑重的银币，以此来奖励其追随者。（当时的磅比现在的磅要轻，因此这些银币也就是3万多公斤。）1028年，克努特获得“英格兰全境、丹麦全境、挪威全境和瑞典部分国境的国王”的头衔。但自1035年他过世后，英格兰的王位又回到了“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手中，且英格兰与丹麦、挪威分治。

瑞典哥特兰岛的某个宝库出土过西班牙铸造的24枚硬币，这证实了维京人曾在地中海活动，地中海是他们在欧洲活动的最南端。考古学家们非常巧妙地解释了北欧人在南方留下的少量证据。例如，大西洋马德拉岛（Madeira）的一个据点出土过老鼠骨头，其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到1036年间。由于这些老鼠的DNA更接近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老鼠的DNA，考古学家得出结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15世纪的葡萄牙人更早到达马德拉岛。

文字史料也记录了北欧人到西西里岛的航行，他们在公元900年左右到达西西里。北欧人后代罗杰二世（1130—1154年在位）在12世纪时以诺曼人国王的身份统治该岛，并以向基督教和穆斯林艺术家、学者提供财政支持而闻名。在罗杰的宫廷，伊德里斯绘制了一幅直径为2米的非洲-欧亚大陆圆形银质地图。

在钱币出口的高峰期，一些向南航行的罗斯人最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充当雇佣兵。他们是“瓦良格人”（Varangians），这是一个古老的挪威语词汇，始现于公元950年，意为“信誓旦旦的人”，引申开来就是指斯堪的纳维亚人。拜占庭皇帝拥有一支单独的瓦良格人卫队，他们以勇猛著称。这些瓦良格卫队中的其中两人可能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阳台上用古挪威文进行涂鸦（一些专家怀疑其真实性）。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是冒险家和财富的追求者。

其中一位是典型的军阀首领，名叫“远行者”英格瓦尔（Ingvar the Far Traveler），他是自己萨迦中的英雄，这个故事讲述了他与龙、与巨人的多次战斗。英格瓦尔和他的同伴们沿着第聂伯河航行，越过黑海，穿过高加索山脉，最后到达里海。他渴望建立自己的王国，在这篇萨迦中，他只有20岁，这表明年轻人可以在军阀混战的社会中崛起。

最终，英格瓦尔病倒了，他手下一半的人也病倒了，25岁时，英格瓦尔死于中亚某地，很可能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花剌子模（Khwārazm）地区。这是北欧人到达的最东端。英格瓦尔在死前，要求其追随者“把我的尸体带回瑞典”，这一请求解释了为何瑞典中部有26座他的追随者的符石坟墓。

公元1000年左右，被一群掠夺者割据的欧洲世界慢慢被征税的君主国所取代。国王奖赏其臣民以土地，而不是战利品。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征服者威廉，他的祖先在公元10世纪初作为海盗来到法兰克王国，开始征收保护费，并最终成为英格兰的诺曼人国王，这些事件在闻名全球的贝叶挂毯上都有描绘。

1066年威廉对英格兰的入侵，标志着维京时代的结束。威廉政府在英格兰实行了改革，而事实上，同样的改革也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土地上，统治者用专门的土地奖励其追随者，而农业收入使新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为其土地缴纳税款。

当为罗斯人选择基督教为国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掌权之时，罗斯人的领土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早期时代的各方混战，让位于由某一具备领导能力的部落中的多位成员来共同统领的新的统治结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从硬币中梳理出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查阅一部详细的资料，即《往年纪事》（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它记录了罗斯王公们的编年史。此书撰写于1050年至1113年间。

公元860年至公元862年的条目解释了第一批罗斯王公是如何掌权的。生活在东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远渡重洋来到瓦良格罗斯（Varangian Rus）”，并邀请了三兄弟来统治他们。兄弟们建立了留里克王朝（Rurikid Dynasty）。需要注意的是，《往年纪事》明确地将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霸主定义为外来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并没有终结各方混战的时代，王位的继承和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并充满争议。留里克王朝的每任统治者死后，都会爆发一场混战，直到胜利者出现。

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 920—972）是一位尖酸刻薄的意大利使节，我们从他那里得知，罗斯人在公元941年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公元941年，当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被德意志国王奥托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利乌特普兰德并不在这座城市里，但他的继父告诉他，于公元912年掌权的罗斯人领袖伊戈尔大公（Prince Igor）率领着一支拥有千艘战船的舰队。

为了保卫首都，拜占庭皇帝改装了15艘战舰，使它们能够发射拜占庭最强大的武器——希腊火（Greek fire）。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都对其成分加以保密。希腊火中含有石油，就像现代的凝固汽油弹一样，即使在与水接触后仍能够燃烧。由于拜占庭舰队喷射希腊火，罗斯人只能跳船游向岸边，以求活命。

君士坦丁堡给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君士坦丁堡视作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城市（他从未到访巴格达）。这座城市的奇迹包括安置在君士坦丁七世（Emperor Constantine VII，公元913—959年在位）宝座周围的机械鸟和狮子。不同种类的鸟唱着不同的旋律，镀金的狮子“似乎在守护着他（君士坦丁），它们用尾巴拍打着地面，发出一声咆哮，嘴巴张开，舌头若隐若现”。利乌特普兰德对国王的宝座特别着迷，这个宝座还可以通过一个隐藏的装置（可能是滑轮）升到天花板上。

公元945年，罗斯人与拜占庭签订了一项条约。罗斯人的领袖伊戈尔仍然需要和他的亲戚们商量，这表明他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君主。因为罗斯人首领与他人分享权力，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王公（prince）”而不是“国王（king）”。条约还表明，一些罗斯人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不再只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而伪装成基督徒。

伊戈尔的公国不同于当时的农业君主国，如法兰克王国，因为罗斯王公的官员只够对商业征税，而腾不出人手对农业征税。对商业征税只需要在所有交通枢纽派驻官员，这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而对农业征税则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更成熟的官僚机构。

在对拜占庭的进攻中，罗斯人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他们战败于君士坦丁堡，且没能控制第聂伯河流域。公元945年，驻扎在基辅东部的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奋起反抗罗斯人，拒绝缴纳贡品，并杀死了伊戈尔。为了给丈夫报仇，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Olga）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奴役或杀害了所有幸存者，并摧毁了他们的首都，在乌克兰西部今克罗斯滕（Korosten）的挖掘工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奥尔加还改变了罗斯人征集贡品的方式。她没有让罗斯官员每年冬天去各个部落征收不同的产品，而是命令罗斯人的臣民前往当地的贸易站。在那里，他们直接向她的官员缴纳毛皮和其他林产品，这是加强罗斯君主制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使王公的收入来源合法化了。

奥尔加是第一批改信基督教的罗斯人之一。公元945年至公元961年，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年纪还太小，无法独立统治，在担任摄政王期间，奥尔加选择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向她求婚，她巧妙地拒绝了：“您亲自给我洗礼，称我为您的女儿，您怎么能娶我呢？因为在基督徒中，那是不合法的，你们自己也该知道。”君士坦丁很快就承认失败，显然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奥尔加，你比我聪明。”这两人可能没有说过这些话，但奥尔加确实皈依了拜占庭式的基督教，而且她肯定没有嫁给君士坦丁。

当奥尔加请求君士坦丁派遣传教士到罗斯来教导他们基督教教义时，他拒绝了。然后她询问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对方也没有给予实质性回应。这一顺序表明，罗斯人首先是向拜占庭人寻求帮助，然后才是奥托王朝。奥尔加摄政期间，基辅的一些臣民已经是基督徒了，就像公元10世纪中叶妇女的坟墓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妇女被埋葬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当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在公元963年开始亲政时，奥尔加辞去了摄政王的职务，而这位国王拒绝皈依基督教。

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基辅成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国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很容易防守；第一座城堡（或称要塞）的城墙于公元1000年左右修建。在南部，坐落在第聂伯河西侧高岸上的基辅成为南北贸易的枢纽；到公元1000年，那里已经居住了数千人。

和他之前的许多军事领袖一样，斯维亚托斯拉夫留下了其死后由哪个儿子继任的指示。他明确规定弗拉基米尔——一个奴隶女孩的孩子，应该统治诺夫哥罗德，而弗拉基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伊阿波洛克（Iaropolk）应该接管基辅。尽管如此，他所计划的和平继承并没有发生，这是常有之事。他的儿子们爆发了一场权力的斗争。公元980年，经过八年的战斗，弗拉基米尔和一支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侵入基辅，杀死了他的兄弟，控制了这座城市。

那时，弗拉基米尔的处境仍岌岌可危，于是他开始考虑改信基督教，这是他从祖母奥尔加那里学来的。作为一个无自由的奴隶之子，他渴望合法性，他需要摆脱谋杀兄弟的恶名。弗拉基米尔还面临着其他难题。他掌权时恰逢金融危机，因为公元1000年后全欧洲的白银都出现了短缺。弗拉基米尔面临着来自奴隶贸易收入的下降，而这曾是罗斯人主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获得支持，弗拉基米尔为六位传统的罗斯神祇立了塑像，其中包括闪电之神佩伦（Perun）。然而，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他的臣民没有共同的信仰体系，缺乏共同的身份，这削弱了他对他们的控制。政治对手可以通过将支持者团结在一个弗拉基米尔并不信奉的神祇周围，来轻易挑战弗拉基米尔的统治。

弗拉基米尔开始寻找一种能够赢得其所有臣民忠诚的核心宗教。一旦他选择了正确的宗教，并要求他的臣民皈依，他就可以禁止崇拜其他神祇，并阻止对其政府的任何挑战。

弗拉基米尔并不是特例，其他君主也一直派遣使者去了解他们邻国的宗教风俗。在君主们选择某种宗教作为自己的国教时，他们对其教义往往所知甚少，也许仅限于传教士告诉他们的那些。尽管如此，这些统治者还是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思考他们自己及其臣民应该信仰哪种宗教。

他们会因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获益良多。除了崇拜更强大的神祇以及加入更大规模的教会，他们还希望与支持同一信仰的其他统治者结盟。越来越多的接触导致了公元1000年前后宗教皈依的集中化，并形成了大型的宗教大区，这些大区甚至与今天的贸易和防务组织有着惊人的相似。

根据《往年纪事》记载，公元986年，弗拉基米尔接待了来自四个邻国的使者：信犹太教的可萨人、属于穆斯林的保加尔人、日耳曼奥托王朝的罗马天主教信奉者，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基督徒。

弗拉基米尔对犹太教略知一二，他在回应可萨人的使者时透露了这一点，可萨人可能在一百年前就改信犹太教了。可萨人控制着顿河上游和伏尔加河下游之间的大片土地。很明显，犹太教为可萨人提供了一个介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和阿拔斯哈里发的伊斯兰教之间的中间地带，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承认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然而，犹太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选择。附近没有强大的犹太盟友（尽管伊拉克北部、也门和北非的一些早期统治者已经改信犹太教）。事实上，当时的欧亚大陆上并没有犹太国家。

可萨人实行双君主制。一位被称为“别乞”（Beg）的国王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而另一位被称为“可汗”（Kaghan）的统治者则任仪式首领。某位别乞可能在公元800年到公元810年间的某个时候皈依了犹太教，但这种皈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臣民。

公元837年至公元838年间，当某位可汗皈依犹太教时，可萨人的铸币厂发行了三种新的硬币。摩西迪拉姆（Moses dirhams）是这些硬币中最知名的，尽管只有七枚留存至今。它们由银制成，镌刻着阿拉伯语，几乎与阿拔斯王朝发行的迪拉姆硬币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摩西迪拉姆硬币上刻着“摩西是神的使者”，而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且只是部分的；而波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qih）在公元902年或公元903年写道：“可萨人都是犹太教徒，但他们是最近才被犹太化的。”考古学家至今仍未找到可萨平民信仰犹太教的证据。在成千上万带有各种涂鸦和图画的泥砖上面，他们并未发现烛台或其他犹太符号。

历史学家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文字史料说了一件事，但缺乏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它。如果书面记录是正确的，那么可萨人在公元70年古以色列神庙被毁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建国之间，建立了最大的犹太国家。

可萨人非常善于观察，《往年纪事》的作者写道，一群可萨人在公元986年左右试图将弗拉基米尔转变为犹太教徒，他们提出了以下观点：犹太教的教义包括“包皮环切，不吃猪肉或野兔肉，遵守安息日”。禁食野兔肉并不是典型的犹太教饮食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可萨人不吃兔肉。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用野兔脚做的生育护身符，表明可萨人崇拜野兔。

可萨人的使者解释说，作为犹太教徒，他们不住在耶路撒冷的故土，因为“神向我们的祖先发怒，又因我们的罪孽而把我们分散在外邦中”。这时，弗拉基米尔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如果上帝爱你们和你们的信仰，你们就不会被流放到异国他乡。你们希望我们也接受这样的命运吗？”弗拉基米尔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耶路撒冷不是由犹太人统治的〔当时控制这座城市的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是什叶派穆斯林〕。

弗拉基米尔不想皈依那些式微的宗教。他在寻找一个比自己势力更强大的盟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弗拉基米尔派代表造访各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使者也敦促弗拉基米尔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时，他甚至没有派人去可萨人那里。

下一个候选者伏尔加保加尔人，他们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公元986年，保加尔人的使者向弗拉基米尔解释说，穆罕默德“指示他们行割礼，不吃猪肉，不喝酒”。保加尔使者继续说道，穆罕默德承诺会给每个死后的男性信徒“70名美丽的女子。信徒可以选择一位美丽的女子，而穆罕默德将赐予她所有女人的魅力，她会成为这个人的妻子。穆罕默德保证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阿拉伯语词汇中“美丽的女子”，其字面意思是指拥有明亮眼白与漆黑瞳孔的女子，人们认为只有最美丽的处女才具有这种特征。

《往年纪事》的亲基督教的作者，有意将天堂的性愉悦描述为一种羞耻。他补充说，伏尔加保加尔人“还说了其他一些假话，出于我的谦卑，这些话不能被记录下来”。当保加尔使节敦促弗拉基米尔皈依伊斯兰教时，罗斯王公断然拒绝了，并解释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快乐，我们就无法生存。”

从《往年纪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还是穆斯林保加尔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为皈依的弗拉基米尔提供真正的好处。

第三个代表团来自信奉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奥托帝国。他们控制了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包括罗马，还任命了教皇。日耳曼人传达了教皇的观点：“你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但你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这段被截断的对话一定是后来才被插入《往年纪事》里的，因为它暗示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裂痕。事实上，在公元986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两个基督教会仍然是统一的。

《往年纪事》并没有准确地呈现该事件真实的情况。很明显，关于弗拉基米尔皈依的记载被分割开来，散乱地收录在这部编年史的不同年份里。关于日耳曼的罗马基督徒的叙述，很有可能是后来的补充，且该书对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这种过于齐整的三分式记载也引人怀疑。

然而，即便整个故事都是为解释所发生之事——除了近邻拜占庭，弗拉基米尔又能接受谁的宗教呢？——而虚构的，它仍然显示了公元1000年后所流传的宗教信息，而当时也是《往年纪事》成书之时。我们确实得到了来自伊斯兰史料的外部证实：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罗斯统治者派了四名亲戚去见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询问有关伊斯兰教的信息。这一欧洲之外的史料表明，弗拉基米尔积极地寻求有关邻国的各种信仰体系的信息，因为他正纠结要皈依哪一种信仰。

《往年纪事》花费了较多的篇幅来记叙拜占庭教会的教义，有位学者对创世记、耶稣受难和审判日作了详细阐释。他的阐释被称为“哲学家的演讲”，显然是后来才被编者添加到文本中的。这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现实：倘若基督教文本没有被翻译成斯拉夫语，所有新的宗教教义都必须通过口头来传达。在听完这段演讲并询问几个问题后，弗拉基米尔回答道：“我还要再等一会儿。”他再次推迟了对王国宗教的选择。

公元987年，在与贵族和城市长老商议过后，弗拉基米尔派遣了一支由10名顾问组成的队伍，首先前往伏尔加保加尔，然后去了德意志，最后去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拒绝了保加尔人的伊斯兰教和日耳曼人的罗马基督教。

君士坦丁堡完全征服了这些顾问。在参观完圣索菲亚大教堂后，他们报告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这样的辉煌，也没有这样的美丽，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我们只知道上帝住在这些人中间，他们的仪式比其他国家的仪式更合理。我们不能忘记那种美。”尽管他们一致建议选择拜占庭的基督教，但弗拉基米尔仍犹豫不决。

《往年纪事》将弗拉基米尔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的决定，描述为一系列的四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他的军队在切尔森击败了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军队，后者是拜占庭皇位的继承者；第二个事件是他失明了；第三个事件是他接受了洗礼，恢复了视力；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事件，他迎娶了拜占庭统治者巴兹尔二世（Basil II）的妹妹安娜。

同时代的拜占庭和日耳曼观察者，都不认为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是一件大事；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拜占庭人和罗斯人之间的一件小事。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弗拉基米尔的皈依是基督教世界形成的关键一步。弗拉基米尔的王国有500万人口，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是法兰西国土面积的两倍。弗拉基米尔选择基督教，意味着东欧转投拜占庭——而非耶路撒冷、罗马或麦加。罗斯人虽与西欧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他们只有一个宗教中心，那就是拜占庭。

每当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统治者决定皈依一种新宗教时，不同宗教大区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下文中的图表列出了一些在公元1000年左右为自己王国选择了某种宗教的统治者。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们都选择与一个或几个邻国为伍；与他们共享这种新信仰的人民会成为其军事盟友和主要贸易伙伴。虽然他们继续与其他信仰的统治者保持联系，但他们与同宗教信徒们的关系会更密切，并且他们通常相信世界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宗教大区。

地缘不再是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唯一依据。人们（包括所有待在家里的人）开始将自己的家乡当作是宗教大区的一部分，进而开始认同更大的群体，这是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史料来源：安德斯·温罗斯（Anders Winroth）《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转变：北欧重塑过程中的维京人、商人和传教士》（Conversion of Scandinavia: Vikings,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in the Remarking of Northern Europe, 2012），第112—118页，第162—163页。安德烈亚斯·卡普洛尼（Andreas Kaplony）《土耳其人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the Turks”）一文，收入《中亚伊斯兰化》（Islamisation de l’Asie Centrale），第319—338页；芭芭拉·H. 罗森温（Barbara H. Rosenwein）《中世纪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第86页；彼得·金（Peter B. Golden）《卡拉哈尼人和早期伊斯兰教》（“The Karakhanids and Early Islam”）一文，收入《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第362页。

这些宗教皈依并不都是皈依到基督教。在弗拉基米尔统治之地的东边，是靠近咸海的突厥乌古斯部落（the Turkic Oghuz tribe）的领土。当伊本·法德兰在公元921至公元922年穿越他们的土地时，他注意到乌古斯人认为腾格里（Tengri）就是长生天，并经常向萨满求教。他还注意到天气异常寒冷，这是该地区气候变冷的一个迹象，而此时的欧洲将进入中世纪暖期。到了公元10世纪末，许多乌古斯人定居在咸海以东，他们的领袖塞尔柱·伊本·杜卡克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有史料记载称，塞尔柱人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如果不采纳我们所希望（生活）的国家的民众信仰，不与这些人达成协议（或遵守他们的风俗）……我们将成为一个渺小而孤独的民族。”

塞尔柱的追随者采用他的名字作为部落名，他们后来就被称为塞尔柱人。虽然关于这个民族早期历史的资料很少，但塞尔柱·伊本·杜卡克似乎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和弗拉基米尔一样，想变得更强大。在他于公元1000年左右皈依伊斯兰教之时，他的部落只是中亚众多部落中的一个，但到了11世纪中叶，在塞尔柱的孙子们的领导下，塞尔柱王朝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强国之一。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在这个时候改信了基督教。和弗拉基米尔一样，绰号“蓝牙”的丹麦国王哈拉尔也是作为非基督徒被抚养长大的。公元10世纪60年代，他统一了丹麦，并暂时控制了挪威。他认识到基督教一神论的力量是他新王国的统一力量，他决定皈依。（英特尔和爱立信的工程师将他们的新技术称为“蓝牙”，因为它将电脑和手机连接在一起，就像哈拉尔统一了丹麦和挪威一样。）

工程师将“Harald”和“Bluetooth”中首字母“H”“B”对应的如尼文字母组合在一起，创造了蓝牙标志。

一旦某个统治者皈依了一个主要宗教，他便能接触到那些可以协助治理国家的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能读会写，还会计算，可以帮助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君主获得更大的控制权。这些技能在公元1000年左右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有文化的官员来帮助他们起草文件，以及计算要征收的税款。

弗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或公元989年受洗，不久后，他的臣民在第聂伯河接受了大规模的洗礼。在弗拉基米尔皈依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有皇室和贵族才会在教堂内举行婚礼。在主教区之外的罗斯地区，普通民众接受新宗教教义的速度较慢。他们每年只与政府官员接触一两次，即在他们上缴毛皮贡品的时候。那些集体受洗的人并没有接受任何宗教指导，继续崇拜传统神祇。

弗拉基米尔任命主教到他王国的不同地区。基辅相当于一个大主教的教区，直接处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之下。第聂伯河中部地区是新宗教的核心地区，新宗教在基辅周围250公里的范围内最为活跃。

一些基督教的风俗极富吸引力。弗拉基米尔挖出了两个兄弟奥列格（Oleg）和伊阿波洛克的尸体，想要为之施行洗礼。他们曾与弗拉基米尔争夺王位。这不是标准的基督教崇拜——事实上，教会禁止这样做。但弗拉基米尔选择了对自己及臣民有意义的方式来纪念死者。

弗拉基米尔的洗礼只是基督化过程的第一步，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在每一个其统治者皈依了新宗教的国家中，情况都是如此。弗拉基米尔的臣民必须放弃他们的前基督教时期的风俗，吸收新宗教的教义，并接受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宗教领导，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在12世纪，规模较小的要塞城镇和晚近被征服的地区皈依了；到13世纪，一个完整的教区网络形成了。大批拜占庭工匠来到罗斯公国各地建造新的教堂，最终，所有的民众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这就是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作用：一旦一个统治者改变了信仰，即使是那些仍然留在自己农田里的臣民，也必须在远离其家乡的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

在弗拉基米尔皈依时，拜占庭教会比罗马的梵蒂冈教会势力强大得多。但在仅仅两个世纪中，罗马教会就取代了拜占庭教会，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教会，教皇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教会宗主教。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西欧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丧失领土。这些变化改变了梵蒂冈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罗马成为基督教会的中心后，至今失去这个地位。

公元4世纪，在得到罗马皇帝的承认后，基督教会在五个城市设立了中心：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前四个城市的高级神职人员都有同样的宗主教头衔；罗马主教则被称为教皇。由于四位宗主教和罗马教皇的等级相同，因此并没有某个人来出任基督教会的领袖。

在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于公元7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穆斯林统治之后，他们的宗主教继续领导着众多基督教信徒。然而，由于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掌管着非穆斯林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他们成了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时，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的某些风俗有所不同。东正教的礼拜仪式是用希腊语念的，罗马教会则用拉丁语念；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习惯于留胡子，罗马的神职人员则不然；东正教教徒在领圣餐时吃发酵的面包，罗马教会的会众则吃未经发酵的面包。

1053年，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统治者（他们的祖先是北欧人）袭击了拜占庭帝国，教皇觉得这是一个提升自己地位的机会，于是反击诺曼人，但最终被俘。人们可能会认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诺曼人，会将罗马和拜占庭联系在一起，但事实恰恰相反。

1054年获释后，教皇给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发了两封信（其中一封长达1.7万字）。教皇反对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地位平等的观点，坚持认为罗马教会实际上是其他子教会（即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的母教会。随着双方强硬派之间的口水战升级，教皇将东正教的宗主教逐出教会，而作为报复，这位宗主教也把教皇的使者驱逐出教。尽管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当时的观察家们并不认为1054年的决裂是永久性的。

这两个教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正是拜占庭帝国领土大量流失之际。1071年，塞尔柱人在今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nzikert）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人，并继续征服了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拜占庭帝国的诸多产粮地。同一年，诺曼人在意大利东海岸城市巴里（Bari）取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毁灭性意义，这导致拜占庭丧失了意大利南部的所有领土。

即便如此，此时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因为罗马教会陷入了冲突：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强烈反对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试图增加自己权威的做法，于是，亨利四世于1084年入侵罗马，用一位新的教皇取而代之，历史学家称其为“伪教皇”。

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罗马，花了120年（1084—1204）时间。这一转变发生在罗斯的领导者们尚未卷入西欧事务之时。这些事件是如此复杂，参与者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最好抓住两个关键，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来看看君士坦丁堡，看看是什么让这座城市的居民对居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侨民如此愤怒。然后我们会转向更广阔的领域，来看看十字军如何促进了罗马的强大，如何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几近毁灭。

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区的历史，展现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相当数量的外国人来到一个城市做生意，建立家庭（通常与当地妇女结合），并深深地敌视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麻烦始于1081年，也就是拜占庭人败于曼兹克尔特战役的十年后，拜占庭的皇帝请求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帮助对抗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诺曼人。

当时，几个意大利共和国非常繁荣，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威尼斯人是最富有的。作为援助拜占庭的回报，拜占庭皇帝允许威尼斯商人有权在帝国几乎所有的地方进行贸易。此外，他完全免除了威尼斯人的商业税。

后来，拜占庭皇帝意识到，威尼斯人被赋予了太多的特权，但每当皇帝试图削减这些特权时，威尼斯人就会发动进攻，迫使皇帝让步。为了将自己的皇权凌驾于威尼斯人之上，皇帝让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拥有自己的住宅区，就在威尼斯人的住宅区旁边。他还给予这些人税收优惠，但并不像对威尼斯人那样慷慨。

威尼斯商人与坚持在自由贸易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现代商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建立的贸易企业，比拜占庭人手下的任何企业规模都更大。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侨民的人口接近一万，在1148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Manuel）将城中一个更大的区域授予了他们。

很快，享有特权的威尼斯人与愤怒的当地人之间爆发了频繁的街头斗殴。1149年，在科孚岛（Corfu）发生的一场集市小冲突升级成了一场大战。当拜占庭海军设法赶走威尼斯人时，威尼斯人前往邻近岛屿的一个港口，在那里，他们夺取了皇帝的战舰。登船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模拟加冕仪式，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扮演皇帝。这一滑稽短剧有明显的种族含义：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的深肤色是众所周知的。

随着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局势继续恶化。1171年，威尼斯人在热那亚社区横冲直撞。作为报复，拜占庭皇帝逮捕了城里所有的威尼斯人（包括妇女还有儿童），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紧张局势持续发酵，1182年，冲突爆发了。当时城里大约有六万名意大利人，大部分来自比萨和热那亚（威尼斯人要么在十年前就已逃离，要么被关在监狱里）。在皇帝及其皇位竞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群当地居民发生暴动，并杀死了数千名意大利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拉丁大屠杀”。

尽管这座城市的居民和外籍人士都是基督徒，但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鼓励其追随者将目标对准说意大利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当群众在君士坦丁堡砍掉教皇代表的头颅后，他们把头颅绑在一条狗的尾巴上，让狗拖着它穿过街道。拜占庭人将4000名幸存的意大利人当作奴隶，卖给了塞尔柱突厥人。“拉丁大屠杀”标志着君士坦丁堡居民与外国商人之间，以及拜占庭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新低谷。

这些事件表明早期全球化的力量如何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既创造了繁荣，但也带来了深刻的怨恨。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区人口数量迅速发展到六万。意大利商人利用税收优惠积累了比任何拜占庭商人都多得多的财富。他们傲慢的行为使君士坦丁堡居民对其十分疏远，尽管双方都是基督教友，但愤怒的居民最终还是杀了他们。“拉丁大屠杀”是穷人攻击富人的典型例子，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富人称为“群体中最富有的那1％”。

然而，真正摧毁君士坦丁堡的是外部因素，十字军东征与引发“拉丁大屠杀”的那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自1054年起就一直不和，但当一位名为乌尔班二世（Urban II）的新教皇于1088年掌权后，他联系了拜占庭皇帝，尝试促成妥协。他希望将自己的地位置于伪教皇之上。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表示赞同，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分别来自两个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以讨论彼此的分歧。

因此在1095年，当拜占庭皇帝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帮助对抗穆斯林敌人时，教皇答应了。教皇还前往法国的克莱蒙（Clermont），敦促一群教会领袖派遣军队，从穆斯林塞尔柱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恢复基督教对这座城市的统治。

那些响应教皇号召的人并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号令严明的军队。其中一个支队名为平民十字军，由普通男女组成，他们经陆路一路来到君士坦丁堡。在穿越德意志地区莱茵河流域的途中，他们以居住在美因茨、科隆、斯派尔（Speyer）和沃尔姆斯（Worms）的犹太人为攻击目标，展开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大屠杀，并强迫他们皈依自己的宗教。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离开欧洲的五万人里，只有一万人到达耶路撒冷；而在这一万人里，只有1500人（其中很多人是贵族）拥有骑士的全副盔甲，能够参与战争。尽管这支队伍存在不足，但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征服耶路撒冷，是西欧各强国，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赢得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胜利。

在基督教统治耶路撒冷的88年里，欧洲军队努力维持对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控制。当一股地区性穆斯林势力占领了圣城东北的埃德萨（Edessa）时，欧洲人于1147年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他们这次没能收复任何失地。十字军也被证明无力抵抗一位非凡的将军萨拉丁（Saladin）的崛起，他推翻了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与塞尔柱人结盟。1187年，萨拉丁的军队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

由于耶路撒冷的陷落，欧洲人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英法军队〔包括“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绕过君士坦丁堡，前往耶路撒冷，但他们未能夺回该城。

1201年，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这次东征期间，西欧和拜占庭的关系跌至冰点。麻烦始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向威尼斯人借了一笔自己无法偿还的贷款，于是他们决定洗劫君士坦丁堡。十字军战士破坏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并把宝石和贵金属分给了军队。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在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没有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他们用一个西方人取代了拜占庭皇帝，建立了一个名为“拉丁帝国”（the Latin Empire）的新政府，一直持续到1261年。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实力。到了15世纪初，它能控制的只剩下一座君士坦丁堡城，而该城最终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重新划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土边界：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们控制着地中海北岸地区，穆斯林统治者们则控制地中海南岸和圣城。这一边界延续至今。

今天东正教和罗马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拉基米尔决定改信拜占庭基督教，以及随后几个世纪中罗马教会的兴起。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伊斯兰世界的扩张。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