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美洲最大的城市可能是玛雅人的定居点奇琴伊察，人口约有4万。它位于离海80公里的地方，靠近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北海岸。奇琴伊察可以说是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奇琴伊察最吸引人的是卡斯蒂略金字塔（Castillo），这是一座高达30米的阶梯式金字塔，其四周都有完美平衡的阶梯。每年的3月21日和9月21日，都会有大批的人前来观看这一惊人的工程奇景：下午3点左右，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字塔北面的阴影会形成一条蛇的形象；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蛇”的身体不断伸展，直到碰到阶梯底部石头上的“蛇头”。这是一场一千年前精心设计的“光影秀”。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球场。它长约150米，宽约60米，它比一个足球场大得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1000年，是中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伯利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最大的玛雅球场。现代游客通常从球场开始参观，因为球场就在入口处。
球类运动员被分成两组，用他们的髋部、肘部和膝盖弹起一个橡皮球，目的是让球穿过场地两边的一个石环。这种直径20厘米的球是通过收集橡胶树上的**乳胶，使其凝固，然后被制作而成的。橡胶树原产于美洲。制球者加入牵牛花的汁液，使球中的橡胶更富弹性。西班牙人从未见过像橡胶这样的东西，他们惊叹于这些球的移动是如此之快，如此不可预测。
也许是为了突出球的独特性，玛雅艺术家把它们装饰成头骨的样子。奇琴伊察球场墙上的浮雕中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球，该浮雕展示着一个失败队伍的成员被斩首的画面，六条蛇从他的脖子里喷涌而出，而他的头颅则放在地上被当作了球。玛雅诸神需要频繁且大量的鲜血献祭。即使是统治者，也必须在献祭时用黄貂鱼脊椎骨做成的长刺刺穿自己的阴茎。
从球场走一小段路，你就能到达勇士神庙（Temple of the Warriors），神庙外面有200根柱子。它们的正面描绘了一群献礼者和勇士们，这座神庙是1925年至1934年间，由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以柱子上的勇士来命名的。这些考古学家清理了神庙里的瓦砾和树木，用散落在地上的壁画碎片，恢复了多幅壁画，这些壁画已日渐残破。今天，你只能通过黑白图画或由卡内基研究所团队制作的水彩画复制品来观看它们。因为游客不被允许进入奇琴伊察的任何建筑，所以不可能看到原来绘有壁画的墙壁。
勇士神庙的许多壁画描绘了征服的场面。卡内基研究所的学者们用90片不同的碎片中重新拼接出了一幅巨大的壁画，该画描绘了一支军队入侵村庄时的情景。入侵者的皮肤是灰色的；防御者的皮肤是浅色的，上面有黑色的横条纹。他们的盾牌也有所不同，大概是为了帮助观看者区分双方。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奇琴伊察壁画中的入侵者是谁。但根据后来的两条史料（这两条史料都是在与西班牙人接触后被记载下来的），我们得知入侵者很可能是托尔特克人（Toltec）。托尔特克人是从墨西哥中部城市托尔兰〔Tollan，今图拉（Tula）〕——位于墨西哥城西北80公里处——来到奇琴伊察的。根据托尔特克人的记载，公元987年，一位名叫羽蛇神（Feathered Serpent，托尔特克语为“Topiltzin Quetzalcoatl”，托尔特克语属于纳瓦特尔语）的国王离开了图拉，然后乘木筏出发，前往墨西哥湾沿岸。非常巧合的是，玛雅人的记录显示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羽蛇（玛雅语为“K’uk’ulkan”）的人来到了奇琴伊察。这一定是同一个人，他成了奇琴伊察的统治者。
走进勇士神庙，就会看到一幅很不寻常的画。虽然它和上述展示征服村庄的壁画被绘在同一面墙上，但它描绘的人是如此栩栩如生，完全不同于其他壁画中的勇士。
画中的一位受害者有着黄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和苍白的皮肤，他的手臂被反绑在背后。第二个受害者的金色头发上挂满了珠子，这是玛雅绘画中俘虏的常见形象（这两个人都被绘于彩盘上）。还有一个人，头发上也挂着珠子，赤身**地漂浮在水面上，就像一条凶恶的鱼，张着嘴巴，在附近徘徊。艺术家使用了玛雅蓝，这是一种将靛蓝和坡缕石黏土用水相混合的颜料。这些不幸的战俘都被扔进水里淹死了。
这些浅肤色、金发的受害者是谁？
他们会不会是被玛雅人抓获的北欧人？
最早研究这些画的学者不这么认为。安·阿克斯泰尔·莫里斯（Ann Axtell Morris）是一位严谨的收藏家，也是卡内基研究所团队的成员，他在20世纪20年代用水彩临摹了整幅壁画，他不确定黄头发人的身份，但怀疑艺术家使用这种颜色方案是为了“强调部落，甚至是种族的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解释：他提出受害者其实是戴上了带珠子的黄色假发，这样他们的头发就会和玛雅人要祭祀的太阳神的发色相吻合。早在英格斯塔德夫妇在兰塞奥兹牧草地发现北欧人遗址之前，这一代学者就开始做研究了，他们并没有理由认为牺牲的对象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但现在，多亏了兰塞奥兹牧草地的发掘，我们可以确定北欧人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就到北美了。英格斯塔德夫妇的发现为勇士神庙的壁画提供了新的解读。这些不同寻常的壁画实际上可能描绘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他们的船只。持这种观点的两位杰出的玛雅学者——考古学家迈克尔·D. 科伊（Michael D. Coe）和艺术史学家玛丽·米勒（Mary Miller）——注意到，没有其他玛雅壁画描绘金发和浅色皮肤的俘虏。
这个时间与北欧人的航行时间完全吻合。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多艘北欧船只从斯堪的纳维亚、冰岛或格陵兰出发，穿越北大西洋，航行到加拿大，可能还有缅因州。这正是这些壁画完成的时间（勇士神庙就建造于公元1000年之后）。
对这个解释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玛雅艺术家在不同的画中用不同的颜色来描绘勇士，因此不能把俘虏的金发当作一种艺术范氏。他们还怀疑，在水彩画复制品被绘成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原始颜料的颜色有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能也会怀疑画中的勇士不是北欧人，因为在尤卡坦半岛还没有发现过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文物。但这种反对观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绝对，原因在于考古记录还远远未完成。我们从书面文献中知道的许多事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痕迹。让那些在谷歌上搜索黑斯廷斯战役的人们感到震惊的是，考古学家们可能是到最近才发现1066年发生的这场使英国落入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之手的战役的第一个阵亡者。
考虑到今天的考古探测情况，我们不能确定北欧人是否出现在奇琴伊察，只有像来自兰塞奥兹牧草地的青铜别针这样的人工制品，或显示斯堪的纳维亚人DNA的基因证据，才能证明。这样的证据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维京人可能到达了尤卡坦半岛，这是他们所到达的美洲最南端地区。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北欧人是如何到达奇琴伊察的？他们肯定会被吹离航线，然后被俘虏。在勇士神庙所呈现的一个战斗场景中，一个金发的受害者站在两艘木制船旁边，一艘船的船首破裂，而另一艘船装饰着盾牌，倾斜下沉。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南侧老奇琴伊察（Old Chichén）[1]另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里的一幅壁画来了解这些船只的，这个建筑被叫作“Las Monjas”，意思是“修女”，引申过来就是“修道院”。（西班牙人认为，附近任何拥有大庭院的建筑都必然是修道院，但玛雅人并没有修道院。）修女院建于公元950年以前，里面的壁画可能是稍晚些时候绘制的。其中一幅画上虽没有金发的人，但绘有一艘船，船板都被画得很清楚。在拉斯蒙加斯艺术家笔下，船板是由一段一段的短板拼接而成的，而不是那种有整艘船那么长的船板。尽管许多现有的关于北欧人船只的图画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但北欧人船只上的单块船板极少与船身等长。（受限于橡树和松树的大小，北欧人船只上的船板长度在1.5米至5米之间，有的则有约30米长。）
这种船板表明，修女院中展示的船不可能是当地的工艺，因为像大多数生活在美洲的人一样，玛雅人用燃烧过、挖空的树干来制造他们的独木舟。只有一类美洲印第安人曾经用木板造船，他们被称为丘马什人（Chumash），丘马什人运用这些木板做成的船，从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航行到海峡群岛。修女院船上的人似乎是玛雅勇士，他们从原来的船主手中夺取了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船。尽管修女院的这幅画受到的关注不及勇士神庙中那幅描绘金发勇士的壁画，但事实上，它轮廓鲜明的线条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北欧人在奇琴伊察的存在。
大风经常使北欧人的船只无法到达目的地。当“红发”埃里克率领着25艘船出发去格陵兰时，只有14艘船到达了目的地；《格陵兰人萨迦》中写道：“有些船只被风赶回来，有些船只在海上迷路了。”我们还记得，雷夫·埃里克森把一艘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带到格陵兰岛，然后回来取走为腾出空间而卸下的美洲木材。一艘北欧人的船可能在风暴中被吹离了航线，被北大西洋环流的洋流拖过大洋，然后停在尤卡坦半岛的海岸上。这可能是一次艰苦的航行，但这样的航行并非不可能，即便在这过程中船体被破坏，船员也无法划船。还记得日本渔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吗？那艘船最终载着三名幸存者抵达了华盛顿州。
来自非洲的航行者也可能被风吹过大西洋。1588年，一位名叫阿隆索·庞塞（Alonso Ponce）的西班牙修道士沿着尤卡坦半岛海岸旅行，当他到达塞克查坎镇〔Xequechakan，当时读作“shekechakan”，现在读作“Hecelchakan”，位于墨西哥坎佩切州（Campeche）〕时，他问这个镇是如何得名的。当地人解释说：“古时候，70名摩洛人（Moros，非洲黑人）乘坐一艘船抵达海岸，这艘船一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他们的经验表明，一旦风把船吹到大西洋中部，洋流就会把船一路带到尤卡坦半岛。
当地人继续说：“其中有一个人，得到其余人的服从和尊敬，被称为‘Xequé’。”当地人解释道，“Xequé”的意思是“首领”或“酋长”，这个词当然是阿拉伯语“sheikh”的变体，鉴于玛雅人不懂阿拉伯语，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细节。当摩洛人要求回家时，当地人把他们带到一个靠近“大草原和无人居住的国家”的港口，在玛雅语中，这个词就是“查坎”（chakan）。为庞塞提供信息的这名当地人进一步说道，于是这个小镇就被称为塞克查坎。
庞塞的记载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摩洛人刚到的时候，“印第安人同情他们，保护他们，对他们很好”。一旦当地人告诉摩洛人回家的路后，他们就背叛了当地人的招待者，杀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印第安人看到了这一切，就通知附近的人，他们带着武器杀死了不幸的摩洛人以及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经验表明，任何在尤卡坦半岛遭遇海难的人，都可能遭遇类似的命运。
如果北欧人到达尤卡坦半岛，那很可能是通过海路。也有可能——尽管可能性要小得多，他们先在其他地方被奴役，然后被徒步带到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从发现维京人硬币的缅因州的戈达德角开始探索可能的路线，然后通过陆路前往奇琴伊察。从缅因州到墨西哥最有可能的路线是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域。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人或物完成了整个旅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一个横跨北美的路径延伸网络已经成形，随着全球化的开始，货物、人员和信息沿着这一网络传播。
戈达德角位于缅因州中部海岸的海滩旁。这是一个遗存丰富的考古遗址，有一堆废弃物，被称为贝丘，最深处约有25厘米。1979年，当缅因州的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时，那里的原始环境已经被破坏了。他们只能通过比较类似的文物或使用碳14测试来确定材料的年代。这个贝丘中最早的材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但是被发掘的90%的材料——总共25 000件文物——是来自公元1000至1600年。
令人惊讶的是，贝丘中几乎没有海贝，这表明当地人不像大多数沿海居民那样吃很多贝类。大量来自海豹和鲟鱼的骨头，表明它们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来自斑海豹、灰海豹和海貂的共17颗牙齿的横截面揭露了更多信息：这些海豹和海貂是在6月到10月间被杀死的。这些是外来食物吗？显然，每年夏天，美洲印第安人都会在这里尽情享用海豹和海貂。
考古学家在拉布拉多岛北部的拉马湾发现了30件工具和100多片燧石碎片，这些物品随着涓流贸易一直向南流动。（燧石是一种打火石，可以用来生火或制造工具。）除了独特的半透明外观，拉马湾燧石还有其他特性。燧石中高含量的二氧化硅导致其破裂时会产生清晰的、可预见的裂纹，使之成为制造投射物的理想材料，可以附加到箭头、长矛和其他类型的武器上。在远离拉布拉多的地方发现的拉玛燧石，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表明这种物品的远途交换很早就开始了。
除了拉马湾燧石，戈达德角遗址还出土了10种其他矿物，包括来自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各地的其他燧石、流纹岩和碧石。这些数量异常庞大的非本地材料——其他同时期遗址中的外来文物要少得多——表明戈达德角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点，其所连接的贸易网络从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安大略湖和宾夕法尼亚州。
公元1000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为晚期疏林时代[2]的人们的家园，他们春天种植玉米，秋天再回来收获。这些林地居民四处奔走，采集各种各样的植物，并猎杀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一位学者称他们为“流动的农民”。（在沙勒尔湾，用毛皮换取雅克·卡蒂亚的红布的米克马克人，便是林地居民。）
任何群体从东北部进入俄亥俄州，再到密西西比河流域，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离开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当他们靠近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汇合处时，他们会注意到当地人经常吃玉米。对于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居民来说，玉米是他们的重要主食，他们集中种植玉米，一年到头都在辛勤耕耘。
小村庄通常由挤在一起的几栋小房子构成，这看起来和东北部的差不多。但在大约公元900年玉米开始被密集种植之后，密西西比河河谷开始出现了更大的定居点，那里有开阔的广场和高高的土丘，土丘上有山脊，有时土丘上还有神庙建筑。
大约在公元1000年，豆类植物进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这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构成美洲印第安人饮食核心的三种作物——玉米、豆类和南瓜——直到1300年才被普遍种植在一起。）当地居民并不仅仅依赖于种植的农作物，如玉米、豆类和藜（一种蔬菜，也被称为“lamb’s quarter”）；他们还猎杀鹿和其他动物。
人口增长导致了村庄规模的扩大。最大的定居点之一是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的卡霍基亚（Cahokia）遗址。1050年，卡霍基亚的定居点急剧扩张，首席考古学家蒂莫西·R. 波克塔特（Timothy R. Pauketat）在描述该遗址时，将那一年的变化称为“大爆炸”。“大爆炸”之后，大约有两万人住在城市或附近的郊区，这使得卡霍基亚成为1492年以前建立在今美国国土上的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面积达到同时期的奇琴伊察的一半。
卡霍基亚面积最大时为13平方公里至16平方公里。城市的中心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土堆，叫作修士土堆（Monks Mound），有30米高。在南边，居民们用泥土建造了平坦的大广场（Great Plaza），它长365米，宽275米。
修士土堆里有各种各样的食物残渣、破碎的陶器，还有烟草种子，这些都是在建造修士土堆的过程中留下的。这些不同的土堆，成为该地区卡霍基亚考古文化的显著特征。由于土堆太大，单个家庭无法建造，能组织更多的劳动力是卡霍基亚曾经是一座城市的标志之一。
另有200个土堆分布在整个遗址中。它们的顶上最初有脊线，但在1250年卡霍基亚被废弃后的几个世纪里，农民们开始在这些土堆的脊上进行种植，使得许多脊线失去了其特有的轮廓。除了土堆，卡霍基亚遗址还有一个由垂直的木杆组成的宽阔栅栏，六个圆形的天文台，周围有更多的木杆，还有数以千计的住宅。
卡霍基亚最具特色的手工艺品被称为“块石”。这个词现仍在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不同的美洲印地安语中被沿用，而刘易斯和克拉克[3]是在19世纪初记录了该词。因为19世纪的研究，我们得以知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块石大概有冰球大小，是圆形的，一边有凹槽。参与者在地上滚动石头，并投掷2.75米长的长矛，瞄准凹槽以阻止块石滚动。长矛越靠近滚石，参与者得到的分数越高。游戏的赌注很高，失败者有时会丧命。块石游戏不仅是一种消遣，它还创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忠诚。
卡霍基亚显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遗址的72号土堆的土方工程里有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被放在两万颗贝壳珠子上面，另一具尸体紧挨着珠子的下面，被置于一个木制的担架上。因为珠子覆盖了一个长约1.8米，形状像一只鸟的区域，考古学家推断，它们一定曾被用来装饰过一件衣服，很可能是一件披风，而且就是躺在珠子上面的那个人穿的。在这两人附近，还埋着七具完整的成年人的尸体，很可能是统治者或其他显赫之人。
72号土堆中有多个万人坑，其中一个坑里有200名受害者。有的坑里有一组4个人，他们的头和手都被砍掉了。另一个坑里有53名女性，其中52人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只有一个女性是30多岁的，她会不会是一个年长的人妻？另一个坑里躺着39名受害者，他们遭受过棍棒殴打，可能还被活埋。这些不幸的人是谁？当然，囚犯、奴隶或其他一些下层阶级的成员会最终成为牺牲品。
无论你如何理解这些不同坑里的人的身份，很明显，这两个穿着珠子披风的人的身份要比其他人高。这两个人的陪葬品还包括一根镀铜的大棍、一堆容量为两蒲式耳的云母容器、700支箭、一支粗矛、15块块石，以及几颗直径超过2.5厘米的海螺珠。
其中一些货物，如箭和块石，可以在当地制造，但其他货物是通过长途贸易运抵的。云母是一种能发光的片状矿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而铜的来源则是苏必利尔湖。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也交易铜和贝壳，但是卡霍基亚人是从墨西哥湾进口了大量的海螺和海螺贝壳。在卡霍基亚以北地区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器，这些陶器带有卡霍基亚陶艺的特点，因为卡霍基亚是往北运送货物的一个转运中心。
起初，考古学家并不认为卡霍基亚贸易网络会拓展到今美国国土以外的地区，但令他们吃惊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斯皮罗（Spiro）出土了一件源自墨西哥的物品，是一种用罕见的绿金黑曜石制作而成并用于刮削的工具。黑曜石是一种玻璃状的火山岩，可以制成极好的切割工具，在那些还未使用金属刀具的社会中尤为珍贵。尽管黑曜石锋利，但它易碎且容易被毁坏。X射线光谱仪分析了斯皮罗出土的刮削工具，显示它来自墨西哥的帕丘卡（Pachuca）附近。这种黑曜石非常罕见，就像东北部的拉马湾燧石一样，它的交易范围很广，包括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
考古学很少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是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影响另一个社会的。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想知道卡霍基亚人和玛雅人是否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毕竟，起源于墨西哥的玉米集约化种植构成了1050年卡霍基亚“大爆炸”的基础，而开放的广场、土堆以及卫星城，这些都与玛雅城市类似。
在仔细检查卡霍基亚的残骸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几具被埋在72号土堆里的尸体，他们的前门牙底部有一个至四个缺口，只要掰开嘴就能看到。只有中美洲人是这样改变自己的牙齿的，所以很可能有一些中美洲人访问了卡霍基亚，或者是一些卡霍基亚人访问了玛雅地区，把牙齿弄出缺口，然后返回卡霍基亚。另一个显示卡霍基亚人可能与玛雅人有过接触的迹象是陶器中留有巧克力的痕迹，但考古学家尚未排除现代污染的可能性。
1492年后的资料更能证明卡霍基亚和玛雅地区之间有过广泛接触。19世纪的观察家们记录了不同的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起源神话，其中许多神话声称自己起源于一对男性双胞胎，或是起源于某位统治者及其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些信仰与玛雅神话中著名的口头史诗《波波尔·乌》（Popol Vuh）里的双胞胎英雄相呼应，《波波尔·乌》本身创作于16世纪50年代。位于72号土堆顶部的两具男性尸体似乎是一对孪生统治者，而这个鸟形的珠子披风表明，卡霍基亚的居民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具有飞行的能力。
卡霍基亚和玛雅世界之间的这些联系指向了一条路线，它沿着密西西比河延伸到格兰德河（Rio Grande），穿过墨西哥湾到达尤卡坦半岛。
查科峡谷的人知道通往奇琴伊察的另一条路线，而查科峡谷是一个与玛雅人关系密切的先进农业社区。该峡谷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四角地。古普韦布洛人（Ancestral Puebloans）与卡霍基亚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建造了三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定居点，分别位于梅萨维德（Mesa Verde）、查科峡谷和柴里峡谷（Canyon de Chelly）。游客们蜂拥而至，原因很简单，这些峡谷的岩壁高达300米以上，它们都非常美丽。
这些遗址包含着许多未解之谜。每个人都承认，古普韦布洛人的道路系统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原始的普韦布洛人会这样设计它。从查科峡谷向北和向南，有两条各9米宽的公路，分别通往约50公里远的地方。在地面上，这些道路并不总是能被清晰地看出，但在航拍照片中，这些道路总是能被辨认出来。无论这些道路是遇到了山丘还是大岩石，都会径直从上面越过去。令人不解的是，建造者们并没有清除这些障碍。相反，他们建造了坡道、台阶和楼梯，作为道路的一部分。垂直的升降是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这些道路是为了运输而建造的。它们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它们是否反映了一种信仰，即在进行仪式时必须走直线？
古普韦布洛人掌握了精确切割石头的建筑技术。在柴里峡谷，他们使用与玛雅人相同的技术来建造墙壁，并用石膏进行覆盖。建筑工人们把大块的砂岩嵌入泥制的灰浆中，再用精心挑选的扁平岩石覆盖着墙的两面，这就是所谓的“芯板结构”式建筑。
查科峡谷有许多大房子，里面住着数百个居民，有巨大的“基瓦”（kivas，意为圆形的地下储藏室）和宽阔的广场。它的总人口只有几千人，远远少于卡霍基亚的两万人。查科最大的房子是普韦布洛邦尼托（Pueblo Bonito），根据年轮年代学显示该房子始建于公元860年，废弃于1128年。那一年之后，古普韦布洛人移居他处。
普韦布洛邦尼托建筑群拥有800个不同的房间，包含数层的多重石头结构。学者们争论大房子的用途：它们是用来做交易的吗？或是统治者及其家属的住处？无论答案是什么，它们都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设计的，我们今天仍然为之震撼。
骨骼分析显示，查科峡谷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家园。一群人住在像普韦布洛邦尼托的大房子里，而另一群人住在小房子构成的社区里，这些小房子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埋葬方式。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是，这个地方是土著居民以及来自科罗拉多西南部移民的家园，这些移民是在公元9世纪晚期或10世纪初搬到这里的。人们在普韦布洛邦尼托发现了一具骨架，上面有被刻意修饰过的牙齿，这表明有来自玛雅地区的访客的存在。[4]在全球化中，人们的迁移通常伴随着最初的贸易商品交换。随着贸易的增长，商人们搬到了他们新客户居住的地方，并在那里建立了外国人的社区。
这些古普韦布洛人是贸易能手，他们有大量的绿松石，是玛雅人所爱之物。他们用绿松石换取羽毛鲜艳的热带鸟类，比如鹦鹉和金刚鹦鹉，现存的壁毯上都装饰着这些鸟类鲜艳的红色羽毛。有时他们只带回羽毛，有时他们也会把活鸟运过来，再拔下这些活鸟的羽毛。古普韦布洛人非常尊重金刚鹦鹉，会为它们举行正式的葬礼。然而，出土的金刚鹦鹉的骨骼表明，这些鸟营养不良，没有得到足够的阳光照晒，这一迹象表明，尽管古普韦布洛人很尊重这些鸟，但仍然把它们关在笼子里。
2009年，调查人员在查科峡谷发现了另一种来自中美洲的令人吃惊的舶来品：巧克力。考古学家在一个废物堆里发现了一些公元1000年至1125年的陶罐碎片。由于不知道巧克力的原始成分，科学家们用高效液相色谱法鉴别出了巧克力的化学特征——可可碱。巧克力被这些陶瓷碎片吸收，说明巧克力在干燥前是液态的。（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可可树首先在厄瓜多尔被人工种植。）巧克力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步骤的过程：一旦种植者打开可可豆的豆荚，他们就必须让种子发芽（否则它们尝起来就不像巧克力了），再在阳光下曝晒一两个星期，烘烤它们（出于同样的原因），然后去掉无用的外壳。
虽然好时巧克力资助了这项研究，但玛雅人食用的巧克力（并出口到查科地区，那里的罐子里发现有巧克力）尝起来一点也不像好时的。玛雅人把巧克力当饮料，喝时不加糖，而是用辣椒调味；他们把巧克力从一个杯子倒到另一个杯子，然后再倒回来，产生大量泡沫，就像印度火车站里的茶贩子那样。巧克力有兴奋作用，在仪式中被广泛使用。考古学家认为，来自玛雅地区的宗教仪式专家携带可可豆北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教授古普韦布洛人如何准备巧克力饮料，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一旦交易达到一定规模，就得有人来管理，这些外来的仪式专家可以教当地人如何制作巧克力饮品。
考古出土的巧克力、金刚鹦鹉和其他热带鸟类表明，查科与3000多公里外的奇琴伊察之间有贸易通道。当然，一些前往玛雅中心的人所走的路程要短得多。大约在公元1000年，托尔特克人从墨西哥城西北约50英里的图拉迁移到奇琴伊察，他们有的选择乘船横渡墨西哥湾，有的选择从陆路旅行。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们的旅程，是因为这些人到达后，奇琴伊察城市的建筑发生了变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并存于此：早期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公元950年之前，后来的风格可以追溯到那之后。在新移民到来以前，南侧老奇琴伊察最典型的墙体建造方法是芯板结构，就像查科的一样。老奇琴伊察的建筑与该地区其他玛雅城市的建筑具有相同的特点，与此不同的是，北侧新奇琴伊察的建筑，如勇士神庙，则展现了托尔特克建筑的强大影响力。
学者们称这种风格为“国际化”。这种国际化风格包含了许多来自图拉的元素，比如带有柱子的建筑和分成条的壁画。有趣的是，托尔特克人家乡图拉的建筑也吸收了玛雅元素，表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奇琴伊察的新雕塑还包括查克穆尔（Chacmool）雕塑[5]，这些斜倚着的雕塑人物的腹部充当了浅盘，以盛放供奉给众神的祭品。
大约有50处用玛雅语言写就的铭文显示老奇琴伊察建于公元864年至公元897年间。然后，铭文戛然而止，就像南方玛雅中心地带的那些铭文一样。
奇琴伊察玛雅语铭文的终结，适逢公元800年至公元925年间整个玛雅地区危机的出现，这段时期被称为“古典时期的终结”。玛雅地区各王国的统治者们总是在互相争斗，但那时战斗的激烈程度急剧升级。玉米的系统种植耗尽了土壤中的氮，导致了土壤肥力的全面下降，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数增长到了危险的高水平。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持续的干旱袭击了这个地区，居民要么逃离，要么死亡，整个地区的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奇琴伊察的建设放缓与玛雅中心地带的衰落同时发生，但在那之后，这座城市出现了反弹。像卡斯蒂略金字塔和勇士神庙这样的大型建筑，就建于公元950年到1100年间。
气候变化能解释奇琴伊察的崩溃和重生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公元900年标志着卡霍基亚文明和查科文明的人口增长的开始，一些人把这些增长与中世纪的气候异常联系起来，这种异常的温度期发生在欧洲，从公元95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250年。当欧洲经历中世纪温暖期时，学者们还不知道美洲可能经历了什么类型的气候变化。但位于美洲热带低地中心地带的玛雅社会的崩溃，以及公元900年至公元950年期间奇琴伊察的建筑活动的中断，都表明当时存在着一段长期的少雨期。
当奇琴伊察走出困境时，统治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就像查科的居民一样，玛雅人建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道路系统，这些笔直的道路略高于周围地面，不可能只是为了交通而建。玛雅人从不将轮子用于旅行，尽管他们知道它，并制造了一些带轮子的玩具。有些人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低地的热带森林地形不适合轮式交通，但是生活在类似地区（比如东南亚）的人们仍大量使用了轮式交通工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玛雅人的道路显然是为了方便步行。
一条274米长的白色石灰岩碎石路连接着新奇琴伊察和城市北部的一个坑池。尤卡坦半岛的玛雅语把这样的道路叫作“萨克贝”（sakbeh），意思是“白色的路”，其引申义就是银河。玛雅人认为，银河系将地球与祖先和众神居住的王国连接起来，而长距离的步行会使宗教仪式更有效。最长的白色萨克贝路之一是从科巴（Coba）出发的，穿越尤卡坦丛林，全长100多公里。奇怪的是，这条路终点在奇琴伊察西南19公里处，而不在城市本身。
大约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形成了整个尤卡坦半岛的地质结构。（撞击使大气层被大量的火山灰覆盖，地球上的许多动物，包括所有的恐龙，都灭绝了。）撞击产生的墨西哥湾冲击波，使巨大的海浪涌向尤卡坦半岛的石灰岩地层。因此，该地区有数百万的地下隧道和水池。当地下隧道的顶部坍塌时，就会形成充满水的灰岩坑，称为天然井，它们彼时相连，形成了长达数百英里的网状结构。
奇琴伊察的圣井呈巨大的椭圆状，最宽处直径有57米。对这个灰岩坑最早的描述来自主教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他是16世纪中叶早期西班牙修道士中最善于观察的人之一。（他还损毁了数百本玛雅书籍，只有四本留存至今。）兰达报告说，玛雅人将献祭的人类扔进这个圣井里，希望能带来雨水，“他们还扔进许多其他的宝石以及他们非常珍视的东西”，因为玛雅人相信，这座圣井和地下洞穴是通往神圣世界的入口。
大约三百年后，兰达的报告引起了一位有抱负的考古学家爱德华·赫伯特·汤普森（Edward Herbert Thompson）的注意。1885年，汤普森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1904年，他又带着足够的资金回到这里，来挖掘这个圣井。挖掘出来的第一具骸骨证实了兰达关于活人祭祀的报道。其中一些骨骼来自年轻的女性（体格检查无法确定其是不是处女），另一些则来自成年男性和儿童。在这个圣井里发现的许多玉石和金属物品都已被砍成碎片，据推测，它们是在祭祀仪式中被破坏的，然后再被扔掉。
在挖掘了三年以后，汤普森还试图找到那些从挖泥机的金属斗齿中滑过的小物体。他休整了一下，去学习如何潜水，然后回到奇琴伊察，在那里，他安装了一个抽水机，为自己提供空气。然后，汤普森全副武装，跳进水里，往下钻进一层又一层的淤泥中。淤泥如此之厚，即便使用了潜水手电筒，他都看不见任何东西。有一次，汤普森在上浮的时候忘记调整阀门。这使他永久性失聪，此后他再也没有潜过水。
尽管存在争议（他的技术肯定不符合现代科学挖掘的标准），汤普森的挖掘工作仍收回了大量的材料，现在保存在哈佛大学。由于水中缺乏氧气，圣井能很好地保存一些材料，比如纺织品碎片、柯巴脂树脂和橡胶，而这些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腐烂。（这种缺氧的环境也使得埋在地下的维京人船上的纺织品和鸟类羽毛保存完好。）玛雅人焚烧柯巴脂树脂，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味，而焚烧橡胶则会产生一种黑暗、刺鼻的烟雾。两种味道都提升了仪式的感官体验。
从圣井中发现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不在于证明玛雅人曾用活人祭祀——即便这对汤普森来说是个新闻，但在今天已经众所周知了——而在于它们揭示了奇琴伊察与其他地方的贸易关系。除了证实玛雅人与北部查科峡谷居民有交流外，这些发现还使人们有可能精准确定玛雅人何时开始与南方的邻居进行贸易往来。
公元900年以前，玛雅人还没有用金属制造过任何奢侈品。他们最有价值的商品都是用来自危地马拉摩塔瓜河谷（Motagua River Valley）的富有光泽的碧玉（严格来说是翡翠）制成的。玛雅人还珍视金刚鹦鹉羽毛、绿咬鹃羽毛以及海菊贝的深色调。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商品被绘制在墨西哥卡卡斯特（Cacaxtla）一座庙宇里的一幅画上，该画创作于公元700年至公元800年间，描绘的是一位掌管商业的神祇，画中有海龟壳、书籍、纺织品、橡胶和盐，这些都是玛雅人在尤卡坦海岸收获的。
在玛雅传说中，“商业神L”（他的名字还没有被破译，但他的名字是以“L”开头的）是“玉米神”（Maize God）的敌人，玉米神会在夏季带着雨水回来，一年一回归的他总是会打败商业神L。据说商业神L会在晚上旅行，这是因为夜晚是一个更凉爽的旅行时间吗？是为了逃避小偷吗？是为了避免人们的评头论足吗？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可能的，因为它们都符合这位神的阴暗形象。玛雅统治者把自己与农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农业是纯洁的。他们避免把自己描绘成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尽管实际上，他们非常珍视来自外国的商品，并亲自参加长途贸易旅行。
如果我们能把圣井中的发现更新到这幅商业神L的画像上，那么我们就必须添上金属制品，因为玛雅人在公元900年后开始从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进口黄金和铜制品。
像奇琴伊察或卡霍基亚这样规模的大城市，从未在中美洲出现过。中美洲的居民住在最多有1000人的村庄里，他们靠捕鱼和狩猎当地动物为生，偶尔也种植木薯、棕榈和玉米等作物。他们还从事贸易，把原产于热带雨林的硬木树制成巨大的独木舟，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岸航行。
奇琴伊察的圣井里有用铜和金制成的小金属铃铛，还有精心装饰的金圆盘，玛雅艺术家在上面描绘了被挖去心脏的祭祀牺牲者。圣井中发现的货物最南来自哥伦比亚。在南美洲更南的地方制作出来的物品中，没有一件最终出现在圣井或墨西哥的其他地方，这表明在1492年之前，安第斯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
虽然没有实物贸易，但金属加工工匠们把制造这些货物的技术，从南美洲沿太平洋海岸向北一直带到墨西哥西部。安第斯山脉地区有着悠久的冶金传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秘鲁的安第斯金属工匠从在河床发现的岩石中提取了矿石——先是金，然后是铜，最后是银。（他们从未炼铁。）他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改进了金属加工技术，学会了如何敲打、折叠和焊接金属片，以及给金属片打孔。安第斯冶金学家设法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其他人，而后者最终把这些技术传授给尤卡坦的工匠，这些工匠制作了圣井里的金属制品。
金属工匠也带来了失蜡铸造技术，它同样起源于安第斯山脉；金属工匠首先用蜂蜡制作他们想要的物品模型，然后在蜂蜡周围制作一个黏土模具，并进行烧制，再将熔化的金属倒入模具中。蜡受热熔化，所以才有“失蜡”的说法。当地人使用失蜡技术制作小铃铛，其中许多是在奇琴伊察的圣井中发现的。铃铛约占墨西哥西部金属制品的60%。当地居民十分珍视铃铛，因为只要统治者佩戴铃铛行走，铃铛就会叮当作响，发出一种高贵的声音。这种专门知识的交流构成了（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经历全球化的方式，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之间的技术（而非商品）交流令人费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品沿着一条新路径的移动，几乎总是先于制造它们的工艺专家的流动。
然而，一旦考虑到安第斯社会将某些金属的使用限制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那么，安第斯技术（而不是实物）的传播就说得通了。社会上层的人——包括统治者、他们的亲戚、高级祭司——拥有用金、银、铜制品和合金制品，而社会中最贫穷的人根本无法拥有任何金属物品。流动的金属工匠可以传授如何加工金属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拥有金银制成的高质量产品。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把这样的礼物送到北方，而且他们似乎并不知道玛雅人的存在。
尽管与墨西哥的远方“邻居”缺乏直接联系，但安第斯人在他们的家乡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秘鲁北部的居民尝试用铜和砷的混合物来制作第一批青铜制品，而其青铜制品的第一次常规使用是在公元850年或公元900年左右。那时，安第斯人学会了如何从矿石中提取不同的金属。他们用通风炉将燃料和矿石一起加热，产生一种含铜的熔渣，这种熔渣可以与金、银、锡、砷混合，制成不同类型的青铜。正如西班牙观察家在16世纪所报道的那样，这些青铜合金有着不同的色调、味道和气味。
公元1000年左右，几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存于包括今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和阿根廷在内的安第斯地区。砷青铜的频繁使用，使安第斯社会有别于世界上其他那些使用金属的社会。砷青铜与青铜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它不易破裂，硬度更高，且生锈更慢。砷在加工过程中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但一旦金属成型，就不会造成危险了。（今天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含砷的青铜，因为含砷蒸汽具有危险性。）
安第斯人用砷青铜制成的一种独特的斧形产品，充当了象征性的货币。有时他们把全新的、现实世界中使用的那种斧头用于交易；有时他们会从薄铜片上切下斧形的小块，再把它们捆成一叠。墨西哥西部也出土了类似的斧形货币，它们来自1200年左右，也是由砷青铜制成并被捆绑在一起的。有一种斧形货币是在安第斯山脉流通的，另一种则在墨西哥流通。这两种货币并不可互兑，安第斯山脉的金属工匠一定把如何制作斧形钱币的知识传到了北方。
砷青铜制品也见于秘鲁中部，那里是瓦里（Wari）考古文化的核心。公元1000年左右，瓦里人控制了安第斯山脉最大的领土。瓦里文明出现在印加文明之前，两者有许多共同的习俗。瓦里人是第一个使用“奇普”（quipu）[6]进行记录的族群，他们用彩色的线缠绕绳子，以显示数量或商品；但这种记法目前仍不能被破译。安第斯人并没有文字系统，美洲唯一的土著书写系统出现在墨西哥。
瓦里人和印加人都使用了复杂的道路网络。与玛雅人的白色道路不同，瓦里人的这些道路并没有仪式功用，而是沿着地形地势而铺设，连接着主要的定居点，这种设计考虑到了生活在不同海拔的人们需要相互依赖以获取食物，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安第斯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贸易网络，他们从哥伦比亚进口绿松石和祖母绿，从智利进口天青石，从亚马孙河的支流马拉农河（the Mara?ón River）进口金块。尽管他们的金属加工技术传到了北方，但他们从未与玛雅人直接交易。
和以往一样，地理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巴拿马茂密的丛林对那些陆路旅行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地理障碍；即使在今天，它也是拉丁美洲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从巴拿马到哥伦比亚的货物，几乎都是通过集装箱船来运输的。在安第斯山脉，大羊驼商队驮着许多商品穿过高原，那里有充足的新鲜牧草。美洲驼可以翻山越岭，最远可一直到达秘鲁海岸，但由于海平面上没有草原，它们不能沿着海岸长时间旅行。沿着海岸行进的唯一方法便是乘船。
但是向北的海上旅行也不容易。一项计算机模拟发现，从厄瓜多尔向北航行到墨西哥西部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返程则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由于洋流的影响，返程时需要在海洋深处（从海岸看是看不见的）航行整整一个月。洋流也给那些乘坐无帆独木舟旅行的人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这种独木舟是当地人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唯一使用的一种船。
当旅行者乘独木舟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行进时，他们也会在靠近奇琴伊察的加勒比海岸进出。距离奇琴伊察90公里的港口瑟里托斯岛（Isla Cerritos）位于尤卡坦半岛的北海岸。该港口大约在公元900年投入使用，是一个微型的奇琴伊察，拥有广场、球场、柱廊和庙宇建筑。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黑曜石、带有金属光泽的陶瓷器皿、绿松石、玉石、铜和黄金饰品，这些都是通过航运而来的。瑟里托斯岛将奇琴伊察与墨西哥北部和西部、美国西南部，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连接起来，它的规模表明了海洋贸易对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居民的重要性。
奇琴伊察在1100年左右开始衰落，这是建造大型纪念碑的最后一年，1200年后，这座城市就被废弃了。考古学家并不确定原因，但怀疑是旱灾造成的。人们继续在圣井里祭拜。13世纪20年代，一群伊察人（Itza）从尤卡坦半岛西海岸迁移到奇琴伊察，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意思是“伊察的井口”。
在离开奇琴伊察后，伊察人在13世纪晚期搬到了玛雅潘城（Mayapán），他们杀死了玛雅潘的所有统治者，除了一位当时在洪都拉斯西部进行贸易探险的王子。这条信息来自西班牙主教兰达，显示了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兰达的信息表明王子们亲自参加贸易探险，而不是仅把贸易委托给商人。我们再回想一下，玛雅人崇拜神秘的商业神L，其实是他们尊重商业的标志。
玛雅潘城不是奇琴伊察。这座城市既没有球场，也没有街道，在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挤地居住着大约1.5万人。它的一个优点是即使在被围困的时候，灰岩坑也能为这座城内的居民提供可靠的水源。
1325年后，一股新的力量——阿兹特克人（Aztecs）——出现在墨西哥北部，而墨西哥的政治中心也从尤卡坦半岛转移到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就在今天的墨西哥城外。整个墨西哥的道路系统重新定位，从而为这个新的中心服务。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统一了墨西哥，他们的大部分领土（但不包括尤卡坦半岛）在其首都被征服以及国王蒙特祖玛（Montezuma）被杀后，落入了西班牙人的手中。
16世纪，当西班牙人到达尤卡坦半岛时，他们遇到了十二三个交战的部落，西班牙人必须打败这些部落，才能宣称对整个玛雅地区拥有主权。而这场征服，耗费了西班牙人几个世纪的时间。即使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玛雅人仍然生活在尤卡坦半岛和热带低地，这里至今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还说着多种起源于古典玛雅语的语言。20世纪70年代，玛雅方言口语的破译取得了重大突破，当时的语言学家意识到，玛雅方言口语的词汇和语法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纪念碑上的碑文，这是破解玛雅文明的关键突破之一。
在玛雅人离开奇琴伊察后的几个世纪里，海洋对他们仍然很重要。150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儿子费迪南德，还有他的船员们在洪都拉斯以北70公里的瓜纳哈岛（Guanaja）附近遇到了一只玛雅独木舟。在费迪南德为父亲而写的传记中，他描述了父亲看到的情景：“独木舟是由一根树干做成的，就像其他印第安独木舟一样。”这艘独木舟由25名桨手划动，有威尼斯战舰那么长，大约有20米。玛雅人挖空了巨大的象耳树树干来制作独木舟。除了船员，独木舟还载着妇女、儿童、他们的财产、不同的货物以及包括根茎、谷物、玉米酒在内的食物。费迪南德没有记录玛雅独木舟的目的地，但它可能是沿着海岸航行，或在前往古巴或另一个加勒比岛屿的途中。
哥伦布意识到了这艘巨型独木舟的意义，这艘独木舟“在一瞬间，揭示出那个国家的所有物产”。他没收了“最昂贵和最漂亮的东西”，包括刺绣和彩绘的棉衣、木剑、削铁如泥的燧石（可能是黑曜石）刀以及铜铃铛。
西班牙人并不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有些船员错把铜当成了金。哥伦布不认识可可豆——他称它们为杏仁，但他确实注意到船员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处理它们的：“当它们和其他货物一起被带上船时，有些掉在了地板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蹲下来捡，好像他们失去了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哥伦布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意识到了每颗可可豆都是珍贵的。
哥伦布所列举的独木舟上的货物之一是一种“类似于其他印第安人使用的石头制成的小斧头，尽管这些斧头是用优质的铜做的”。这是墨西哥的斧形钱币，在哥伦布时代还在流通。
费迪南德的精彩叙述提醒我们一个常常被遗忘的重要问题：远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就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道路网络。公元1000年，该网络以奇琴伊察为中心，向北延伸到查科峡谷和卡霍基亚，向南延伸到哥伦比亚。这个网络是灵活多变的。当新的城市出现时，就像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奇琴伊察或在1050年之后的卡霍基亚那样，当地人就会开辟新的道路或发现连接新中心的海上通道。
1492年，当哥伦布到达时，奇琴伊察已不再是美洲贸易网络的中心；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取代了它。哥伦布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泛美公路系统。他只是通过增加一条新的跨大西洋航线，简单地将美洲和欧洲的已有航线连接起来。当北欧人从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故乡来到东欧时，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路系统，下一章将会解释。
[1] 老奇琴伊察位于奇琴伊察遗址南侧，主要是在公元7世纪至公元10世纪修建的。——编者注
[2] 根据北美考古的分类，疏林时代（Woodland Period）指北美洲中东部地区古印第安人的文化阶段，时间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晚期疏林时代（Late Woodland Period）指公元500年至公元1000年。——编者注
[3] 1804—1806年，美国陆军上尉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少尉威廉·克拉克在杰斐逊总统的要求下进行了一次考察活动，目的是探索密苏里河及其主要支流，以便控制西部地区。——编者注
[4] 玛雅人十分注重牙齿整形，他们会对牙齿进行打磨、彩绘或局部穿孔，是一种独特的装饰习俗。——编者注
[5] 中美洲的一种雕塑形态。这种雕像多为人形，呈半躺状，并以手肘支撑上半身，雕像腹部之上可放置托盘和碗。——编者注
[6] 是一种结绳记事的方式，古代印加人也采用这一方式，现已失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