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萨迦记载,维京人曾分别三次航行至美洲。第一次航行发生在公元1000年,当时雷夫·埃里克森带领其战队中的追随者到达比亚尼·赫尔约夫森先前见过的土地。由于被风吹离了航线,比亚尼在到达雷夫的父亲“红发”埃里克建立的格陵兰定居点之前,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但他从未踏足过其中任何一个。大约15年后,雷夫购买了比亚尼的船,带着他的战队从格陵兰岛出发,去寻找一个他可以统治的、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雷夫及其追随者们首先在一个地方登陆,这个地方“就像一块从冰川延伸到大海的平坦岩石”,他们称这个地方为“赫路兰”(Helluland),意思是“石板之地”。这可能就是加拿大东北部和格陵兰岛之间的巴芬岛。接着,他们来到了一片“平坦的林地”,这里“缓坡朝海”,有“大片的白色沙滩”。雷夫称这个地方为“马克兰”(Markland),即“森林之地”——极有可能是加拿大东北部的拉布拉多海岸,该海岸一直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沙滩而闻名。这两个地方都太过寒冷,土地太贫瘠,不适合人类居住。
他们的第三个目的地要诱人得多。海水退潮时,载着雷夫与其船员的船只搁浅了,“他们对这片土地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以至于都不愿等待涨潮”。他们跳下船去探索这个地区,并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这里草木茂盛,鱼类丰富。这些人搭建起帐篷,或是盖着布的矮木建筑物,以供晚上睡觉,他们把自己的第一个定居点命名为“雷夫斯布迪尔”(Leifsbudir),即“雷夫的地盘”,把这个岛称为“文兰”(Vinland或者Vineland)。学者们目前仍在争论他们所登陆的地方是哪里。在文兰度过冬天后,雷夫和他的追随者回到格陵兰岛,他们并没有在文兰遇到任何土著居民。
几年后,雷夫的弟弟索瓦尔德(Thorvald)决定去文兰进行第二次探险。雷夫没有选择跟他一起前去,他让索瓦尔德使用了自己的船,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先前在雷夫斯布迪尔修建的建筑物。与雷夫不同,索瓦尔德确实遇到了新大陆的居民,且对他而言,这次遭遇是致命的。他和追随者们看见了三艘裹着兽皮的船,船底藏着九个人。
出现在萨迦中的土著人总是划着这种裹着兽皮的船或独木舟。尽管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在今天的加拿大东北部和美国很普遍,但居住在缅因州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人们会用驼鹿皮覆在他们的独木舟上。
索瓦尔德的追随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了船下的八个人,也许是为了测试他们到底是幽灵还是活人。铁制武器可以杀死人类,但无法杀死幽灵。第九个人逃跑了,并且带着援军返回,他们用弓箭向维京人射击。一支箭射穿了索瓦尔德的胸膛,杀死了他。有一部萨迦认为凶手是一头生活在遥远地方的独脚生物,或者说是一头独脚兽。就这样,索瓦尔德的追随者们自行返回了格陵兰岛。
维京人第三次前往文兰的探险活动是由一位名叫索尔芬·卡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的冰岛人率领的,此人与雷夫是姻亲。由于索瓦尔德的被杀,当卡尔塞夫尼等人看到一些奇怪的人乘坐九艘裹着兽皮的船朝他们划过来,并挥舞着木杆时——“他们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木杆,木杆发出嗖嗖的声音”——卡尔塞夫尼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恐惧。
卡尔塞夫尼想知道木杆是否表明他们的和平意图,于是命令他的手下举起一块白色的盾牌来欢迎陌生人,然后陌生人向他们靠近了。“他们个子不高,面目狰狞,头发蓬乱。他们的眼睛很大,脸颊很宽。”这次相遇很短暂。双方只是简单地观察对方,然后就分道扬镳。
到了春天,更多地当地人成群结队地又来到了这里。“他们看上去就像抛在水里的煤块,而且每条船上都有一根杆子在挥动。”这一次,双方交换了物品:为了得到当地人的“深色毛皮”,北欧人拿出了由羊毛织成并被染成红色的长布条。当地人想要剑和长矛,但卡尔塞夫尼和他的副手史诺里(Snorri)禁止交易任何武器。
在用毛皮换得布之后,当地人会把红色的羊毛长布条围在自己的头上;当作为供应品的布越来越少时,北欧人就开始把布剪得越来越短,有些还没有“一指宽”,但当地人仍然提供完整的毛皮来换取这些残片。然后,一声巨响打断了交易。“卡尔塞夫尼和他的同伴们养的一头公牛从森林里跑了出来,并大声吼叫。”这声音吓坏了当地居民,他们跳上小船,向南航行。
关于红布换毛皮的贸易的描述,来自《“红发”埃里克萨迦》(Erik the Red’s Saga)的记载,这是一部用古老的冰岛语创作的口头史诗,以埃里克的名字命名,他是这个家族光荣的祖先,萨迦记录了他的历史。萨迦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包含了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它记载新土地上的北欧人人数为140人;在夏季,大约有100人留在了雷夫最初的营地雷夫斯布迪尔,而卡尔塞夫尼和史诺里则带着40个人出去探险。
第二部萨迦,即《格陵兰人萨迦》(Greenlanders’ Saga),同样作者不详,它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叙述,不过其发生的顺序有所不同。这头公牛在双方交易之前咆哮了起来,而北欧人则用新鲜的牛奶和乳制品代替了红布。据这部萨迦记载,索尔芬·卡尔塞夫尼带领的团队中有60名男性和5名女性,人数还不到《“红发”埃里克萨迦》记载的一半。这部萨迦还告诉我们,北欧人的团队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从德意志或法兰西地区俘获的战俘或买来的奴隶。
萨迦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创作的,它还颂扬了先人的光辉业绩,后人则聆听着这些有关他们家族过往的故事。《“红发”埃里克萨迦》讲述了埃里克和他的儿子雷夫、索瓦尔德、索尔斯坦(Thorstein)以及他的女儿弗雷迪斯的事迹。男人们都是英雄,而弗雷迪斯好斗,脾气暴躁。她以北欧女神弗雷雅(Freya)的名字命名,是一个很强大的女人。现代观众情不自禁地喜欢她;尽管她会撒谎,偶尔还会杀人,但她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勇敢,就像她用剑拍打自己的胸部,无视土著袭击者。
《格陵兰人萨迦》将焦点转向了索尔芬·卡尔塞夫尼和他的妻子古德丽德(Gudrid),因为他们是比约恩·吉尔松主教(Bj?rn Gilsson,卒于1162年)的祖先,而正是为了纪念主教,人们才创作出这部萨迦。卡尔塞夫尼的妻子古德丽德〔她的名字与“上帝”(God)同根〕的善良,映衬着弗雷迪斯的任性。
被称为“文兰萨迦”的这两部萨迦,讲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口基督化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基督化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始于公元10世纪初,当时的丹麦、挪威和冰岛统治者正式皈依基督教。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北欧人曾敬拜以雷神托尔(Thor)为首的万神殿中的诸神,雷神托尔统治着天空,控制着雷电、风雨和庄稼收成,是实力强大的神祇。其他重要的神祇还有实力强大的生育女神弗雷雅和战争之神奥丁(Odin)。
在北欧人崇拜这些神祇的同时,他们已经开始向斯堪的纳维亚腹地(包括今挪威、瑞典和丹麦)以外的地区扩张。在斯堪的纳维亚腹地,人们说拉丁语或古冰岛语(一种发展成现代冰岛语、挪威语、瑞典语和丹麦语的语言)。从罗马时代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使用一种叫作如尼文(runes)的楔形字母。在12世纪,一些人转而使用罗马字母和一些其他字母,而另一些人则继续使用如尼文,特别是在墓碑上,因为这种文字更容易被刻在石头上。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选择去新的地方冒险,因为农田的分布主要局限于丹麦南部以及瑞典,那里的居民种植大麦、黑麦和燕麦等谷物,以及豌豆、卷心菜等蔬菜。由于缺乏可耕种的土地,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还饲养奶牛、公牛、猪、绵羊和山羊。那些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包括今天拉普兰(Lapland)地区的萨米人(Sami)的祖先〕则会捕鱼、放牧驯鹿以及捕猎海象。
北欧人住在小农场里。大多数人结婚较晚,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来购买土地后,他们才会结婚,在那之前,他们为已立足的土地所有者工作。持续的土地短缺,再加上改善个人社会地位的机会有限,促使一些北欧人转向了掠夺。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未参与过抢劫,而另一些人只抢劫过一次——他们获得了足够购买一个农场的战利品,还有一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劫掠。
这就是“viking”一词的原意:劫掠或从事海盗活动,其名词形式指的是“劫掠者”或“海盗”。事实上,公元1000年的资料显示,很少有人称北欧人是维京人。因此,本书把那些来自现代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人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北欧人,并只将“维京人”一词用在那些主动的劫掠者身上。
在大多数书中,维京时代始于公元793年维京人对英格兰东海岸诺森伯兰郡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的劫掠。但最近在爱沙尼亚萨尔梅(Salme)发掘的一处维京人墓葬表明,维京人甚至在更早的公元700年至公元750年间,就劫掠了此地。
最早的维京船没有帆。造船者们取材于橡树、松树的树干,用斧子和楔子砍伐出木板或边条,把它们稍微重叠一下,然后用一种小铁钉把它们钉在一个弯曲的架子上。当船撞到岩石上时,船体会带上划痕且有一点变形。这些船只既可以划行很长的距离,也可以在浅水区靠岸,所以它们很适合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内部航行,而在大约公元750年,方帆被引入,这使维京船可以航行更远的距离。(地中海的水手们几千年前就知道帆船了,这项技术很晚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
维京人用羊毛或亚麻织成方帆,他们可以转动这些帆,但他们无法使方帆像今天的三角帆那样迎风转动。尽管如此,维京船的现代复制品比人们之前所想象的更能直接迎风航行。
出土的宝藏显示了维京人的冒险程度。斯德哥尔摩以西约32公里的瑞典赫尔格岛(Helg?)出土了一组物品,其中包含一个爱尔兰主教的随从的头骨、一个埃及长柄勺、一把加洛林剑柄、一件地中海银器皿。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一座小型青铜佛陀雕像,雕像高10厘米,是大约公元500年时在巴基斯坦北部制作而成的。这些货物在帆船发明几个世纪后来到了瑞典。
在基督教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北欧人将船只改造成坟墓,将死者与大量物品一起埋葬。这样的埋葬方式揭示了关于维京船构造的很多内容。人们在奥斯陆附近发现了两艘完好无损的船,船上几乎所有的陪葬品都被保存了下来,(但不包括贵重金属,因为它们被偷走了),这两艘船向我们展示了关于造船技术的详细资料。木头埋在地下时通常会被分解,但只要不与氧气接触,像埋在深泥中那样,木头就可以被保存数百年而几乎完好无损。
今天,这两艘船被安置在比格迪(Bygd?y)的维京船厅中,比格迪是一个美丽的郊区,距离奥斯陆海港只有很短的船程。其中,雕刻复杂的奥斯伯格船(Oseburg ship)是用橡木板凿成的,于公元834年被埋葬,船上装着稀有的纺织品,包括进口的丝绸,该船和一辆木制手推车被埋在了一起。一位高级酋长在埋葬这艘船之前,可能把它当作在内陆水域使用的游乐船。
而可追溯到公元890年的戈克斯塔德船(Gokstad ship)上有两只孔雀和两只苍鹰(用来狩猎的长尾鹰)的骨架。在船附近还埋有12匹马和6条狗的尸体,证明了这些动物对死者的重要性。戈克斯塔德船的龙骨(23.24米)是从一棵超24米高的橡树上砍下来的,沿着船底延伸,比奥斯伯格船(21.58米)稍长,适合于远洋航行。戈克斯塔德船是更典型的船——舵上只有一个装饰性的雕刻。在船的外部可以看到16条交叠的船板。
维京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制造了不同类型的船只。战舰必须又长又窄,而运载货物的船只则更短更宽。在内陆河流上航行时,北欧人改用了轻巧的船只,方便他们在陆上把船从一条河搬运到另一条河上。
公元1000年左右,北欧人的船只体积变得更大,最长的船只超过30米。这些船使得北欧人可以去往更远的水域。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城镇的垃圾堆中,鳕鱼骨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从冰岛进口的鱼,表明远洋航行是多么普遍。
北欧人在公元9世纪70年代乘坐这种船到达冰岛,并在大约公元900年前后到达格陵兰岛。格陵兰岛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出现在公元10世纪80年代,当时“红发”埃里克在结束流放后,率领其追随者到达这里。北欧人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两个定居点:西部的定居点面积要大于东部的定居点。所有前往北美的人,都是从这两个定居点中的一个出发的。
这两部描述了公元1000年的航行的萨迦——《格陵兰人萨迦》和《“红发”埃里克萨迦》,是在该地区基督化之后才写成的。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的作者相信自己的祖先是基督徒,但他们继承的故事描述了前基督教时期的行为。故事讲述者在追溯那些明显是异教行为的事件时,加入了基督教倾向的口吻。甚至在对卡尔塞夫尼善良的妻子古德丽德的描述中也是如此:有一次,古德丽德拒绝唱一首前基督教时代的巫师之歌,但她后来被一个拥有特殊能力的“智慧女人”强迫,只得演唱。在这种基督教式的改写中,古德丽德在唱歌之前先进行了抗议。事实上这种歌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但在前基督教时代十分常见。
令历史学家感到无比沮丧的是,他们无法确定萨迦中这些记载所发生的年代。吟诵萨迦的吟游诗人,以及后来的抄写者,都可以加入新的素材。
《格陵兰人萨迦》和《“红发”埃里克萨迦》的内容,有时重叠,有时矛盾。除非发现新的证据,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部萨迦出现的时间更早。我们可以得知的是现存最早的手稿的日期。《“红发”埃里克萨迦》是在1264年后不久被人们记录下来的,而《格陵兰人萨迦》在1387年被抄录到了一部更大规模的汇编中。它们很可能是在1200年,也就是它们所描述事件发生的二百年后,首次被创作出来的。
接近真实事件发生日期的史料更有可能是准确的,因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所有萨迦中的信息都太晚了,并不可靠。这些学者认为萨迦更能反映的是1200年和1300年的冰岛社会,而非更早以前。比如说,他们认为弗雷迪斯不太可能真的用剑拍打自己的胸部。而吟游诗人或抄写者之所以将这个故事纳入萨迦,一定跟他们创作的时代有关。也许他们的目的是强调弗雷迪斯的勇气,并与其男性同伴的懦弱形成对比。或者是弗雷迪斯的后代想要强调她的辉煌伟绩。
一些研究冰岛文学的学者认为萨迦所载的事件都不曾发生过,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描述现实世界所发生事件的作品都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他们希望突出那些萨迦创作者的创造力,这样他们就可以证明这些萨迦是真正的世界文学作品。
还有一群学者认为文兰萨迦无法告诉我们有关北美的历史。他们断言,这些萨迦根本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因为它们只是一些重复描述陌生民族的文学作品。这些否认者认定萨迦的作者根本不知道文兰的位置;他们还坚持认为文兰最有可能位于非洲,因为根据北欧其他资料记载,非洲是单足动物生活的地方。
但如果你接受一种关于逸事“汤”的说法,这些反对意见就不重要了。根据这一说法,吟游诗人通过从已经存在的口头传播的逸事集(汤)中选择不同的故事,进行口头传播,并把故事以最扣人心弦的叙事顺序呈现出来,从而构成了萨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部萨迦在描述卡尔塞夫尼战队与当地人相遇的这一主要事件上是一致的,但呈现的顺序略有不同。
那些质疑文兰萨迦的反对者忘记了两个关键点:文兰萨迦中包含了足够准确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指南,指引人们去往整个北美唯一被确认的维京人据点,该地就位于兰塞奥兹牧草地(L’Anse aux Meadows)。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萨迦对原住民及其交易愿望的描述,与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 1491—1557)在16世纪30年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时的经历几乎完全吻合。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萨迦,就会发现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公元1000年的北美的故事。
萨迦中出现了“斯克里林人”(skraeling)这个词,这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可鄙者”,指代所遇之人。今天,学者们更喜欢将“美洲印第安人”当作一个广泛的用语,即指生活在美洲的所有原住民;美国人称这些人为“美洲原住民”,加拿大人称他们为“第一民族”(the First Nations)。
公元1000年,在北欧人航海的时候,有三个不同的民族居住在北美的东北角。多塞特人(Dorset peoples)自公元前2000年起就生活在格陵兰岛北部和加拿大东部的北极地区。兰塞奥兹牧草地出土过一个多塞特人的物件:一个圆形的皂石物体,顶部略有轻微的凹陷。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发掘者认为这个物体是一个用在门上的冰岛石头枢轴,但最近的研究人员认为它具有典型的多塞特特点。这个物件可能表明了北欧人与多塞特人的接触或双方存在着涓流贸易,即一个群体与其邻居进行交易,而这些邻居又与自己的邻居进行交易,以此类推,直到物件到达了兰塞奥兹牧草地。它也可能是北欧人从一个废弃的多塞特遗址捡到的东西。
大约在公元1000年,一群被称为“图勒人”(Thule)的人取代了多塞特人,因为这些人更适应北极的环境。图勒人从阿拉斯加一路迁移到加拿大北部,他们的后代,即今天的格陵兰土著,称自己为因纽特人(Inuit,意为“人”),并拒绝被贴上“爱斯基摩人”(Eskimo,意为“食生肉者”)这一带有贬义的标签。
在北欧人占领前后,有不同的土著群体占领过兰塞奥兹牧草地据点周围的地区,但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表明公元1000年时美洲印第安人占领了这一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家并不知道,北欧人到底遇到的是哪个群体。最有可能的是,北欧人遇到了第三群土著,他们被称为原始贝奥图克人(the Ancestral Beothuk)或原始因努人(the Ancestral Innu)。贝奥图克人生活在纽芬兰岛,但在19世纪早期就灭绝了;今天,因努人仍然生活在拉布拉多海岸。12世纪和13世纪,这些群体在兰塞奥兹牧草地留下了一些手工艺品。
1500年后,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组成了瓦巴纳基联盟(Wabanaki Alliance),其中包括米克马克(Mi’kmaq)、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马里塞特(Maliseet)和帕萨马科迪(Passamaquoddy)等族群。“Wabanaki”是东方阿尔冈昆语中的一个词,意为“黎明之地的人民”,指该地为太阳升起的最东端地区。瓦巴纳基人说着阿尔冈昆语族下的不同语言,在16世纪,他们的贸易网络北起拉布拉多,向南一直延伸到缅因州,向西到达五大湖。他们以捕猎海洋动物为生,尤其是每年从加拿大大陆迁徙到纽芬兰岛的海豹。瓦巴纳基人交易某些商品,比如来自拉布拉多岛北部拉马湾(Ramah Bay)的独特的透明硅酸盐燧石所制成的物品。
我们对瓦巴纳基人的了解大多来自后来的描述,尤其是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亚的描述,他于1534年7月抵达魁北克。卡蒂亚了解到,沿着海岸,就可以从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航行到沙勒尔湾(Chaleur Bay),若遇河流浅滩之处,则可以在陆地上搬运独木舟。这片土地的肥沃程度给卡蒂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勒尔湾)南岸的土地和我们见过的很多地方一样,美丽而富饶,有适宜耕种的美丽田野及草场;而且它就像池塘的水面一样平整。”
卡蒂亚第一次到沙勒尔湾航行时,遇到了两群米克马克美洲印第安人,他们乘坐着“载有四五十人的独木舟”。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是米克马克人,因为卡蒂亚记录了他们说过的一些短语,这些短语后来被确定为米克马克语言。当第一批米克马克人到达时,“一大群人从船里跳了出来并上了岸,这些人大声嚷嚷,频频向我们做手势,让我们上岸,还递给我们几根裹着毛皮的木棍”。尽管卡蒂亚及其手下认为这群人是友好的,但这些法国人仍拒绝下船登陆。当米克马克人追赶他们时,法国人开了两炮。米克马克人仍选择跟踪他们,这让法国人又开了两响毛瑟枪。直到那时,米克马克人才散去。
第二天,米克马克人回来了,“向我们做手势,表示他们是来和我们做交易的;又拿起几块不值钱的毛皮来,他们用这种皮给自己做衣服。我们也向他们示意,表示我们不希望伤害他们,并派了两个人上岸,给他们一些刀具和其他铁器,还给了他们酋长一顶红帽子”。就像大约五百年前遇见北欧人的斯克里林人一样,米克马克人也渴望红色纺织品。与北欧人不同,法国人愿意交换金属刀,因为他们拥有其他更强大的武器。
法国人送出礼物后,卡蒂亚记载了米克马克人“把一部分人连同他们的一些毛皮送到岸上,双方进行了交易。他们对拥有这些铁器以及其他商品表现出极大的喜悦,他们跳舞,举行许多仪式,用手把盐水浇到头上。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做了交换,以至于回去的时候全身**,身上什么也没穿。他们又向我们打手势,说明天会带着更多的毛皮来”。《“红发”埃里克萨迦》中所描述的声响、棍棒、兽皮以及第二天还会回来的承诺,与该记载相重叠,证实了文兰萨迦的可靠性。它还揭示了公元1000年的斯克里林人和1534年的米克马克人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
当亚利桑那大学的美国文学与文化教授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调查居住在加拿大东北部的现代美洲印第安人是否还记得古斯堪的纳维亚语(Norse)时,她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她的采访对象之一韦恩·纽维尔(Wayne Newell),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缅因州印第安乡镇的帕萨马科迪族的长者,他告诉科洛德尼,对于其族人来说,“红色是一种灵魂颜色”,而有关斯克里林人的噪声制造者的故事,“让他想起一种系在细绳一端的自制笛子(或者说是哨子),他小时候也当过噪声制造者”。
尽管在萨迦的描述中,毛皮贸易是和平的,但卡尔塞夫尼感觉到了斯克里林人带来的威胁,于是他在其住所周围建起了一道木栅栏,以保护他的妻子古德丽德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史诺里。史诺里是第一个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的孩子,以卡尔塞夫尼的副手史诺里命名。在第二个冬天开始的时候,斯克里林人又返回该地进行贸易。当古德丽德和她的儿子坐在栅栏里面的时候,“一个影子出现在门口,然后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脸色苍白,眼睛大得出奇,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么大的眼睛”。
她问古德丽德:“你叫什么名字?”
古德丽德答道:“我叫古德丽德,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回答:“我叫古德丽德。”
这个对话是说得通的,因为不同语言的人经常会互相重复对方的句子。这位来访者之后就神秘地消失了。
后来,一个北欧人杀死了一些偷盗武器的斯克里林人,其余人则逃跑了。卡尔塞夫尼敦促他的手下为下一次袭击做好准备,因为他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请记住:他是这部萨迦的创作者所纪念的祖先)。
果不其然,三周后,斯克里林人又回来了,并且成群结队地发动攻击,“密集得像源源不断的溪流”。这一次,他们大喊大叫,逆时针挥舞着他们的杆子,并开始投掷物体。两位首领,即卡尔塞夫尼和史诺里,“看到当地人用杆子举起一个巨大的圆形物体,大约有羊肚子那么大,颜色是黑色的,它飞到地面上,落地时发出吓人的声音”。这是一个投石机,装着石头的弹壳从一个木质结构中被发射出来。据19世纪的一份文献记载,阿尔冈昆人使用的一种弩炮,可以击沉一艘船或一艘独木舟,“它会突然落在一群人中间,造成恐慌和死亡”。
事实上,在投石机发射后,卡尔塞夫尼和他的追随者决定放弃营地,向上游进发。雷夫勇敢的妹妹弗雷迪斯总是很快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严厉地斥责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害怕这般卑鄙的对手,在我看来,像你们这样的人,能像宰羊一样杀死他们,你们为什么要逃?如果我有武器,我肯定会比你们任何人战斗得更出色。”她怀孕了,行动缓慢,不情愿地跟着卡尔塞夫尼走出了定居点,但不久她便从一具北欧人的尸体上拿起一把剑,转身回去与斯克里林人战斗。
也就是在这时,她用剑猛拍自己的胸部。这是个真实的事件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有天赋的吟游诗人为了荣耀他的祖先而捏造出来的?对我来说,这种行为太不寻常了,它似乎是可信的,但它是否真的发生过,实际上无法确认。
混乱中,有个当地人从一具北欧人的尸体上拿起了一把斧头。他试着砍树,他的每个同伴也都这么做。据萨迦记载,他们认为斧头是“真正的宝物”,但当他的一个同伴试图用斧头砍一块石头时——表明他不熟悉金属工具,斧头断成了两截。于是,这个男人失望地把斧头扔掉了。
在肉搏战中,北欧人的铁制武器带来了一点优势,但肯定不能保证会带来胜利,尤其是当北欧人寡不敌众的时候。毕竟,有两名北欧人在战斗中阵亡,虽然不比当地人的“多人”伤亡,但也足以让卡尔塞夫尼停止了战斗。《“红发”埃里克萨迦》的叙述简明扼要,卡尔塞夫尼的“队伍随后意识到,尽管这片土地为他们提供了一切,但他们将会受到来自其先前居民的持续攻击的威胁。他们准备启程回国”。
据我们所知,萨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四世纪,但有些提及文兰存在的资料,可以追溯到那之前。关于北欧人航海最详细的早期记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可以追溯到1076年,当时一位名叫亚当(Adam)的不来梅人,完成了他的《汉堡大主教史》(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ric of Hamburg),他是一位德国基督教历史学家。这本书是关于某位主教管辖下的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历史,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冰岛和格陵兰岛正在进行的基督化过程。亚当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一些关于格陵兰岛的可疑事件:“那里的人们是来自咸水的绿色人种,这也是该地区得名的原因。”亚当的陈述说明了当时流传的各种错误信息,就像“红发”埃里克为了吸引定居者而声称格陵兰实际上是绿色的。
亚当还记录了他与丹麦国王斯维恩·埃斯特里德松(Svein Estrithson, 1046—1074年在位)的对话,埃斯特里德松“还提到了许多人在那片海洋中发现的另一个岛屿。它叫文兰,因为那里的葡萄树生长茂盛,能酿出好酒”[1]。在雷夫第一次航行后不到一个世纪的记录中,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北欧人的航行确实发生过。不来梅的亚当继续写道,国王解释“除了那个岛,在那片海洋里找不到别的适合居住的土地,该岛以外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无法穿透的冰层和强烈的黑暗”。因此,文兰标志着丹麦人所知的世界的尽头。
但文兰究竟在哪儿呢?
几个世纪以来,不来梅的亚当和文兰萨迦的读者们都想知道,北欧人的航海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真的存在,那么雷夫和卡尔塞夫尼究竟去了哪里。分析者仔细研究了《格陵兰人萨迦》中关于雷夫在赫路兰、马克兰和文兰登陆的描述。
关于文兰位置的重要线索是:这片神秘土地的昼长明显长于格陵兰岛的的昼长。“在隆冬时节,”《格陵兰人萨迦》解释道,“太阳在清晨时分已升到高空,下午仍清晰可见。”这些信息表明,文兰处于新泽西和圣劳伦斯湾之间。
1960年,挪威外交官赫尔格·英格斯塔德(Helge Ingstad)和他的妻子、考古学家安妮·斯蒂娜·英格斯塔德(Anne Stine Ingstad)决定考察加拿大海岸,看看能否找到雷夫·埃里克森曾经到过的地方。在沿着加拿大东海岸航行时,他们发现拉布拉多海滩与《格陵兰人萨迦》中对马克兰的描述非常吻合,萨迦是这样记载的:“这片土地十分平坦,有森林覆盖,并向海平面缓缓倾斜,他们(雷夫和他的手下)看到了大片白色的沙滩。”
英格斯塔德夫妇认为,像维京人那样,任何人从马克兰或拉布拉多岛向南航行都能到达纽芬兰岛。当他们在岛上最北端的兰塞奥兹牧草地的村庄登陆时,他们询问了当地人关于可能的维京人遗址。一个村民带着他们来到海滩上的一些草堆前,他们发现这些草堆其实是带有木质框架的草皮建筑的废墟。村民们认为那是美洲印第安人废弃的住所。
要想知道谁曾经住在草棚里,只有一个办法——挖掘。英格斯塔德夫妇毫无争议地因这一发现而受到人们的赞誉,而萨迦的一些早期读者此前已认为兰塞奥兹牧草地很可能有维京人的遗址,但他们从未通过发掘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在1961年至1968年的八个夏天里,英格斯塔德夫妇发掘了八座建筑。最初,英格斯塔德夫妇并不确定这些建筑是欧洲人的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
北欧人出现在兰塞奥兹牧草地最有力的证据并不是某一件物品(任何特定物品,都有可能来自土著人所进行的涓流贸易),而是一间附属于某一更大建筑的工作间,里面有矿渣、铁砧、大石块和铁屑,所有这些都是活跃的铁匠铺的迹象。棚屋里还有一个大壁炉,造船工人们用它来烧水,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木板蒸成合适的形状,然后再把它们钉到船上。在另一个倾斜的房间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铁钉碎片。
公元1000年,北美出现了一些金属加工活动,但在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人在炼铁。所以当考古学家发现有人曾在兰塞奥兹牧草地炼铁时,他们就知道这些人是外来人。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木质结构的遗迹。这个结构没有被连接到墙上,很可能是一个造船用的架子,就像挪威西部至今仍使用的那些一样。正在建造的船只长度不超过7.6米,这是挪威内河航道上船只的典型长度。位于纽芬兰岛北端的兰塞奥兹牧草地就是那些穿越北大西洋,并回到格陵兰岛的船只的理想修理中心。
其中一处遗迹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进而证实这八处建筑的居民绝对是北欧人。遗迹中有一个笔直的青铜别针,末端带有一个指环。安妮·斯蒂娜·英格斯塔德是在1968年最后一个探测季的最后一天,发现了这个别针,这种意外之喜很常见。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这一发现:“我们发出了一声喊叫,因为我们立马就知道,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证据——一枚毫无疑问像北欧维京人时代物品的青铜环头别针。”在脖子上系斗篷时需要用到它,与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出土的公元920年到1050年间的北欧物件相吻合。其他物件也指向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存在:一个用来磨针的石英岩工具,还有一个在纺纱时用来固定羊毛线的锤(称为纺锤轮),但是这些物件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并不像青铜斗篷别针那么富有吸引力。
磨针器和纺锤轮表明该地点有女性,但数量少于男性。主建筑里有一间小卧室,供军团首领及其配偶居住,他们可能还需要几个女人帮忙做家务。旁边有一个大得多的房间,可以容纳随从中的男性,他们没有权利把妻子带来。这就是为什么性别比例如此失衡。
英格斯塔德夫妇确信,兰塞奥兹牧草地就是雷夫斯布迪尔的所在地,而雷夫斯布迪尔是雷夫的手下登陆并最初建造房屋的地方。然而,他们的鉴定存在一个大问题:纽芬兰岛缺乏野生葡萄。
萨迦清楚地说明了雷夫为什么选择文兰这个名字。有一次,雷夫手下一个名叫南方人蒂尔基尔(Tyrkir the Southerner)的日耳曼人,声称自己在探险时取得了一项重要发现。当他告诉雷夫时,他说的是日耳曼语,“他的眼睛东张西望,面部扭曲。其他人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喝醉了吗?当蒂尔基尔最终切换到挪威语时,人们终于听懂他说的是他找到了“葡萄藤和葡萄”,他小时候曾在家乡见过,因此认得出。这就是为什么遗传了其父亲商业天赋的雷夫,要将这片新陆地命名为“文兰”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萨迦指出蒂尔基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很可能是一个奴隶,他从小就认识雷夫。奴隶抚养孩子是很平常的事,而蒂尔基尔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奴隶,他先前被带到格陵兰岛来照顾“红发”埃里克的后代。
蒂尔基尔的故事反驳了英格斯塔德夫妇关于雷夫斯布迪尔位于兰塞奥兹牧草地的说法,因为野生葡萄不会长到纽芬兰北部那么远的地方。野生葡萄最北的界限是圣劳伦斯湾的南岸。即使公元1000年的气候比现在暖和一两摄氏度,纽芬兰也不会有野生葡萄茂盛生长。英格斯塔德夫妇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Vinland”的“vin”有一个短的“i”元音,意思是“小麦”(wheat),而不是“葡萄”(grapes),他们选择无视蒂尔基尔发现葡萄的说法,将文兰定义为“草甸之地”。
已故的埃里克·沃尔格伦教授(Erik Wahlgren, 1911—1990)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他对英格斯塔德夫妇的论点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反驳。他认为,像“草甸之地”这样的通用名称毫无意义,而“葡萄之地”则会吸引未来的定居者。他的结论是,既然文兰有葡萄,那么兰塞奥兹牧草地就不可能是文兰。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北欧人去了北美的什么地方?《“红发”埃里克萨迦》中指的是斯特拉姆岛(Straum Island)(“溪流岛”或“强流岛”),那里是雷夫斯布迪尔所在的地方,卡尔塞夫尼在那里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南方还有一个更加诱人的陆地,叫作“希望湖”(Hope Lake)或“潮汐湖”(Tidal Lake)。
在兰塞奥兹牧草地上发现的三颗灰胡桃果以及一块来自灰胡桃树树干的扭曲的木头(被称为树瘤),证实了北欧人向南航行了更远的距离,因为当时种植灰胡桃果的北部界限和今天差不多:位于纽芬兰北端以南大约1000公里,在缅因州的北面。灰胡桃果的考古发现与萨迦中提到的野生葡萄相吻合;这两种作物都不生长在纽芬兰,而是长在更远的南方。这些发现表明,北欧人肯定在兰塞奥兹牧草地有定居点,而且他们还深入南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两部萨迦只提到了文兰的几个据点。当然,北欧人还去了加拿大东海岸的很多地方,可能还有美国东北部。也许口传萨迦被一讲再讲,一些地名就被删除了,这在口述历史中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为有斗篷别针和其他无可辩驳的考古证据,我们知道兰塞奥兹牧草地有北欧人的遗址。兰塞奥兹牧草地绝对是一个船舶修理点,尽管萨迦并未提及。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兰塞奥兹牧草地不是北欧人在美洲的主要营地。与冰岛和格陵兰岛典型的北欧人定居点不同,这里附近没有农田,无法为居民提供食物。该遗址中有一些迹象表明猪曾经存在过,但大部分骨头来自海豹和鲸。更糟糕的是,附近没有放牧的地方,而斯堪的纳维亚人总是带着大群牲畜旅行——还记得萨迦记载了北欧定居者的公牛大声吼叫,吓坏了当地居民的故事吧。
兰塞奥兹牧草地遗址面积很小,再加上遗址中有灰胡桃果的存在,以及萨迦提到的野生葡萄,这表明维京人的主要定居点在南方某处。在仔细研究了所有的证据和海岸线的地理位置之后,沃尔格伦教授认为,雷夫最初的定居点雷夫斯布迪尔位于帕萨马科迪湾,面朝大马南岛(Grand Manan Island),就在缅因州与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边界的美国一侧。比吉塔·华莱士(Birgitta Wallace)是在兰塞奥兹牧草地工作多年的首席考古学家,他把雷夫斯布迪尔定位在帕萨马科迪湾以北的沙勒尔湾地区,部分原因是《“红发”埃里克萨迦》和卡蒂亚的日记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另一些拒绝指出确切位置的人也认为有证据表明,文兰在缅因州或新斯科舍的某个地方。
为什么北欧人要放弃文兰?萨迦将其归咎于北欧人对袭击的恐惧。萨迦还间接指出,除了木材,北欧人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贸易商品。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北欧人井然有序地离开了兰塞奥兹牧草地,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了少量物品,其中包括一个斗篷别针(可能是意外掉落的),以及多塞特的皂石物件,它太重了,搬不回去。
在回家的路上,北欧人与土著人发生了几次敌对的冲突。有一次,北欧人杀死了五名在海岸附近睡觉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人数不多,说明他们肯定是“不法分子”。在马克兰(或拉布拉多),北欧人抓住了两个小男孩,而他们的成年同伴(一男两女)则逃走了。
收养和奴役之间的界限很微妙。卡尔塞夫尼可能打算收养这两个男孩,他和手下人教他们语言。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卡尔塞夫尼在回到格陵兰岛的时候把孩子们卖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孩子会变成商品。因为奴隶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主要出口商品,我们可以假设卡尔塞夫尼清楚奴隶的利润。但据我们所知,北欧人从未在欧洲出售过美洲印第安人奴隶。
北欧人拆除他们的殖民地并返回格陵兰岛后,斯堪的纳维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在有限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由于格陵兰岛和冰岛的木材持续短缺,北欧人定期返回拉布拉多岛采集木材。冰岛原本有树,但第一批定居者砍伐树木来建造房屋后,这里就再也没有长出树木来了。即使在今天,冰岛也几乎没有树木生长。
在文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后,当雷夫乘船回家时,他在格陵兰岛附近的一个暗礁上发现了15个遭遇船难的北欧人,他们很可能是在一场风暴中被吹离了航线。雷夫卸下了从美洲运到格陵兰的木材,为他们腾出地方。在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后,他又回到礁石上去取木材,这一行为突出显示了木材的价值。
除了一枚值得注意的北欧硬币,美洲并没有其他有关后来的贸易的考古学证据。戈达德(Goddard)遗址是美国缅因州布鲁克林镇的一个大型夏季定居点,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 Bay)附近,在戈达德发现的硬币的主要成分是银,还夹杂着一些铜和铅。这枚硬币是在1065年到1080年间铸造的,当时北欧人已经离开加拿大。
这枚硬币是怎么到达缅因州的戈达德的?很可能是北欧人去巴芬岛(Baffin Island)、拉布拉多岛或纽芬兰岛的某个地方砍伐树木时,把它带过去的。当地人进行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涓流贸易,直到这枚硬币到达戈达德,这是迄今为止最南端的据点,在那里,关于北欧人的考古证据已经显现出来。(著名的明尼苏达州肯辛顿维京符石绝对是伪造的。)
来自格陵兰岛有限的考古证据表明,格陵兰岛和美洲在公元1000年后仍然有联系。在格陵兰岛上发现的两个箭头也来自美洲:一个是由半透明的拉玛燧石制成的,在西部定居点的桑德斯(Sandnes)的北欧人墓地中被发现;另一个是用石英制成的,在东部定居点的布拉塔利德(Brattahlid)被发现,11世纪时索尔芬·卡尔塞夫尼从该地的据点出发前往美洲。毛皮很少能在地下保存下来,尤其是在历经千年后,但在西部定居点南部的据点“沙下农场”(the Farm Beneath the Sand)中,被冰层保存下来的纺织品含有棕熊和野牛的毛皮,这两种动物都生长在北美。这些发现表明,毛皮一定是从美洲出口到格陵兰的。
北欧人决定放弃他们在北美的定居点,这是缘于一个现代性问题:他们遭遇了贸易不平衡。的确,文兰可能向北欧人提供了有用的商品,如木材、稀有的毛皮制品,以及箭头之类的稀有物品,但欧洲大陆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贸易物品:制成品,特别是剑、匕首和其他金属制品,此外还有必要的面粉和盐。对这些物品的持续需求,促使北欧殖民者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的定居点,搬回格陵兰岛,他们又在那里住了四百年。
每当北欧人来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会环顾四周,在格陵兰岛时也不例外。探险的冲动把北欧人带到遥远的格陵兰岛北部,尽管他们仍然生活在岛上南部海岸的两个原始社区——东部和西部的定居点。
至少有两支探险队探索了格陵兰岛的北部。我们从一封写于1266年的信件抄本(但现在丢失了)的描述中得知,其中一组人旅行到了北纬75度,那里已是北极圈以北,在那之后,这些人又继续旅行了三天。
14世纪30年代,第二批由三名男子组成的队伍到达位于巴芬湾的金吉克托尔苏瓦克岛(Kingiktorssuaq),该岛位于格陵兰岛西海岸北纬72度处。他们在一块石头上刻了一段如尼文,然后把它放到三堆石冢之上。丹麦探险家在19世纪初发现了这些石头。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巴芬岛发现的一个胸前带有十字架的北欧人海象牙雕像,也可以追溯到这个年代。这个雕像用海象牙制成,身高不足5厘米。这也表明北欧人曾探索过格陵兰岛的北部。
14世纪,北欧人开始放弃他们在格陵兰的定居点,部分原因是随着中世纪温暖期的结束和小冰河期的开始,气候正在变冷。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的图勒居民比北欧人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拥有多种北欧人从未采用过的技术。
比如,图勒人会穿着厚厚的毛皮衣服,用可以转动的鱼叉捕猎海豹和鲸。因纽特人还知道冬天时如何在冰上挖洞,捕捉环斑海豹,这是北欧人所不具备的一项重要技能。狗和诸如羽毛或轻骨别针之类的工具,帮助因纽特人探寻在冰下呼吸的海豹。环斑海豹从不迁徙,它们因此是一种全年性的食物来源。因纽特人还将海豹皮缝合并使之膨胀起来,制成可拖曳的浮筒,他们可以借助这种工具捕猎鲸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当猎人用鱼叉叉住鲸时,他们可以一直追踪它,直到其死去。所有这些技术都帮助因纽特人在公元900年至1200年间,沿着北方的路线,从阿拉斯加穿越加拿大的北极地区,然后迁移到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的北欧人人口在1300年时达到顶峰,人数超过两千,此后就开始急剧下降,此时,图勒人正从他们位于格陵兰岛北部的定居点向南迁移。《冰岛编年史》(The Icelandic Annals)收录了冰岛年复一年的历史,其中1379年的条目记载如下:“斯克里林人袭击了格陵兰人,杀死了18人,并俘虏了两个男孩。”这里的“斯克里林人”,指的是捕猎海豹的图勒人,而“格陵兰人”指的是北欧人。一对来自赫瓦勒赛教堂(Hvalsey Church)的斯堪的纳维亚夫妇的结婚证书显示,1408年时仍有北欧人在格陵兰岛。两年后,《冰岛编年史》记录了一个孤零零的冰岛人从格陵兰岛返回的消息。1410年之后,历史记录中再没有提到格陵兰岛上的北欧居民。
这幅素描描绘了一件珍贵的木雕。该木雕被认为是因纽特人的作品,创作于1300年左右,展现了一位在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的欧洲传教士。
Amelia Sargent提供
即使北欧人离开了格陵兰岛,有关文兰的知识也从未消失。不来梅的亚当与丹麦国王之间的对话在十三四世纪的一些拉丁文手稿中流传开来,文兰萨迦也逐渐变成了它们现在的形式;而亚当的书通过多份手稿得以保存下来。亚当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远古人民的信息是如何流传下来的。亚当写下了丹麦国王告诉他的关于文兰的事情,但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关于文兰的记载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仿佛只是对世界边缘一个危险地方的另类描述,就像中世纪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
比起公元1000年前后的其他相遇,北欧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相遇,其长期影响较有限。几次谈话,偶尔交换一下货物,也许还发生过几次肉搏——这就是北欧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接触程度。
我们知道1492年以后,当美洲印第安人暴露在欧洲人带来的细菌下时,他们大批死亡;人们不禁想知道,在公元1000年左右,美洲印第安人是否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这两部萨迦都没有提到土著居民因为与北欧人相遇而生病,但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吃了受污染的鲸肉,北欧人神秘地生病了。
事实上,美洲印第安人在1492年之后也没有马上得病。经过数十年,直到16世纪20年代,他们才开始大量死亡。这种短时间的接触——仅仅是北欧人在兰塞奥兹牧草地居住的十年——对北欧人来说可能太短了,不足以将任何疾病传染给北美的土著居民。
到1492年,欧洲人对格陵兰岛和文兰的了解已经日益淡漠。在那一年,教皇在一封信中把格陵兰描述为“世界边缘附近的一个岛屿……由于岛屿四周都是冰层,很少有航船经过那里,只有在8月冰层消退时,人们才能在那里上岸。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认为在过去的八十年间,没有船到过那里,也没有主教或牧师到过那里”。
尽管如此,不来梅的亚当的记载,仍然在一小群懂拉丁文的学者中流传。1590年,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近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西格杜尔·斯蒂芬森(Sigurdur Stefansson)的冰岛教师绘制了一幅地图,支持冰岛声称的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的说法。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1590年,一位冰岛教师制作了一张地图,显示了公元1000年时维京人对美洲的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北欧人对北美的描绘。
Royal Danish Library, The Skálholt Map (GKS 2881 kvart)
挪威、不列颠和爱尔兰分别位于斯蒂芬森地图的东部边缘。在地图北部和西部边缘有一个单独的陆地块,包括格陵兰岛、赫勒兰岛(Helleland)(是“Helluland”的错误拼写)、马克兰和斯科拉林岛(Skralinge Land)(斯蒂芬森创造的一个新地名),该陆地块通过一个狭长的入口与文兰海角相连。这种把文兰海角作为一个尖点的描述,为英格斯塔德夫妇在纽芬兰北端寻找北欧人定居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斯蒂芬森的地图唤起了人们对公元1000年北欧人航行到美洲的记忆,那次航行提出了许多与今天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相同的问题。武器装备的技术差距和战争的爆发,会造成什么后果?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是什么?如果一方拥有更多的人,另一方能做些什么来弥补?最后,为什么人们很难向别人学习,即使对方掌握的是一项明显有用的技能?
当北欧人在美洲遇到美洲印第安人时,他们拥有金属工具的优势。但北欧人决定撤退,也许是因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残暴,也许是因为北欧人无法轻易获得他们生存所需的补给。在北欧人逐渐从格陵兰岛撤退时,图勒人正从阿拉斯加迁移过来。北欧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与格陵兰岛的图勒人之间的相遇,代表了公元1000年以来较为势均力敌的相遇模式,这与1500年之后的那些相遇大不相同,后来的超级火枪和加农炮几乎总是让欧洲人占据上风。
斯堪的纳维亚人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向西的新航道。这条新航道大约是在公元1000年开辟的,当时的北欧人活跃在一大片领土上,从西边的兰塞奥兹牧草地一直延伸到东边的里海。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格陵兰岛极北之地的路线,他们可能还去过更南端的其他目的地。
北欧人航行至美洲的故事,还教给我们一些关于全球化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他们的航行并没有“开启”美洲的贸易。正如下一章所述,他们所遇到的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在进行长途贸易了。从根本上说,北欧人航行的最为重大的意义,是他们的探险连接起了大西洋两岸已经存在的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全球化。
[1] 文兰(Vineland)中的“vine”有葡萄树之意,所以这座生长着葡萄树的岛屿被称为“Vineland”。——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