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通常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心即是理、致良知以及知行合一。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致良知的观念，这里仅针对广受关注的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两个观念略作说明。

心外无物这个观念，是对心即是理的直接说明。之所以说它备受关注，是因为我们经常以此为依据批评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个问题最为经典的部分，就是以下关于岩中花树的讨论。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

很多人因此认为王阳明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以“心”决定事物的存在与否。王阳明友人的提问，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立场。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王阳明的回应，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里的关键在于“寂”字。根据《辞源》的解释，“寂”有两个义项，即“静无声音”和“安静”。考虑到王阳明曾经出入佛、老这一事实，“寂”也可能是佛教中的“寂灭”，指本体寂静，离一切诸相，有返本归真之义。这乃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并没有虚无或不存在的含义。不管是将其理解为“静无声音”“安静”还是“寂灭”，都不是在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你未看此花时”“你来看此花时”，王阳明在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此花”是在彼时彼刻所强调的。也就是说，此花是存在的，否则又何言“此”，何言“看”与“未看”呢？“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句话的关键是后面半句。在你看花的时候，花和你之间建立了一种意义的关联，即对于你来说，花的存在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花成了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存在，这就是和单纯自然存在的花是不一样的，所以，王阳明称之为“一时明白起来”。花具有了意义，而这种意义来自作为看花的主体的“你”，更准确地说，是心赋予了花的存在的特殊意义，由此，王阳明才说心外无物。可见，中国古人关心的不是事物是否是客观存在（当然，他们也不会否定客观存在），他们关心的是事物是怎样存在的。怎样存在就是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是靠人心来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心是具有赋意功能的。

知行合一的观念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行合一应该是阳明心学确立之后的早期就有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王阳明一以贯之的观念。在王阳明龙场悟道第二年，贵州提学官席书聘阳明主讲贵阳书院，阳明即倡言知行合一之旨。从这个历史的脉络来看，知行合一作为龙场悟道的结果之一，在王阳明的思想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按照王阳明的高弟王龙溪对阳明思想历程的总结，应该把知行合一放在良知说之后。王龙溪的解释显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而是在他对王阳明思想理解基础上的一种重构，是出于理论上的圆融角度的考虑。因为唯有在良知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好地、更圆融地理解知行合一这种提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为了对朱子进行批判，他甚至把朱子对于知行关系的说法称为“邪说”。朱子之论知行，最具概括性的、经典的说法如下。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

这段短短的陈述中，朱子提出了关于知行的关系问题的三个重要观念。首先，朱子认为知行是不能分离的。知行的关系就像眼睛和脚的关系，虽然眼睛能够看见，但是没有脚的话就算看清了路，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虽然脚能够走路，但是如果没有眼睛看路，也是不行的。朱子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知行不能分开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割裂知行的做法非但不应该，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如果知行要区分先后的话，应该是知在先，行在后，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一定的知识累积，然后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实践。可见朱子观念里的知是从经验的知识角度来说的。最后，从知行的重要性来说，行比知更为重要。

朱子的论述，事实上比较圆融地解决了知行的问题。但为什么还会被王阳明视为“邪说”呢？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朱子讲知先行后。在朱子看来，虽然知先行后有着严密的论证逻辑，但始终在知行之间分了一个先后。再加上朱子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是以即物穷理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就存在着一种把知识隔离出来的危险，知在朱子这里，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知识问题，阳明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传习录》中）

所以，知先行后，格物穷理，这二者结合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知行的整体性、统一性在事实上被截断了。所以，朱子虽然强调知行相须，知轻行重，但是在朱子的系统中，亦可以得出以知为重的倾向。而在王阳明的时代，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行的状况极其普遍。朱子是把知当作知识性的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知而不能行，所以能够正人心，息邪说。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知行合一在王龙溪看来应该被放在良知学说之后。

如前所言，当我们仅仅把知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也就是闻见知识、经验知识）时，就需要先有这样的知识作为我们日常行为的基础，朱子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念，他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性的学习。然而，王阳明对社会现实的弊病有着极为深刻的、直接的认知，所以并不是主张在经验知识的意义上来讨论知行问题，而是要求在良知（道德知识）意义上来论知行的问题。所以，《传习录》中所涉及的关于知的论说，大体上都是在良知（道德）的意义上立说的，而不是从经验知识的角度来讨论的。从社会批判的意义来说，王阳明针对的是当时的知行不合一、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而这个事实在王阳明看来，明显与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相背离。这就意味着，在圣人之道、圣人之学的背景之下，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因此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如果我们要从现实的效果来考察知行工夫是否为一的话，按照王阳明的观点，当我们的知达到“真切笃实”的时候就是行，所谓真切笃实就是切实有效的意思；而从行的角度来看，当行达到“明觉精察”的时候就是知，所谓明觉精察就是细微精妙的意思。真切笃实事实上是对行为的描述，这表明，知是作为行为的观念指导而存在的，即“知是行之始”（《传习录》上）。明觉精察是对知的描述，这表明行是把道德观念在现实中表现出来，所谓“行是知之成”（同上）。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主要的侧重点还是在于说行，而不是说知，这和王阳明所要面对的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王阳明是借由知行的合一来讲行的问题，所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在王阳明看来，真正的知必须在行当中体现出来，离开了行，根本就谈不上真知。正是因为对于知行分离的弊病有深刻的领会，“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所以必须强调行。可见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工夫，事实上讲的是行的工夫，甚至有以行代知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