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在心性论、宇宙论、本体论等方面的完善和精致，给儒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应对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的挑战而出现的新的儒学形式，理学实际上是在坚持儒家基本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在上述几个层面实现重构，从而赢得复兴发展。当然，不同的理学流派重构的思路和思想资源并不一致，由此呈现出宋代以来理学精彩纷呈的发展。

理学是一种思辨化的儒学，这是其理论形式的特征。前文我们曾论及宗密对儒家的批判，认为儒家的义理是十分粗糙的，甚至连小乘佛教的境界都达不到，这主要是从思辨层面对儒学提出的挑战。儒家作为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从诞生开始，更多关注的是现实，强调在人的道德践履中完善自我人格，所以对于超越的“性与天道”的问题，孔子那里是很少涉及的。而汉代以来的儒学，尤其是在它成为官学之后，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作为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教化，就理论而言，也没有关注形而上层面的动力。而在佛道挑战的面前，儒家思想的这种弊端就非常明显了，所以对于儒学复兴来说，如何对儒家思想进行形而上的重构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无论是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还是张载的“太虚即气”，或者是二程兄弟自家体会出来的“天理”，从理论的实质上来说，都是为儒家道德实践找到形而上的根据。虽然不同的理学家对于儒家的本体论论述各有差异，但是，其问题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即儒家思想需要以形而上的方式来进行理论重构。这种理论的重构，简单地说，就是为人的道德行为找到形而上的根据。如前所言，对于道德行为的强调是儒家的基本立场，可是，道德的根源何在？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条，或者把根源归之于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程朱一系的“天理”说；或者将根源归之于人，即认为人心本来就是完善的，这就是心学立场。从宇宙论、本体论到心性论的重新梳理，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思辨哲学的特征。

理学是一种融合三教的儒学，这是其思想资源的层面所具有的特征。我们通常都说宋明理学的产生事实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那么具体而言，儒释道三教的资源对于儒学的复兴运动有着怎样的作用呢？简单地说，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复兴，其所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是儒家的，即仁义之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学为宋明理学的复兴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立场。道家的意义在于为儒学的复兴提供本体论和宇宙论建构的具体方式，如前所言，佛教是建立在完善的本体论基础上的。但是，儒家不能接受佛教缘起性空的说法，因为儒家有必须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责任，必须立足在现实的人事之上。这个时候源于道家的魏晋玄学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从历史上来看，魏晋玄学的重要品格离不开世间，是儒道融合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宋明理学家在其对本体的具体讨论中都涉及有无、动静等问题。这些讨论，事实上和王弼在建构玄学系统时的论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新儒学本体论建构资源最大的提供者应当是玄学，玄学在新儒学本体论建构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很显然，道家比佛教更适合中国传统的基本性格，缘起性空是最后否定现实价值的，而这是儒家不能接受的。儒家（或者中国传统）强调的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套思路在玄学那里已经比较完善，完全可以被儒学复兴所用。

理学是一种强调担当意识的儒学，这是其在价值立场上呈现出来的特征。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理论重构，不管从佛老那里吸收了怎样的思想资源，理学的基本价值立场还是儒家的。其实我们现在谈论宋代理学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理学家那种宽阔的胸襟、济世的情怀以及走在时代前沿的担当，因其可能是一种侧重思辨化的理论形式，而认为他们在玄谈、空谈，实际上理学对现实也表现出了极为强烈而且热情的关注。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众所周知，张载有“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再比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九渊所言：“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而朱熹面对当时的现实，痛心疾首称：“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这样的言说在理学家的语录中比比皆是，他们并非只是满足于一种抽象的理论，对现实也有更为热切的关注，这也是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