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兴起与唐代以来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基本事实有密切关系。简而言之，儒学在汉代确立的独尊地位因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变革，已不复存在。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给儒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北宋中期王安石的论述里有明显涉及。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释志磐《佛祖统纪》）

王安石跟张方平说孟子之后就没有纯正的儒家了，张方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孟子之后是有人的，而且这些人甚至是超过孟子的。王安石就马上问他说的是哪些人，而张方平回答的都是些中晚唐以来的禅宗高僧。为何如此？“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是张方平给出的最有力也最直接的解释，这恰恰很好地描述了中晚唐社会儒门淡薄的基本状况。因为收拾不住人心，所以唐代出名的儒家人物很少，唐代名人不是佛教就是道家的。家喻户晓的李白是道家的，王维、白居易则信奉佛教，可见儒门的淡薄，确实是唐代的基本社会和思想状况中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所以，从上面这段宋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因为佛教的兴盛和强大，儒家丧失了此前的地位。这种状况引起了儒家学者的忧虑，于是就有了儒家的复兴运动。

所以，儒学复兴运动的诞生就是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那么，佛教所带来的挑战有哪些方面？当时学者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佛教极其完善的制度。

自佛行中国已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衰，不能与之等矣。于其流亦有派别焉。为之师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说。（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按照上述韩愈的弟子沈亚之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有极其迅速、强大的发展，并同时导致儒学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即佛教有着严格的制度，其传承是十分严密的。佛教传承清晰，而且在传承过程中，非常有针对性，所以儒家是无法和佛教抗争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我们去考察佛教在当时，尤其是所谓的八大佛教宗派形成之后的传播，会发现它们内部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有着严格的法脉传承制度，例如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虽然有人说这种制度是慧能之后神会建立起来的）。佛教之人是有意识地在创造这种传法系统的，这种制度性保证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既可以保证其所传的乃是正法（正统性、权威性），又可以形成不间断的传法系统（法脉）。所以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中（主要是禅宗的传统中），有很多灯录（比如《景德传灯录》）类型的关于法脉流传系统的作品，这些作品自然而然地建构出了一种具有正统性意义的法脉传承。

相对于佛教，儒家没有清晰的传承制度，汉代立学官制度也没有对整个儒学的传承系统进行梳理（这当然和儒家独尊的基本事实有关，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没有传承的制度，就没有正统性和权威性，也没有义理的有效传承，由此佛教得以在制度上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必须讨论道统问题，为什么理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儒家道统的建构（虽然这并不是一种历史事实的真实再现）。

佛教带给儒学的刺激，除了制度性的层面，更为重要的乃是义理层面的挑战，唐代名僧圭峰宗密曾评论儒家的义理：

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1]深深之说。（《原人论》）

按照宗密的说法，小乘佛教所讲的义理都比儒家道家高明得多，“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说”表明，佛教在义理层面的完善和精细程度是儒家不能比拟的。这里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就当时的思想实际来说，佛教的义理主要侧重点在哪里？其次，佛教在义理建构上的特点在哪里？前者关系到儒学复兴的基本内涵，后者关系到儒学复兴的方法。

就唐代来说，佛教义理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心性上，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倾向。就佛教的心性论而言，唐代佛教的心性论达到顶峰，当时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几个佛教宗派对于心性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论说，比如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和“性具善恶”说、华严宗的“真心”和“自性清净圆明体”、禅宗的“明心见性”等（在理学形成的义理框架中，深受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义理系统的影响）。佛教有完善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基础，佛教讲“缘起性空”，“缘”就是条件，世间一切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所以“空”就是非永恒存在而不是说不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佛教要破执着，理论依据是缘起，反过来看，中国传统讲的是元气说。阴阳二气，气还是“有”的东西，按照佛教讲，执着在气是不对的，因为气是假象，把一个本体的根据建立在一个不是超越的东西上是行不通的。当然，传统儒家讲仁义也有根据，但是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思辨的理论系统，来解决儒家哲学的本体论根据问题。儒家的义理在佛教传入之前是没有冲击和挑战的存在状态。但是佛教有精密的理论，所以相较之下，儒教和佛教差别很大。佛教在唐代完成了心性论的完善，心性论在佛教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心性论在儒学复兴中也占主导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在义理层面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议题，那就是心性论。因为儒学复兴要针对佛教，就不能不回应佛教的心性论，就必须在完善儒学本体论、宇宙论的层面上来回应，所以，这个义理建构的方法也是佛教启示的。因此，儒学要复兴就一定要讲心性论，而心性论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都和佛教的刺激有关。

那么，在佛教心性论的冲击下，传统儒学何以来建构儒学的心性论系统呢？在先秦的儒学资源中，言心性最深的莫过于孟子，由此，从中晚唐到北宋，孟子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由此，在儒学复兴的经典系统中，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必然，而孟子地位的提升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那么儒学应当如何复兴？事实上，中晚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和李翱已经揭示出了儒学复兴的三条可行道路。韩愈的方式代表着第一条道路，就是在彻底排佛的意义上复兴儒学之道，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偏激的方式，从三教并存的社会事实来说，这种偏激的、彻底的清理行为是无法实现的。儒家出身的柳宗元，相对于韩愈来说，就温和得多。柳宗元承认三教并立的事实，有一定的融合的想法，但是总体上主张三教和平共处。而唯有李翱，非常明确地强调在融合佛、道的基础上复兴儒学，李翱以儒家为本体，吸收佛道来完善儒家。以仁义之道为本，坚持的是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事实上也是后来宋明理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韩愈的理论只是出于义愤，在学理的建构上贡献很少。

儒学的复兴之路由中晚唐开启，北宋庆历之际以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为代表；北宋熙宁、元丰前后以张载、程颢及程颐兄弟等为代表。这三阶段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经过他们的努力，儒学转型的架构定型基本完成，由此奠定了理学的规模。自朱子出现，绍述程子，集理学之大成，在对抗佛老的过程之中，以理学的形式确定了儒学复兴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