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魏晋，必然涉及清谈。从源头上来说，清谈源于汉代的清议。汉代的清议实际上就是对人物的评价，因为这种评价主要出于选拔官员的目的，所以清议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如前文所言，东汉末的政治形势，使知识分子不断从政权中分离出来，现实的政治压力也使对政治的褒贬变成一种忌讳。因此，在读书人的清议中，道德的因素逐渐退出，从而演变成一种脱离政治、无关道德的清谈形式。从本质的差异来说，清议是道德立场，关乎政治；而清谈，则是远离道德，无关政治。在魏晋时期，这种清谈更多的是以《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为基础文献展开的，可以说是当时名士之间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讨论形式。鲁迅先生称《世说新语》是魏晋名士的教科书，陈寅恪先生则认为《世说新语》是名士清谈的全集。这两种说法都表明，《世说新语》保留了大量魏晋名士生活资料，如果我们要理解魏晋风度，就离不开《世说新语》。所谓的魏晋风度，包括清谈、饮酒、服药以及隐逸等形式，而和思想关系最密切的当数清谈。
虽然清谈涉及的内容多以“三玄”为基础，但是并不是完全限制于此，其中很多内容亦可以超出“三玄”之外，只要从玄学角度出发就可以。王衍等人在洛水之滨的一次清谈，即是如此。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说新语·言语》）
这次清谈的参与者有王衍、裴頠、张华、王戎等名士，所涉及的话题则有名理、《史记》《汉书》，也有历史人物季札、张良等。可见清谈的内容并不固定，实际上是随机的，而所谓的清谈所要达到的效果则是雅致、“超超玄箸”的。所谓玄学的立场，就是超脱于一般事务性的、琐屑的认识，以魏晋人的话来说，就是“玄远”之谈。所以，清谈毫无疑问跟玄学有着密切关联，而清谈的内容不限于“三玄”，可见“三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构成了清谈的基本原则。
清谈的形式，类似于今天的辩论赛，参与清谈的人分为主、客两方（相当于正反方），双方围绕着清谈的主题，各抒己见。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世说新语·文学》）
这是孙安国和殷浩之间的一次清谈，从上述记载来看，主客双方彼此交锋，反复争辩，双方都没有间歇。以至于左右盛来饮食，冷了再温，温了又冷，如此数次；随着辩论深入进行，对谈的两人用劲挥动麈尾，麈尾毛脱落在食物中，两人却都忘记了吃饭这回事。在这个故事中，双方论辩的形式、论辩的内容以及作为道具的麈尾都有非常直观的表现，这就是魏晋人所津津乐道的清谈。
当然，顶尖的清谈局面，往往发生在主客双方辩论达到一定程度，无法再进一步对论题进行辨析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今日通过辩论赛达成了某种共识。此时出现的往往是清谈的高手了，王弼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故事发生在何晏的家中，“谈客盈坐”说明当时谈风之盛，何晏引领清谈之风气的说法也由此得到证实。王弼出场的时候，大家关于论题的论辩已然非常透彻，在何晏看来也得到了精妙的结论，这个时候何晏给迟来的王弼提了一个问题：“你还能不能继续进行这个辩题呢？”王弼清谈的兴致上来了，于是在别人觉得无话可说时，他还能自己跟自己辩论，这是何等的高手！这也成了后来对一流清谈高手的基本要求，即在别人无话可说的时候，清谈高手可以自为主客（自己既做正方又做反方），自己跟自己论辩数个乃至于数十个回合。这自然让参与者难以忘怀。王弼作为清谈界高手，也因此成为典范。
当然，清谈不仅是脑力运动，也是极耗费体力的运动。从前引殷浩和孙安国的清谈来说，一整天这么谈，对于体力的消耗是极大的。著名的清谈高手卫玠最后落得了“看杀卫玠”的结局，和清淡过多也不无关系。
谈及清谈，有一个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清谈误国的说法源于王衍，据《晋书·王衍传》称，王衍为石勒所俘，临死前懊悔地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东晋桓温也有过类似的说法。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
西晋的灭亡是否就是王衍的错，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晋的覆亡跟清谈或许有关联，但是，如果说完全是清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那也是过于夸张了。清谈作为一种思维运动的形式，并非导致亡国的唯一因素，清谈的人士也并非全然不顾世务。将西晋的灭亡归结于清谈，多少有些过度诠释的意味。王羲之和谢安的一段对话，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
这是谢安和王羲之的一次争执，简而言之，王羲之对清谈持否定态度（当然，这不代表王羲之不清谈，王羲之亦是清谈高手），而谢安对于清谈则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清谈只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表达思想（辩论）的方式而已，而误国则有更深刻且复杂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