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治乱，衣冠南渡，一大批名士从北方来到了江南。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名士的生存来说，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前一阶段名士们活动的中心在洛阳，那么这一阶段的中心则是会稽，也就是以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山水是这一区域自然环境最为重要的特点，而名士们对此也有诸多感受。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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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敬云：“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顾恺之也好，王献之也罢，均是当时第一流的名士，这也是他们对会稽山水的直接称赞。作为名士之冠的王羲之亦表达过对于会稽山水的喜爱。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口号。尤其是在谢安、王羲之的带领下，名士们将会稽作为活动的中心，也是自然而然的。徜徉在山水之间，成了东晋名士一种极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会。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集序》）

名士兰亭雅集发生在永和九年（353）的三月初三上巳节集会，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参加兰亭雅集聚会的有四十二人，可谓是盛况空前！而且，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与此前的中朝名士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对精神境界的追求重新成为名士们关注的重点。在会稽的山水之中，名士们找到了精神寄托的对象，他们的生命与这种自然的灵性融合在了一起！

虽然后来很多人都说兰亭雅集是模仿西晋石崇的金谷园集会，但王羲之自己对此倒是非常满意，“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从后来的影响力来说，兰亭之会甚至要高于金谷园集会。更为重要的是，兰亭之会是在山水之间进行的，这是东晋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转换，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宗白华先生曾经评价道：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山水诗以及山水画，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显然跟名士们南迁这一事实有直接的联系。正是因为名士们进入了会稽的山水之中，才有了山水诗和山水画等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成就。名士们在会稽山水之中找到了一种非常雅致、悠远的精神境界，山水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还是一种情感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