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司马氏逐渐掌握实权，政治上的混乱暂时趋于平缓。如果说竹林时期是短暂的政治观望期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名士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竹林之游也由此偃旗息鼓，无论是否自愿，走出竹林成了士人的一种基本共识。竹林的精神核心人物山涛进入仕途，并施展才华。跟嵇康有着极其相似精神气质的向秀，也选择走出竹林。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说新语·言语》）
所谓箕山之志，就是隐逸山林，传说当年巢父、许由就是隐居于此。嵇康被杀之后，向秀被郡守举荐呈送郡国账簿到京都洛阳去，司马师召见了他，问他说：“听说您有意隐居不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呢？”这个问题多少令人有些尴尬，也略有挑衅的意味。向秀回应说：“巢父、许由只是孤傲之士罢了，不值得过于称赞羡慕的。”这个回答让司马师非常满意。从道理上来说，像巢父、许由般隐逸山林，更符合向秀内心的理想。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即便心中无奈，也必须走出竹林。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有一段话：“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向秀当年离开竹林的时候，写了《思旧赋》，回忆了跟嵇康和吕安在竹林度日的经历，可见他对那段生活有着深刻的情感。而这个时候，向秀必须离开竹林，否则可能也只有死亡一途了，向秀对这种事实是无奈的，世间竟已无法容下一片竹林了！
司马氏最终取代曹氏并建立西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短暂平稳和统一，对于名士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空间。当然，基于此前政治斗争的阴影，远离政治成为多数名士的内心默契，放纵自我和追求奢侈在这个时期，成了名士生活方式的选择。提及这一时期，放达大概是基本的特征。章太炎先生在论及这一时期时也说，“盖**之至，竟似习与性成矣”（《太炎文录·卷一》）。我们从当时史书的记载中，也可以非常直接地感知这种情形。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五胡之乱，此又失在狂也。（《晋书·五行志》）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
辅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鉴。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号曰四友。……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成都王颖为太弟，召为中庶子，遂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晋书·胡毋辅之传》）
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光逸传》）
上述的记载，大致发生在晋惠帝元康时期至永嘉年间。以王衍“四友”（胡毋辅之、王澄、王敦、庾敳）和“八达”（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为中心的名士群体，就是所谓的中朝名士，而放达是他们基本的行为特征。这种特征源于对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行为的效仿，但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竹林时期放达的限度。简单而言，竹林时期的放达，虽然明显地表现了对礼法制度的破坏，但是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那些破坏礼法的人，事实上是最相信礼法的人，他们破坏的是那些虚伪的礼法，所谓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这么产生的，在竹林七贤放达的背后还有对价值的关注。但是，中朝时期的这种放达，事实上已经完全与现实政治无关，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放达，称之为放浪形骸也是非常恰当的，具体行为有散发裸袒、闭室酣饮甚或对弄婢妾等。这种情形的出现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司马氏建立西晋之后，政局暂时稳定。在士族政治环境下，上层士族拥有种种特权，甚至不需要通过处理具体政治事务而获得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放达成为提升自己声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由此，清谈和放达的氛围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朝名士生活的基本特征。
当然，这一时期的名士们并非均是以放浪形骸的形象出现的，比如郭象、乐广、裴頠等，尤其是裴頠，他非常直接地批评了这种放达状况。
頠深患时俗**，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裴頠传》）
裴頠从社会良性运作的角度出发，批判了这种放达之风。他认为这样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来说，并非好事。而后来西晋灭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清谈误国”有关，《晋书》对此也有非常明确的评价。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晋书·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