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249）正月，少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们皆随同前往，而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司马懿成功消除了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曹氏宗室力量日渐薄弱，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朝政，为日后司马炎代魏立晋奠定了基础。政治的巨变，就意味着死亡，按照史书的记载，高平陵政变的结果是，司马懿“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比如阮籍，“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这种政局变革所带来的政治高压，在当时人看来导致天下名士减半，对名士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生存压力！
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力消长充满变数，而死亡的威胁也是无处不在的。这个时候，对于名士们来说，归隐山林、静观其变，大概是面对死亡恐惧最直接的方案了，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竹林七贤”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文化符号，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以及王戎的名字由此也得以流传。作为一个文化和思想的符号，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虽然陈寅恪等学者对竹林七贤提出过异议，但我认为这些异议只具有学术讨论的价值，而非一种思想史的事实。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竹林之游是士人必然的选择。
关于竹林七贤其实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思考，比如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究竟是谁？或许阮籍和嵇康是后来公认的竹林时期的领袖人物，但是，竹林之游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并非因为嵇康、阮籍，而是因为山涛。竹林之游是围绕山涛展开的，而当山涛离开竹林的时候，也宣告了竹林时期的结束。所以，竹林时期真正的核心人物应该是山涛。
在竹林时期，饮酒是名士的重要爱好，是当时竹林名士的主要生活和行为方式，其中最出名的好饮酒者，当数刘伶和阮咸。刘伶是纯粹和酒融为一体的人，当然，这种融合背后是否有极强烈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至少在刘伶看来，饮酒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象征，喝酒可以让人进入极高的精神境界，其在《酒德颂》中揭示了这一点。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
这两个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刘伶的形象由此也变成了一个酒鬼。史书中刘伶的形象非常生动，“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刘伶传》）。
再说阮咸，其特殊之处大概就是喝酒不拘小节。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
与猪同饮，确实是一时之佳兴。从严格的道德立场来说，这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但在当时人看来，未必不是一种风度的体现。竹林名士均善饮酒，由此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佳话，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在竹林名士看来，喝酒是精神生活的象征和寄托，他们正是在饮酒之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精神。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从后世对竹林时期的推崇来说，嵇康和阮籍无疑都是中心，那么他们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嵇康的文章极佳，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论点鲜明，比如《声无哀乐论》就是这样一篇佳作。而阮籍的文章总体上没有太多的特点。如果我们想要真正了解阮籍，最好的方式不是读阮籍的文章，而是关注其诗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才是最能反映阮籍内心精神世界的作品。事实上，嵇康和阮籍的形象有根本上的差异。当时人评价嵇康是一个神仙，嵇康的死也极为高亢，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在中国思想史上画出了一道无人企及的优美弧线！而我始终觉得，阮籍的形象更为深刻。阮籍不似嵇康，他始终是一个普通人，而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想要生活下去是极为艰辛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这样的深沉哀伤，只有在阮籍的身上才能深切感受到。
竹林时期，是一个特殊又短暂的时期。这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在政治形势明朗（即西晋建立）之后，竹林时期也就烟消云散了。但魏晋名士无疑在竹林时期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树立了一座丰碑，这个时代与前一个时代最大的差异在于：正始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状态催生了浮华和清谈，使得那个时代的名士高亢有余而深沉不足；而竹林时期，则是名士们在极度无奈的政治氛围中的一次华丽转身。从思想的底色来说，前一个时期是以《老子》为基础的，而这一时期是以《庄子》为根基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竹林时期，《庄子》的思想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理论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