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末魏晋时期的人物来说，英雄和名士，大概是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当然，因为英雄的要求较高，不仅要有突出的能力，还要有变革现实的志向与功业，所以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的人其实少之又少。除了以曹操为代表的汉末割据群雄、西晋的王敦以及东晋的桓温这些极少数者，大多数人是以名士来成就自己的，这样的人物在汉末魏晋比比皆是。

建安时期，是我们将要见到的灿若星辰的魏晋人物的开端。汉献帝统治的建安尚处东汉末期，实际掌握政权的人是曹操，所以，建安时期有着浓厚的曹操的印记，这一时期的名士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是如此。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电视剧，或许都向我们展示了曹操奸诈、多疑、阴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负面形象。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说，曹操应当是一个有着强烈建功立业抱负的人，这个时代也给了他这样独特的舞台。《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将其内心的追求表露无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体现的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奋斗者形象。

奋斗者形象，是这一时期名士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许是时势造英雄吧，建安时代的名士便是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以及曹植）为中心，以“建安七子”最为典型。当然这只是一个简要的概括，这一时期的奋斗者，自然也是数不胜数的，比如颍川荀氏、清河崔氏、弘农杨氏（杨修）等。曹氏父子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是曹操和曹植，其实这对于曹丕来说是不公平的。相对于曹植来说，曹丕的综合实力更强，也可以说是一时人物的翘楚。他的政治能力，自不待言，否则他也不可能在与曹植的争储中胜出，建立魏国。他的思想境界与情怀也是非同一般的，在《与王朗书》中，曹丕直言：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很明显，曹丕也面临着死亡恐惧，而且他认为超越死亡的最佳途径就是立德扬名，这可以说是这一个时代的呼声，也是后英雄时代的最强音。曹丕的这番言论，足以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者。若将曹丕放在整个魏晋名士的行列中，其独特性亦无法被掩盖。《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关于曹丕的非常经典的故事。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

王仲宣就是王粲，建安七子之一，其因文采斐然，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听驴鸣。汉末魏晋之际，喜欢听驴鸣的并非王粲一人，前有东汉的戴良，后有西晋的孙楚。为什么这些人喜欢听驴鸣？相关的研究有不少，启功先生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他认为这跟音律有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声声律逐渐明确，驴叫是“嗯啊嗯啊”，“嗯”是平声，“啊”是上声，长嘶是去声，打响鼻是入声，完美融合了声律，所以这些社会名流才喜欢听驴叫、学驴叫。这个观点倒也颇为有趣，但是未必合理。在我看来，听驴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驴鸣的特点在于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如此，无论是戴良还是王粲，抑或孙楚，他们和驴鸣相关的记载，都或多或少与死亡有关。在王粲的葬礼上，魏文帝曹丕跟王粲的那些旧友们说：“王仲宣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听驴叫，现在我们一起学一声驴叫来送别他吧！”于是在魏文帝的带领下，大家一一学起了驴鸣，可以说是一场别开生面且绝无仅有的葬礼。曹丕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名士的风范，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诗文成就自不待言，他们的作品中，多有建功立业的想法，这是这个独特的时代所决定的，也成就了一种独特的风骨。我一直认为建安风骨，就是对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意识，这也是建安文人超越死亡的一种独特形式，这在魏晋时期来说，是颇为少见的。当然，建安时期整体具有这样的风格特色，这并不意味着建安时期的名士们均是如此。比如建安七子中，孔融就完全跟其他六人不一样，我以前曾经把孔融、祢衡以及杨修三人戏称为“愤青三人组”。相比于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孔融跟曹氏的关系并非那么紧密，他的精神可能属于上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