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讲魏晋之际的时候，都会从东汉末开始，因为东汉末的混乱，历史才进入了魏晋。而当我们去看东汉末的历史的时候，曹操应当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

说到东汉末的情形，我们一定得注意《后汉书》中的描述，据此才能真切感知整个东汉社会究竟在何处发生了严重的撕裂。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有直接论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汉桓帝和汉灵帝统治的时代，通常被视为东汉政治最为混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东汉走向毁灭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亦有类似的表述，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个时期的混乱主要来自宦官专权。东汉自和帝开始基本是小皇帝执政：和帝十岁继位，殇帝不满百日继位，安帝十三岁，少帝未满周岁，顺帝十岁，冲帝一岁，质帝七岁，桓帝十四岁，灵帝十岁……似乎东汉的皇帝都在比谁继位时的年纪更小。清一色的小皇帝对东汉的政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权的局面成为东汉政治的基本事实。

这种专权，尤其是宦官的专政，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情，由此，才导致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当时士人集团主要以太学生和在朝官吏为主，太学当时有学生三万余人，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朝中大臣李膺、陈蕃、王畅等交往，相互敬重、赞赏。当时太学里流行一种说法：“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与此同时，读书人对朝中大臣、地方官员及社会名流进行画像与归类，“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在社会上广为传颂。也就是说，以道德为己任的读书人，羞于与宦官为伍，开始站在道德立场上极力抨击宦官专政。而宦官集团则将读书人视为党人，进行攻击和打压，由此产生了两次党锢之祸。这对东汉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创伤。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起因是赵津、侯览等宦官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希望借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由此，宦官集团在桓帝的支持下，从重处罚了很多官员，并且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把杜密、范滂和陈寔等被划为“党人”的两百多人下狱。虽然在延熹十年（167）六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终身不许为官。第一次党锢虽然形式上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人也赢得了美名。建宁元年（168）汉灵帝继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主持朝政。名士李膺、杜密等重新被起用，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对于宦官集团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窦武和党人们密谋趁机铲除宦官，但是计划泄露了，宦官势力连夜假传诏令，追捕窦武、陈蕃等人。结果陈蕃、窦武遇害，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宦官集团在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两次党锢之乱（尤其是第二次），是东汉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源。宦官的问题是这个事件的起因。后来何进担任大将军，并且与士大夫（袁绍）联手对抗宦官。虽然袁绍冲进宫中把宦官铲除殆尽，但是何进却被宦官杀害，而且还引来了董卓入京。由此，东汉的瓦解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曹操就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但是他的身份极为尴尬。虽然他一直试图跟读书人（名士）交好，但是由于他与宦官集团关系复杂，因此并不受名士的待见。曹操的父亲曹嵩，曾任三公之一的太尉，位高权重，之所以得以如此，也和宦官有关。曹嵩本姓夏侯，但却是纵横四朝的宦官曹腾的养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曹操虽然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但是就立场的选择来说，他却选择了一条与宦官集团相反的道路，与袁绍等人一起试图铲除宦官集团。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出于曹操对天下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为后来曹操在混乱中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曹操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后来讨伐董卓、黄巾军的战斗中，他表现得非常突出，由此，成为汉末割据的群雄之一，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东汉末天下形势的走向。但是，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影响力的人物，在思想史上几乎是空白的。除了其文学上的造诣被略微提及，客观地说，曹操是被思想史遗忘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