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汉代获得独尊的地位，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事件。首先，就积极的意义来说，它很好地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的主导思想形式，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由此得以彰显。就消极的意义来说，这种结合限制了儒学思想的活力，尤其是汉代经学，其对思想界的禁锢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上来说，由于儒学被确立为官学是直接和利益相关的，所以在经学制度下，容易产生两种后果。一则基于经学的贵族诞生。汉代的经学非常讲究师法（一般是源于立于官学的经学大师）和家法（同一师法下有不同流派），极其讲究传承。在这种背景之下，经学世家便产生了，魏晋时期的名士家族大体上都是由经学世家演化而来的，这可以视为魏晋社会门阀政治的源头。二则在学问的形式上，汉代的经学是章句训诂（侧重对经典中文字的考证、释义）之学。对师法、家法的坚守，会导致学术的烦琐和僵化。比如当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曰若稽古”是《尚书·尧典》的首句，也就是考察古代的道理的意思，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桓谭《新论》）。可见当时思想的僵化程度。

物极必反，可以说是最为普遍的规律。两汉的这种学问，在其开始之际未必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烦琐的倾向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形式。因此，从思想内在的逻辑来说，由繁而简，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这种转折就是从东汉末开始发生的，至魏晋时代，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