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思想家，从《论衡》文本来说，王充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和反省能力。这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之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思想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值得存疑的。这表明，王充的思想在产生的那一刻，对于知识界并没有产生事实上积极的作用。王充的作品进入思想界，要等到差不多一百年以后的东汉末年。客观地说，当时社会对于王充作品的接受，也并非来自纯粹思想的角度，而是因为认为他的作品是“神奇的”、有助于清谈的。王充在《论衡》中体现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观点，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这些并非王充思想本身。

如果把王充的思想放到两汉和魏晋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单纯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说，《论衡》表达的思想，确实有转折性意义。其对谶纬神学的批判，标志着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谶纬神学理论的终结，从而直接开启了魏晋玄学时代。王充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如此重要之影响，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注重经验和事实，强调思想的现实效用；第二是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当然，如果进一步从思想的细节中去考察的话，其对于元气自然以及无为等观念的强调，确实跟汉代思想的风格迥异，同魏晋新道家之间，倒是有着非常直接的相似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王充在汉魏思想转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前面提到过王充在《论衡》中的描述，事实上对当时思想界的真实影响是有限的。我们至多可以说，王充的思想阐释，跟后来思想界的走向大体一致，而这个思想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在汉魏变革之际，有很多思想家的描述，实际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比如严遵的《老子指归》、河上公的《道德经注》、张道陵[2]的《老子想尔注》以及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等，都清晰地呈现出汉魏之间学术风格的变化。但是，王充这种随独立思考而产生的敏锐性，同样是值得认可的。

王充对于浙江思想史的影响，也有类似的作用。如果从后来浙江思想的精神价值，比如重视现实效用、强调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等方面来说，王充的思想毫无疑问是符合这些特点的。很多人之所以把王充视为浙学的源头，大体上也是因为这种精神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等于学术思想上的继承性。尤其是浙学传统内部对于王充思想的接纳程度事实上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前文所引的章学诚，其对于王充的批判是很直接的，这里并没有一种思想上认同的倾向。所以，作为浙学源头的王充，事实上也是一种被解释出来的结果。

[1] 参见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董平以王充作为浙江思想学术史的开端，并冠之以“浙江之学祖”之誉。

[2] 一说张道陵之孙张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