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王充在死后的近百年内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王充居于江南，并且身为一介寒士，其“异端”思想，想要影响当时的主流思想界实属难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论衡》也只是在江南民间流传。直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避难江南十二年，才发现了《论衡》之妙。经由蔡邕的推介，《论衡》逐渐在思想界流通起来，人们开始逐渐了解这位批判者的精神内涵。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李贤注范晔《后汉书》引袁山松《后汉书》）

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北堂书钞》卷九十八引《抱朴子》遗文）

袁山松的记述和《抱朴子》遗文的描述基本相似。这表明在《论衡》的传播过程中，蔡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蔡邕本人对于《论衡》一书十分满意，中原士人知道《论衡》，完全是由于蔡邕的推荐。作为东汉末年士林的领袖级人物，蔡邕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蔡邕把《论衡》带到洛阳，这本书的命运就有所不同了，其对于士林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其实，如果深究起来，这些记述中还是存在问题的。既然蔡邕到江南可以得到《论衡》，那么就意味着至少在江南区域内，《论衡》是流行的，否则多年以后此书仍然存在就很值得怀疑了。而且，按照袁山松的记载，会稽太守王朗也得到了此书，并将其带到中原。由此上推至王充所生活的年代，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论衡》也不至于沦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唯一合理的解释，大概就是王充在《论衡》中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乃是灼见先发，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并不允许这样的观念流传。而百年之后，汉朝本身处于崩盘的状态，这样的限制已不复存在。所以，无论是蔡邕还是王朗，都可以从《论衡》中汲取某些精彩的论说，以助其在士人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