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王充哲学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具有特立独行之个性的王充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冷峻的反省精神的表现。

王充主要活动于汉明帝、章帝之际，这是东汉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谶纬迷信风行的时期，表现在思想观念领域，则是“浮华虚伪之语”充塞，“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论衡·对作篇》）。“疾虚妄”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在《论衡》中，王充一再地强调其著书的目的就是针对种种虚妄的现象，“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论衡·对作篇》）。虚妄的，就是假的、不真实的。因虚妄的流行会掩盖真实，所以必须对虚妄之事给予坚决的批判。王充也把这个作为自己立说的基本宗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王充对于虚妄的批判，是以其对经验事实的强调为基本的立场，以“考之于心”“效之于事”作为标准的。在《论衡》之中，天人感应论、迷信观念、神话传说、神仙方术以及诸子百家，凡是不符合事实的、虚假的论说或者现象，都成了王充批判的对象。以下将选择几个主要的方面，略作分析，以见其批判之一斑。

首先是对天人感应观念的批判。天人感应之观念，经董仲舒之阐释，而成为两汉思想界之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董氏的观念，是从天人相类角度出发的，认为“人副天数”。因为天和人同类，所以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并且，天是人间一切（包括理性）的根据，人世间的一切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考董氏天人感应之说，其根本点在于将天视为意志之天，而人世间的一切均是出于其意志的、合目的的安排。故若要对其理论进行反驳，必须要取消天的这种性质。如前所述，王充以气一元论为其理论的基础，认为天地万物均是由气而来的，是自然的、自生的，因此，这个过程不存在天的意志和目的。换言之，天地万物乃是一个自然的气化系统，而非如董氏所言，建立在天之意志之上。天在王充这里无疑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特性在经验中也是可以得到说明的。“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论衡·自然篇》）人有口目，故有欲望；天无口目，故无欲望。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无为的，天人是不同的，“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篇》）。因此，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既然董氏立论之基础都被否定了，那么随之而来的灾异谴告之说，也就显得荒谬不经。

其次是对人死为鬼观念的批判。王充对人死为鬼的坚决批判，同样也是以气化自然作为基础的。因为人和万物一样，均是禀气而生的，那么，“物死不为鬼，人死何能独为鬼？”（《论衡·论死篇》）都是气化运动的结果，怎么可能只有人死为鬼而其他万物不为鬼呢？王充进一步从气一元论的立场，对人的生命过程做了描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篇》）从气化流变的历程来看，人之生建立在精气的基础上，精气以血脉为其生理基础，“骨肉精神，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也”（《论衡·订鬼篇》）；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无存，精神亦不能独立存在于世间。既然生命只是一个气化的过程，人死不能为鬼，那么为什么人会有鬼的观念呢？“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论衡·订鬼篇》）在这里，王充将鬼的观念的产生归结于人的疾病。在人生病之际，由于恐惧而胡思乱想，从而产生鬼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讨论，也是颇为深刻的。无鬼也是基于气化流行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对于王充来说，比证明无鬼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观念直接作用于现实，即支持薄葬、反对厚葬，进而严厉批判当时的厚葬之风。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充对先秦诸子的批判。对先秦诸子的反思、批判是王充《论衡》的重要内容。就内容而言，儒、墨、道、法、阴阳、刑名等诸家，都在王充的批判视野之内。王充认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接受古圣先贤的观念而不加反思、责问，以为那些观念都是正确无疑的。而事实上，即便是圣贤，其论述中也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谬，应当以一种求是的、问难的态度，从具体的事实情境出发，来考论先贤论述的合理性，而不能“信师而是古”。用今天的话来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接受。《论衡》中的《问孔篇》《刺孟篇》《本性篇》对儒家的圣贤孔子、孟子的观点进行批判与责难，《非韩篇》主要从儒家的观念对韩非子进行批判，《薄葬篇》《案书篇》则涉及对墨家明鬼观念的批判。王充对诸子的评判虽然切入点不同，但是强调以事实为根据的基点是相同的。从这些批判中可以明显看出王充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不迷信圣贤的精神。这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在两汉之际，尤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