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虽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并不那么突出，但是既然在近代有被重新诠释的可能性，就表明他身上还是有非常独特的东西。王充独特的才华以及性格特征，在前文所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乾隆的《御制读王充论衡》中，都有非常直接的说明。这说明，王充大体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据《论衡·自纪篇》的记载，其祖籍本属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先祖因从军有功而封会稽阳亭，但仅一年即失爵，遂定居于此，世代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先祖具有勇武的性格，仗义任侠，曾经“横道伤杀，怨仇众多”（《论衡·自纪篇》）。因为怕人寻仇报复，其祖父时即迁居钱塘县，以做买卖为生。王充的父亲王诵，继承其祖任侠之风，时以勇力欺人，遂结怨豪家，故又迁居上虞。王充在《自纪篇》中对父亲、祖父的记叙方式颇为独特。这一点也使得王充在传统社会受到颇多的批判，毕竟孝道伦理才是广为接受的社会观念。

王充自幼聪颖，六岁开始读书时，即有“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之性情，与其先祖迥异，且“有巨人之志”；“八岁出于书馆”“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论衡·自纪篇》）。《后汉书》关于他的记载如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曾游学京师洛阳，受业于太学，师事当时著名的学者班彪。王充之为学，好博览群书，通百家众流之言，因此不像当时普通的士人，汲汲于章句训诂之学。这为他后来对汉代的主流学术进行批判，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客观、敏锐的立场。因个人性情，王充的仕途，除了短暂的幕僚小吏经历，几无可言之处。但是，当时的人对于王充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李贤注范晔《后汉书》引谢承《后汉书》），“王景兴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功曹好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会稽典录》），“谢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又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者也”（《全晋文》卷一百十七）。这些都表明，王充的才学在当时已得到认可，当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居家从事著述、研究。虽家贫无依，凄凉潦倒，但他“外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读古文，甘闻异言”，对于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的、虚妄的现象，其批判的基本态度丝毫未变，“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虚实”（《论衡·自纪篇》）。王充的著述，最早的是《讥俗节义》十二篇，后又有《政务》之作，晚年有《养性》十六篇，今皆亡佚。其著述流传至今者，唯《论衡》一书。《论衡》有八十五篇（《招致篇》有目而无文，实存八十四篇），充分地体现了王充基本的思想旨趣和学术批判的精神，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王充思想的文本依据。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王充形象：一个出身卑微但是充满才华的有志青年、一个刻苦勤奋但是不能获得认可的忧懑青年、一个有抱负但是性格孤异的愤世之才。这样的矛盾综合体，可能也导致了王充思想的复杂性，使得王充能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批判视角来看待周遭的世界（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也由此确定了他特立独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