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哲学中，王充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汉代思想，一般都会提到董仲舒和王充两人。董仲舒作为汉代思想传统的确立者，是典型的正面人物。而王充一般被视为对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氛围的批判者，这种氛围很大程度上源自董仲舒的思想，因此，王充便成了两汉思想的反叛者。这种对于汉代思想的极简化认识方式，实际上并不妥帖。

王充的思想史地位，是近代才构建起来的，且受到近代学者极大的推崇。章太炎先生称：“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耑。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检论》）胡适则更是视王充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并且认为，“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27年，死于约100年）。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我们总看中古时期的散文的文学，不能不对王充表示特别的敬礼了”（《白话文学史》）。此后，在中国传统的诠释中，无论是哲学史、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王充似乎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对王充及其思想有如下评述。

两汉思想，董仲舒是正面，王充是反面，只此两人，已足代表。董仲舒上承邹衍，王充则下开魏晋。魏晋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之贡献，正为能继王充，对邹、董一派天人相应，五行生尅，及神化圣人等迹近宗教的思想，再加以一番彻底的澄清。

王充由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了极高的地位，这一地位也逐渐得到公认。作为浙江人，在浙江思想史领域，王充更是被视为浙学的开创者。[1]

自章太炎、胡适始，对于王充的高度评价逐渐被广泛接受，王充也因其对汉代思想的批判而获得了极高的思想史地位，成为两汉思想迷雾中的“清醒者”。但是，在传统社会中，王充的地位显然没有近代以来那么崇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经用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来评价王充及其《论衡》，称“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对于王充的批评，历来也是不绝的，比较有名的当数清代乾隆帝的《御制读王充论衡》。

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按照乾隆的看法，王充就是“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这样的人从儒家传统来看，自然是无法被接受的，然而王充的标新立异、才华出众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乾隆看来，《论衡》的论说，也是为身世遭遇所激，并不能算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著作。大体而言，乾隆认可了王充的才华，否定了王充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内涵。

那么，就浙江学术传统而言，王充是否可以承担“学祖”的地位？他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浙学的开端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比如，作为清代浙江学术传统中流砥柱的章学诚就直接批判王充：

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文史通义·匡谬》）

章学诚对王充作品的写作方式、价值立场以及思想内涵都提出了质疑（或者说否定）。在他看来，王充不足以成为浙学传统的开端和浙学精神的象征。王充作为浙学开端的地位，跟历史的事实可能不甚吻合。由此可见，至少在传统时代，王充并没有获得突出的地位，甚至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从思想史演变的事实来说，王充的地位可能被高估了，那么，如章太炎和胡适等近代学者，为何会如此重视王充呢？他的这种地位，可能来自近代对批判意识和批判立场的重视。对于近代学者来说，批判传统是一个基调，在这个基调下，王充对于汉代（包括先秦诸子）的批评成为一个亮点，从而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获得了高度认可。

王充作为汉代思想的清醒者的角色是被过度解释的，事实上，在两汉之际批判社会思潮的人还有很多。桓谭、扬雄、王符、仲长统等，都曾经直接批判谶纬神学，其影响力至少不在王充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