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董仲舒，很多人的评价都不是特别高。如前所言，从理论层次来说，董仲舒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退转。而论者又常常以秦汉以后中国思想的“僵化”为理由，来批评董仲舒对于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先秦、宋明在思想上的创造力和活跃度的差异，都使得这样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董仲舒本人在汉代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司马迁虽然不能接受董仲舒的部分思想，但曾非常直接地称赞其人。“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史记·儒林列传》）从这段描述来说，董仲舒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班固对此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董仲舒传》）“三年不窥园”表明无论是就学问还是就为人来说，董仲舒在当时都受到了极高的推崇。正是因为如此，他甚至不止一次被班固奉为“儒宗”，“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礼乐志》），“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学问来说，传统时代对于董仲舒的定位——一代儒宗——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今天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首先，就儒学思想的历史脉络而言，董仲舒的思想是对荀子儒学的有效继承。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谈到荀子的时候已经提出，生活在战国中期的荀子已然感觉到搭建现实的政治架构，是儒学面对这个世界局势所要做的最大努力。这是在一个新的形势（即统一的大帝国即将来临）下，儒学需要做出的适当的调整，以真正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这种转向现实政治建构的理论，最终是在董仲舒那里被确立的。这是儒学为帝制时代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对于儒学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发展契机。总体来说，这个时代需要进行思想的整合和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董仲舒的儒学应运而生，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思想基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始于荀子、完成于董仲舒的对于儒家思想的现实效用的改造，使得儒家思想跟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整个传统时代的主导思想。虽然我们很难用好或者不好来评价这个选择，但是董仲舒在其中所做出的关于理论改造的努力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董仲舒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选择。如果说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董仲舒对于儒学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形塑了两千年的帝制中国。这个问题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以及弟子员制度，儒家经典成为经学，这是两千年帝制时代中国学问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种官方思想形态的象征。而儒学与太学教育结合，从而通过掌握教育而掌握了候补文官制度，这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事件，读儒家的经典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董仲舒毫无疑问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总设计师。

最后，从天人关系的设定来说，董仲舒的思想相对于孔子以及孟子的儒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大一统时代对现实问题的要求跟先秦时期相比有了重要的变化，这就要求思想上必须有所调整。如果从当时的情境出发来说，董仲舒的政治化、神学化的改造，是恰逢其时的。这样的改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董仲舒思想是倒退的也并不妥当。而且，对于儒学获得社会认同从而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基础来说，这一改造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当然，我们习惯从神学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董仲舒的儒学，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立场也是存在局限的。比如，在董仲舒的论述中对于“心”同样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而且也非常明显地论及了“天理”，这都表明虽然董仲舒的儒学是以天人感应的政治建构为基础的，但这并非董仲舒儒学的全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有着更为包容和深厚的内涵，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神学化这样一种现实的建构，而忽视了其思想的丰富性。

[1] 八卦之位，实际上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2] 古代为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把黄赤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度，也称十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