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公元前221年，在秦统一六国的前夕，秦王嬴政与群臣有过一次非常直接且重要的讨论。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发生在重大社会变革前夕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的问题是天下统一之后应该延续分封制，还是采取郡县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变化，其中的利弊这里不展开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发生在秦统一以来的重大社会变革。分封制退出历史舞台，郡县制成为主导，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个脉络表明郡县制成为帝制时代中国的主要政治结构形式。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实际上的意义是贵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去贵族化是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旋律。这里丞相王绾提议的是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强调的是郡县制，最终秦始皇采纳的也是郡县制，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李斯在描述郡县制的优势时所采取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说法，所谓“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简单地说，这就是帝制时代对于思想的一个重大规定：统一的大帝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基础。李斯所强调的“天下无异意”就是思想上的统一性；“安宁之术”的说法则表达出帝制时代所追求的重要目标，所谓“安宁”是就政治统治而言，是对于政权的稳定性的要求，这是帝制时代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术”的说法同样重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强调“学”，“学”与“术”有着根本的差别。“学”重视的是思想层面，强调的是自由和深度；“术”重视的是现实运用，强调的是现实效果。简单梳理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场讨论对帝制时代中国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这场讨论意味着在思想层面将要发生重要的变革，其影响不仅是在政治的层面。帝制时代对思想也提出了非常不一般的要求，这个时代问题也成了秦汉时期的重大思想问题，其解决对于整个帝制时代构成了基础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秦汉之际，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大一统的帝国寻求思想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秦汉之际的两段表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前一段材料是公元前213年关于“焚书”的讨论，后一段材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关于“《春秋》大一统”的建议。这两个事件之间虽然有八十年左右的时间距离，但讨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如何有效统一思想。

焚书事件是秦统一中国之后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常说“焚书坑儒”，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焚书事件的发生是有确切证据的（当然，焚书的范围是有明确限制的，即博士官可以藏书，民间不能藏书），而坑儒事件坑的到底是儒家还是方术之士，是有待辨析的。回到焚书事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丞相李斯的提法。按照李斯的说法，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这种行为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必须强化对思想的统一，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李斯也明确强调了这种统一的基本方案：历史著作，非秦国的，都必须烧掉；除了博士官，天下不能私藏《诗》《书》以及百家语，必须烧掉；如果有敢谈论《诗》《书》的人，弃市；如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到这些情况不举报的，与之同罪；焚书令三十日不烧书的，黥为城旦。当然，在所有书籍中有一类是不烧的，就是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这个建议非常详细，意图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强化思想控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是法家治国的明确原则。因此，从李斯的建议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大一统帝国对于思想统一的迫切程度。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实有同样的诉求，他的建议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出于为汉武帝构建大一统思想基础的需要。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说明当时存在相对多元的思想，这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对于思想本身来说，可能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却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董仲舒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来被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提法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易白沙在《新青年》上提出来的，并非当时董仲舒的提法）。这个策略毫无疑问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儒家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基础来进行帝制时代的政治建构的。

秦代和汉代关于思想基础的选择存在差异，但是为大一统帝国寻求思想基础这一点是相同的。秦汉时代，其实就是追求大一统思想的时代，这一目标最终是以汉代确立儒家在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来实现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后来的传统中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即儒家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