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非对国家政治的建构中，道德是被排除在外的。在韩非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史观。中国古代的史观大体上皆为退化史观，即认为历史上最佳的状态大概都是在以前的圣王时代，而后来是不断退步的，所以对于圣人之治的推崇也是必然的。这在儒道两家中尤为明显。而法家的立场，大概均为进化的立场，主张今必胜古，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为其变法服务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时代变了，如果一味地按照古代的做法，岂不可笑？“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韩非由此而创作的，我们从中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韩非对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的重视。所以，韩非将变法视作当今之世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也是必然的。而当今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就是推行法令，但是在推行法令过程中，社会上有些人必然会破坏这一结果，这些人被韩非称为“五蠹”。在《五蠹》篇中，韩非彻底否定了这五种人。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

韩非所说的五蠹，是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学者，指宣扬仁义道德思想、抨击依法治国思想的儒生。按照前文所述，这些儒生的基本立场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且在韩非看来，他们总是以先王之法来批评现实、否定现实，对人主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惑乱。言谈者，指游说于诸侯之间，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人，也就是纵横家。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典型的现象。但是韩非认为这些人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外在势力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带剑者，指的是游侠。在韩非看来，这些人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往往会触犯国家禁令。患御者，指那些逃避兵役的人。韩非认为他们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对于国家而言这些人也是非常严重的蛀虫。最后，工商之民，指社会上投机钻营的工商业者。这些人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在韩非看来，这五种人就是国家的五大蛀虫，他们的存在是对国家利益和法度的破坏，要有效治理国家，就必须清除这五种蛀虫。而耕战之民，才是对这个国家真正有益的。

从韩非对五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其基本立场就是国家制度的强化与国家实力的强大。这五种人的存在实际上削弱了国家机器的力量和效率，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必须根除。从本质上来说，韩非的立足点还是如何形成一个高效的国家机器，凡与此相悖的，都必须摒弃。相传秦王嬴政阅此文后，极为赞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说明，韩非所言，正合秦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