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道德彻底排除于政治的领域，因为对于韩非来说，道德显然是不可靠的。韩非出于儒家，儒家对政治的基本设定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道德设计的背景下，对尧、舜般的圣王的推崇是必然的，而对桀、纣般的君主的警示也是必需的，因为一切都是从道德立场出发的。可是韩非却直接指出，“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无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韩非子·难势》），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尧、舜这样的圣人还是桀、纣这样的暴君，其实都是千年一见的。在现实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即“中”人，不像尧、舜这么有贤能，也不像桀、纣这般恶劣。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呢？

在韩非看来，普通人要进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依靠制度本身的力量，而非道德的力量。韩非的制度设计，就叫作法、术、势一体。这实际上就是把之前的法家传统做了一个有效的综合，并使之成为有机的、高效率的统一体。韩非总结前期法家思想后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以往法家只强调三者之一而不能综合运用，所以效果有限。商鞅重法但不注重术，虽然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秦国还是不能统一天下；申不害知道术却忽视法，在韩国经营了几十年也不能使韩国成就霸业。要有强大的制度力量（或者说建立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就必须把三者结合在一起。当然，在韩非所设定的法、术、势一体的结构中，三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法主要是指由官府制定、明确书诸图籍的成文法典、法律或法制，内容侧重于刑法，必须是百姓普遍知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韩非强调以法治国，社会生活一切依照法，一切由法裁断。运用法就能实现治，没有法就要乱，这也是先秦法家的基本观点。术具有隐秘性，是君主所掌握的驾驭官员的一种秘术、权术，因此“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术与法都是君主掌握以控制天下的手段，但法是“着之图籍，布之百姓”的普遍而公开的内容，而术则是隐藏于君主内心，用以“潜御群臣”，不能为外人道也的东西。而势，实际上就是权势、权威，在韩非的制度设计中，君主具有极其强大的权威，这是整个国家机器保持有效运作的基础。君主的权威从哪里来？韩非虽然也不否认“自然之势”（君主之位本身所具有的权威），但是更强调“抱法处势”（《韩非子·难势》），即基于法令而获得的权威（这主要通过掌握赏罚的权力而达到）。

在法、术、势一体的格局中，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由此可以进行有效的统治。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高效率国家机器的建构，君主的专制实际上是这个系统有效运作的基本保证，自然就不需要有道德的参与了。韩非甚至非常直接地强调，“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因为政治无关于道德。韩非认为君臣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所以，“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君主或者臣子，并不用以道德为己任，而要清楚地知道彼此的利益所在，然后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换。政治无道德的意义，被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