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家兴盛的时代早至战国时期，但是法家思想观念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法家的观念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因为政治家的现实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法家的特质，所以考察法家思想的渊源，很多时候就是考察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家思想的先驱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郭偃和范宣子等。从散见的古籍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要求与后来的法家主张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但是从政治架构本质来说，他们与后来的法家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法家在战国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等。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因此又名卫鞅，曾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著有《商君书》。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开阡陌”的“耕”和奖励军功的“战”，变法的理论依据是历史进步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商鞅把西周以来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世亲亲而爱私”的西周血缘宗法社会、“中世尚贤而悦仁”的春秋时期，以及“下世贵贵而尊官”的战国时代。根据古今时代变化，商鞅提出“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的观点，要求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与上古、中古时期有所不同，“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商君书·更法》），把法与礼对举，把法律和制度与西周以来长期实行的礼制共同视为治理国家的措施，体现了适应新的历史形势的法家要求。

李悝，生卒年不详，为魏文侯（前446—前396年在位）相，在魏国“尽地力之教”“富国强兵”，并“撰次诸国法，着《法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慎到（约前390—前315），赵国人，长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著有《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残篇。慎到重“势”，认为权力、权势或权威必须由君主独操而不可假借于人。“在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按慎到的说法，没有“势”，天子就不成其为天子，贤者也不能服不肖者。“势”是保证天子权威、令行禁止的必要前提。

申不害，生卒年不详，韩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申不害凭借他所学的“术”做了韩国的相，他的“术”主要讲“为主之道”，主要内容围绕为君者如何驾驭、控制臣下展开。申不害称：“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中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群书治要》引《申子·大体》）这是说，君主要深藏不露，然后对臣下以“名实”考虑、驾驭之，“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同上）。用名实是否相符去考核臣子的行迹，就得到万物之情实，天下也就大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