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传统政治而言，儒家和法家有着重要的、无可取代的意义。我们在讨论荀子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战国以来法家的迅速发展，对儒家政治的现实架构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秦汉以来儒家发展的基本路径。

儒家的政治架构和法家的政治架构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先秦儒家以王道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其实质是要构建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君民一体的政治共同体；而法家的政治结构，则是形成一个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高效率的国家机器。所以，在儒家的政治结构中，君与民（人）具有共同的本质（道德属性）；而在法家的政治结构中，君主是超越于政权运作之上的，即君主是最高统治者（法、术、势均围绕君主的需要而设计），其他人则是被统治者（属于法的统治对象）。就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法家的制度设计造成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实际上乃是法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专制本身跟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从早期儒家所阐述的基本价值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谭嗣同在《仁学》中曾有一段评价中国传统政治与学术的著名论述。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我们都知道，秦政建立在法家的基础之上，而谭嗣同将荀学与秦政相提并论，则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秦政和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法家与荀子儒学之间有密切联系（因为无论是韩非还是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其次，秦政与法家之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谭嗣同看来，这两者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姑且不论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这两层含义，一层基于理论，一层基于现实，即便不能无可争辩地表明中国历史上法家及其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性，至少也提醒我们重视法家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