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存在着不少争议，关键的问题在于纵横家能否被称为“家”？因为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自然会发现，在中国传统中但凡称“家”的，都具有自身特点鲜明的学术思想，有着自成一家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考察历史上的纵横家时就会发现，几乎找不到通常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某一家、某一学派的基本要素。

章太炎曾谓：“纵横亦惟见于淮南，由其语无执守，拨宜事制，本不可以学术名者。孔氏设科，言语文学所由分矣。淮南用伍被之邪说，恃严助之内援，造作逆谋，八公之徒，大类战国策士，故独列纵横者，由其素所好尚也。”（《诸子略说》）章先生认为纵横家根本就不能自成一家，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学术思想，只是应时而变、应事而变罢了。而且，之所以会有纵横家之名的产生，完全是伍被等人编《淮南子》时的“邪说”所致，这些人的身份类似于战国策士，故对战国纵横家有独特的情感，致使原本不该成“家”的纵横家在历史上出现了。蒋伯潜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纵横本策略，不足以言学术；不但不能望儒、道、墨、法、名五家之项背，且不能与阴阳家比也”“汉志以纵横家为诸子十家之一，可谓不伦不类”。（《诸子通考》）

如果纯粹以学术思想来界定某家某学派的话，章太炎先生和蒋伯潜先生的观点，都成立。毕竟，随时应变是纵横家所具有的重要特点。既然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以说服君主，这就更需要机智应变和善辩的能力，而不是自身思想的完整性、稳定性。换言之，纵横家的思想可能是技术性的、技巧性的，而非思想性的。

但是，如果把这些人放在先秦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来考察，这些人都对当时的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他们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定位这批特殊的人物？当他们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将他们从历史的维度上抹去的。换言之，这些讲究技巧的人物背后，也并非没有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他们事实上有着自身的基本倾向性和鲜明的个性。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称其为“家”也并非不可以。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根据诸子源于王官的基本前提，纵横家源出于行人之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外交官。对于行人一职，孔夫子有他的基本看法，即这些人应当是受过《诗经》的基本训练，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用今天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外交官，必须得会外交辞令，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功能由《诗经》来承担。这就是要求行人之官，必须经过良好的辞令训练，应该能言善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说服对方，从而达到出使的目的。班固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这就意味着行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相当的灵活度，可以权事制宜，随机应变。当然，从最理想化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出于更好地完成使命的需要，所谓“受命而不受辞”。但是，班固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弊端，即“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这表明方法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倾向，只是使用的人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结果，价值判断由此产生。

从这样的解释出发，我们也可以对纵横家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理解。纵横家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就是游说诸侯，而游说这样的形式，在春秋之际就有，非独战国为然。比如孔子、墨子就都曾经游说诸侯，奔走于列侯之间，希望通过说服人主接受其观念，从而实现其抱负。在礼崩乐坏、诸侯林立的背景下，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获得现实政权的支持，这样，个人的抱负和价值追求才有可能实现，春秋战国皆然。因此，关键不在于游说，而在于如何游说。简单地说，春秋之际的游说，是带有明显的价值立场的，是为了传布所谓的“道”而进行的。而纵横家们的游说，则纯粹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没有自身稳定的价值系统。

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国时期是纵横家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是纵横家最为活跃的时代。纵横家这一特殊群体之所以会产生，势必和战国中晚期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淮南子·要略》）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周末风俗》）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表明了这是具有空前竞争性和流动性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结果使得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价值系统，传统的制度规范在这个时代已经被破坏殆尽，一切都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机遇。再加上诸侯国林立的状况已经略微改观，经过春秋以来多年的征战兼并，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重新统一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是一统天下。对于任何诸侯国来说，这都是巨大的利益所在。所以，在这样一个以力相争、以谋相取的时代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也趋于激烈。强者兼人，弱者图存，如何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也成了诸侯筹算的重心所在。而对于士人来说，传统制度的解体、社会的混乱，虽然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但是也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个体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富贵，由布衣而至卿相成了现实可至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里，自我利益（富贵、名利等）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成了士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为纵横家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战国是纵横家的乐土，纵横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不只是在这里溅起了一点点水花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甚至改变（或者说加速）了历史的基本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