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提到，李约瑟说老子是朦胧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先秦诸子都是朦胧的。这种朦胧大抵来源于两个层面。一则出于后人的神化，比如孔孟，当我们以圣贤来指代他们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总是高大和完美的，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其实也是现实的人，有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个性，当这些情感、个性被掩盖后，他们也就成了一些朦胧的神秘符号。二则由于记载的有限和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勾勒出某些人物确切的形象，只能依据传说进行描述和还原。这样勾勒出来的人物形象可能和诸子本身的作品一样，是不断累加的结果。在这种神化或者传说累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朦胧的背影。

墨子就是这样一个朦胧的背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墨子的形象是清晰的。比如我们会说墨子姓墨名翟，是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工匠出身，后来做过宋国大夫，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这种教科书式的解释似乎也无懈可击，《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等典籍，都是如此界说墨子的。

然而，关于墨子其人，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异议。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也赞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代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墨子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古代确实有“翟”这一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于是，在这种解说下，墨子就成了姓翟名乌的人。

于是，朦胧的墨子呈现在不同进路的研究之中，甚至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很困惑：墨子究竟是谁？其实，司马迁对于墨子也不甚了解，《史记》中只有寥寥数语，如“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这样的情形多少有点耐人寻味。“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淮南子·主述》），这都表明儒墨并称，并显于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对于儒家（如孔、孟、荀）不惜笔墨，而对于墨翟却只是以寥寥数语带过而已呢？难道司马迁对墨家有成见？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因为在《史记》中，司马迁（或者是借太史公之言）屡屡表达了对墨家的推崇之意，比如：“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平津侯主父列传》），“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太史公自序》），“猎儒墨之逸文，明礼仪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以司马迁之史识、史情和史才，断不会对墨子忽视到如此的境地，关于个中情由，清人孙诒让在其《墨子间诂》中认为“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从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矣”；侯外庐先生则认为司马迁是出于政治压力，“不写墨者列传，自有隐忧”（《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不能算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说是司马迁的疏忽，这与他一贯的学风是不合的，很明显墨家也在他所重视的行列之中，断无可能疏忽。避免政治上的风险，看上去似乎说得通，但问题是联想一下李陵事件，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大，况且这也不符合司马迁所秉承的史家传统。而方授楚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一种解释。

他传之小序皆未及墨，而独此言之，则所附之传必较祥也。今本《孟荀传》已有错简，又多缺略，如“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阿非楚地，其中已有缺略矣。索隐云：“按序传孟尝君第十四，而此传为第十五，盖后人差降之矣。”今通行本则序传次序相同，又非《唐本》之旧也，故传末之二十四字，必迁作《墨子》之传已亡，而为后人附益，无疑已。吾所以论列此事，不厌其详着，盖淮南王安时既有墨者，迁不应如是之疏，以见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及汉武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其传授始绝也。（《墨学源流》）

也就是说今本《史记》中所见的这寥寥数语极有可能并非司马迁的手笔，而是后人的窜录，司马迁曾经非常翔实地写过墨子的传记，可是已经亡佚了，这和墨家之学逐渐衰微的历史事实也密切相关。其实，这样的推论也是合理的，作品的亡佚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有很多著作都存在这个问题。从清人辑佚的工作中，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亡佚情形之一斑。有亡佚就会有增删，就会有窜录，这也是在保存古典文献时常遇到的状况。

不管怎样，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的些许记载中，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尤其是《孟子荀卿列传》自序中的那段话：“猎儒墨之逸文，明礼仪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这样的描述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儒墨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以至于史家可以根据儒墨的文献来为孟子、荀卿作传。而“猎儒墨之逸文”，则表明司马迁事实上是看到了颇为丰富的墨家的相关资料的，这也间接证明亡佚说是可信的。儒墨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在《墨子》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思想感到不满，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即儒家不相信天鬼的存在，会导致“天鬼不悦”；儒者主张厚葬，行三年之丧，这种行为既浪费社会财富又浪费精力；儒者推崇音乐，同样会造成浪费的后果；儒者相信命运，这会导致人们的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

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出身可能相对卑微，故墨子经常自称“鄙人”，人亦尝称其为“布衣之士”和“贱人”。基于这样的身份定位，墨子思考的出发点显然与儒家的礼乐观念不同，他更关注现实生活层次的需求，因为他面对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下层人的生活。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儒家的观念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求，是对财富和精力的巨大浪费，而这是墨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突破儒家的礼乐传统，进而提倡一种更现实的社会行为主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