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在谈论先秦诸子百家、中国哲学的时候，有哪个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像孔子、老子这些开创性的人物肯定不能少，而墨子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极为重要的一家，以韩非的说法，那就是“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更因为先秦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极为自由和丰富的时代，如果墨子缺席了，那么这种丰富性将大打折扣！

如果没有墨子和墨家的话，整个思想史上所谓的思想创发、争鸣，都只是知识精英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哲学（或者说思想）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总是跟上层知识精英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是社会环境使然。但如果中国哲学更关注生活世界本身的话，就表明这种哲学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人的精神生命有提升的可能，这里的每一个人就不能只是知识精英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它是全方位的争鸣，而墨子和墨家恰好代表了这样一种知识精英之外的思想力量。

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墨子是“农与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的代表者，即普通的手工业者和劳动者。毛泽东曾经评价墨子：“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劳动者，这是墨子身上独特的光环。首先，劳动者作为一个思想的阶层出现，表明百家争鸣的事实状态。其次，劳动者能够以思想者的身份登场，表明中国哲学精神在当时的成熟程度。我们一直都说中国是理性早熟的社会，而这种理性精神，在以墨子为代表的劳动者阶层中，有更为直接的说明。

也许正是因为墨子代表的是底层的声音，所以，墨家的观念其实非常简单直接，重视实效。相对于知识精英们的夸夸其谈来说，这种来自底层的思想和声音，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墨子认为，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必须“言必立仪”（《墨子·非命上》），即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要辨别是非利害是不可能的。由此，他提出了“三表法”，主张以三条标准去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他说：“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在这里，墨子强调三个标准：第一，“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中前人的间接经验为依据；第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广大群众的直接感觉经验为依据；第三，“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实际的社会效果为依据，考察各种言论、主张在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给国家、人民带来效益。这三条标准，其实非常有意思，也值得深思。第一条实际上讲的就是历史原则，我们所说的话，要经得起典籍中记载的考验；第二条其实就是现实原则，即我们的观念必须要合乎生活常识；第三条其实就是实践效果的检验，即能否产生现实效用。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三条标准不但是成立的，而且是非常准确和有效的。因为这才是真正源于生活世界的、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思想结晶。如果说哲学都难免会有空言的话，墨子的思想则是切实地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是拒绝一切玄谈的。这是来自底层的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宝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