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表达的一种精神至为自由的状态，也是一种人所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什么是逍遥游呢？庄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是一种与天地一致的、无待（无所限制，与其相反的就是“有待”）的状态，是无己、无功、无名的，所以，逍遥意味着人的精神向着无限性的展开，“无限性”的提出是庄子丰富想象力的表现。对于庄子来说，达致道通为一的齐物状态，无所待的逍遥游就可以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逍遥游能否实现，取决于自我心灵能否突破有限性、相对性的限制，从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

可是，人的生活其实都是有待、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人生是有困境的。这种困境，在庄子看来有内、外两个层面。就内在而言，死亡、命以及情欲三者，是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都无法摆脱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人之生也，与忧具生”（《庄子·至乐》）。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有其自然的大限——死亡，有其不可改变的命运。人之生，却是直接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人之生就是为了死亡这个目标而存在的，“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庄子·齐物论》）。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决定了人生根本意义上的荒谬性。命同样是人所无法逃避的事实，子桑的死为我们对命的必然性提供了非常直观的理解。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

“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不是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的命令所能决定或改变的，它对于个体而言是无法选择、无法摆脱和无可奈何的。情欲同样是世人无法逃避的，“人之生也，与忧具生”（《庄子·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子，体不等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庄子·盗跖》）。人之生不能够离开情欲，而有了情欲的计较、选择，生存所面临的限制也就产生了。死亡、命与情欲构成了人内在的生存困境，是人所无法摆脱的事实。

人的生活不仅受内在因素制约，也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其中主要是礼乐制度、仁义道德的标准给人心制定的限制。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墨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吁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庄子·骈拇》）

世俗的社会总是存在一系列的制度形式和伦理规范，这也形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生活于其中的人，必然受到这些体系的制约。可是，这些制度、规范本身是不是合乎人性的，或者说是人生所必要的呢？

骈与明者，乱五色，**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庄子·骈拇》）

在庄子看来，诸如智慧、仁义及辩言这些东西，犹如人体的“骈拇”“枝指”和“附赘县疣”，都是不符合本然的、多余的东西。然而，这些原本多余的东西却成了社会规范的基础，世界的荒谬也就因此而产生。内在的困境是人自身的一种必然性，是无法改变的；外在的困境是一种世俗的评判，同样是无可逃遁的。这双重的压力给现实生活中的人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庄子·山木》），人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是与非没有确定的标准。如果说偷窃者一定是要被诛杀的，那么为什么偷了国家的人反而成了王侯？如果说能否得养天年与材不材相关，为什么同样是不材，雁和木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只能说明，所谓的世俗标准都是荒谬的，只是标准的制定者加在他者身上的一种限制罢了。

人有内外的诸多限制，或者说，诸多缺陷。这就会让人觉得，从本质上来说，逍遥游的境界是人在现实中所无法达到的。但是有的时候理想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实现，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可实现性。因为只有这样，它对人才具有更高的提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