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中国传统中，以想象丰富奇特而著称，其文字汪洋恣肆，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而在很大意义上，传统中国人人格形象（即儒道互补）的形成，跟庄子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庄子到底是谁呢？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庄子的一些信息：庄子名周，宋之蒙人，尝为漆园吏，大概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学说本于老子之学；庄子著述丰富，以“寓言”为其主要特点，立足于批判儒、墨之学；庄子一生注重“适己”，终身不仕。

在庄子的生平中，他和孟子之间的交涉问题，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庄子生活在梁惠王、齐宣王时期。而孟子也生活在这一时期，两人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交集，那就是梁惠王。可是，无论是孟子还是庄子，都不曾在作品中提及对方，这又是何故呢？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回答学生（李梦先、林作等）提问的时候曾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按照朱熹的解释，庄子稍后于孟子，并且其思想影响也不大，所谓“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当然，这不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说法。20 世纪初，蔡元培和日本的久保天随等学者提出了“杨朱实即庄周”之说。这个论题在20世纪20—30年代前期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颇有影响力。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孟、庄之间不互相提及也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从古人生活的情境出发，生活在当时的孟子与庄子，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便利的沟通方式。这就意味着，就算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也未必能够非常了解对方的思想观念。再者，从他们现实的生活轨迹来看，孟子平生足迹只在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而庄子是楚人，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从个人的秉性来说，孟子当时是为了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而积极游说于诸侯之门，希望复王道、仁政于天下，而庄子对于王侯之事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注重追求自我内在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一个人物对于孟子而言，显然是不构成重大影响的。这一点朱熹倒是说得很正确，庄子“只在僻处自说”而已，对于这样的庄子，孟子当然不会花很多精力去批判，因为对于孟子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批判杨墨之学——这二者才是对儒学的社会影响力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需要积极批判的。对于庄子来说也是一样的，其在书中有对于孔子的批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孔子的态度已然表明了他对儒学的态度，也就再无必要涉及孟子。毕竟，对于庄子来说，重要的是自我心灵如何在实现自我转化的同时得以超越混浊不堪的现实。

当然，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些争议，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庄子》上，或许就能对庄子这个人有更细致的了解。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庄子是有家庭的。当读到他的妻子去世，而庄子箕踞鼓盆而歌并且讨论其对生死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对庄子的行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当然，对于庄子来说，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惠施则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虽然两者的秉性是那样的不同，但是从濠梁之辩的生动场面，足见两者之间的交涉情景，而从庄子过惠子墓的一席话来看，我们应该更能理解他与惠施之间的友谊。庄子也有学生，其对学生关于“有用无用”的论说，尤其是“周将处乎才与不才之间”的感叹，或许可以让我们对于庄子的内心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如果从《庄子》一书去了解庄子，那么其生活的样态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舍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

这段记载，在《庄子》中非常著名，而庄子的形象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一个生活贫敝而又内心强大的自由思想者，一个向往“相忘于江湖”的思想者，当然也会遭遇生活现实的困境。对庄子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境遇的真实状态如何，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生活。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庄子·山木》）

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由而又高贵的灵魂，也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说“王公大臣不能器之”。这种精神风骨，使得庄子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的读书人似乎都可以从《庄子》中获得对自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