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老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老子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小国寡民，由此，我们也常责怪老子（或者道家）是消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老子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统治者不要过多干预被统治对象以及社会，不要把自己的强烈欲望强加到政治运作中，由此才可以实现理想的统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在谈论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策略时，很清楚地将其与另外一个概念——“大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比如“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这种说法提示我们，如“烹小鲜”这种无为而治的、不打扰的政治策略，实际上是针对“治大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小国”来讲的。什么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王弼指出：“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老子道德经注》第六十章）意思是治理大国的方式就像“烹小鲜”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经常去搅动小鱼，否则，小鱼早就被搅坏了。所以王弼说“不扰也”，也就是不要过多地去打扰老百姓，这是治大国的基本方式。透过烹小鲜这件事情，老子想要表达的就是，治大国的君主应当以静为主，而不该不断打搅百姓的日常生活，唯其如此，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对于大国来说，这种基于“烹小鲜”而来的基本经验，是其治理的重要基础。其实，《老子》中很多涉及“大国”的内容都有这样的意味，“大国”对于老子来说，明显具有更高的价值意义。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第六十一章）

从这种描述可以看到《老子》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对于“大国”的推崇，无非出于两个原因：一则在大国更能体现以“道”治国的方式；二则从治理的效果来说，大国有着比小国更好的结果。所以王弼在注解中说：“小国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归之，大国修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则大者宜为下’也。”（《老子道德经注》第六十一章）

从这个论述来说，在《老子》文本关注现实政治的情境之下，大国具有更为积极的政治效果。因为小国居下，顺从“道”，这自然是极好的，但是就其现实效果来说，只是自我保全而已，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天下归之的结果。小国居下虽然合乎“道”的原则，但是小国毕竟是小国，就政治实践的意义来说无法与大国相比。如果采取合乎“道”的方式来治理大国，就很容易达到天下归之的效果，而这恰恰是先秦之际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的统治效果，即为了应对礼崩乐坏而实现政治有序的最佳途径。所以王弼注中很清楚地表明，虽然大国和小国都是在合乎“道”的方式之下以“道”治国，但从现实的情境来说，“大者宜为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首先，从《老子》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在治理上都应当以道治国，应当处下、守静和不争；其次，从现实的效果上来说，《老子》主张的是“大者宜为下”，即在价值领域，大国具有比小国更为重要和更为现实的意义。

如果说“大国”是《老子》最根本的价值追求，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小国寡民”又当如何理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们通常都将《老子》的理想政治形态描述为“小国寡民”，这种理想治理形式在《老子》中表现得非常清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这段话一般都被认为是《老子》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描述，描述了最为典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于是，在这种解释下，《老子》的观念就成了落后的史观，因为这种理想社会形态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时期。但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老子》理想的社会形态恰恰是“大国”而不是“小国”，那么“小国寡民”又意味着什么？其实，王弼在对“小国寡民”的注解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国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况国大民众乎，故举小国而言也。”（《老子道德经注》第八十章）。既然小国寡民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老子》所谓的合乎“道”的理想治理形式，那么大国就更加容易了。在《老子》中，“大国”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这里的“小国寡民”只是个例子，准确地说，这仅仅是一个衬托“大国”的例子而已，而《老子》所推崇的乃是“大国”而非“小国”，仅仅是“举小国而言”罢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小国寡民”视作《老子》中的理想社会形态，因为我们对老子的治国理念缺乏深入分析，对于《老子》本身的文意缺乏通贯的理解。所以，这样的“常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它既不符合老子的哲学思想本身，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