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进入老子（或者道家）的哲学世界时，一个寻常而复杂的问题出现了——究竟什么是道？其实就整个中国传统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关于“道”的哲学。很多人把道看作一种规律，说得更为详细一些，道既是自然规律又是社会规律。我不否认上述答案的正确性，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不足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因为中国的传统不是一个抽象的传统，而是一个直观的、具体的传统。那么规律是可以直观感知的吗？似乎不可以。所以我通常说，道就是路，是中国人的生活之路，更具体、直白一点地说，道的内涵就是“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时候，体现的是“时”的问题，中国哲学对于时有着极为强烈的感觉；该做什么，就是原则和规范，由天道决定；就做什么，就是人对于天道的响应和实现，就是人道。所以，这样的道实际上就是人整个现实生活的本身，它是通达的、动态的以及完满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不对“道”进行定义。因为定义总是抽象的、静止的、有局限性的，它无法体现出生活这种动态的现实，而一旦定义了“道”，对于“道”的丰富性来说，这无疑就成了一种破坏。

由此产生了另一个关系密切的话题，即“道”能不能被言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道”。按照前述的逻辑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语言同样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工具。《老子》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直接地说了，“道可道，非常道”，这大概是《老子》中最经典且流传最广的话语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不是“常道”。这就直接否定了用语言表达“道”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是很好理解的，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似乎也是如此。我们经常说，听话要听话外音、言外意，这表明话语真正的含义可能是超越在语言之外的，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者如陶渊明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超然言外，似乎也成了中国人精神的一种基本取向。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据说，牟宗三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熊十力先生当时刚好在北京大学任教。牟先生说熊先生平时经常说两句话，并说这两句话后来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是什么话呢？熊先生经常批判别人说：“你说的都是错的。就算你说对了，它还是错的。”这话乍一听没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切实放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来考虑就不尽然。“你说的都是错的”，因为你说的无非是你的看法而已，并非“道”本身，所以也就是错的；“就算你说对了，它还是错的”，“说对了”意味着道理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也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并非真理本身，所以还是错的。这样一看这两句话确实颇有趣味！后来，我也常常开玩笑说，我从这两句话中悟出了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的方式。这最佳的方式，绝对不是语言上的滔滔不绝，而是自上课铃响开始，就一直默默地坐在讲台前，微笑着看着诸位学生，直到下课铃响，挥手离去，不留一言。下次上课，再如法炮制。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既然我说的都是错的，那很显然，多说一些，或者少说一些，甚至不说，效果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不同呀！而且，微笑也是一种很好的、很有效的传递思想内涵的方式，比如庄子所言“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又比如禅宗所谓的拈花微笑，不都很好地传递了思想吗？

当然，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授课方式，毕竟如果我真的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有无法描述的后果。但是作为一个趣谈，它本身也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的。其实老子的思想也是一样的，他显然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即语言是无法完整表达意义的。但是老子并不止步于此，他马上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语言不仅具有局限性，也具有特殊性。语言是不能够完整表达“道”的，但是作为人，又不得不通过语言来表达。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在表达“道”的时候，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或者说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我们读道家的作品时会很直观地发现，这里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又非常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是道家刻意采取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吊诡”。所谓吊诡，就是用自相矛盾的语言（或者说看上去矛盾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语言的固化和局限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家在语言的使用以及思想的表达上是极为成熟的，这也标志着中国哲学发展到了新阶段，即具有思维和语言自觉的阶段。

相比之下，庄子的语言更加复杂，也更加成熟，而老子的语言相对简单一些。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技巧和功能总体是一致的，即突破了语言的限制性，用巧妙的方式使用语言。阅读道家经典，最大的障碍就来自其使用的语言形式。人类语言的表达方式自然是各式各样的，就其大端而言可以分成两种形式：肯定式以及否定式。所谓肯定式，其表达有“我是何善蒙”；而否定式，其表达有“我不是何善蒙”。这两种表达在现实中都是很常见的，肯定式是为了确认某一状况，而否定式则是为了否定某一状况。它们的表达有什么不同？就上述例子来说，肯定式的表达只是肯定了“我是何善蒙”这一基本事实，而否定式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明显更为丰富，即“我”除了“不是何善蒙”之外，可以是任何东西。所以，要表达“道”，是用肯定的方式比较接近“道”的本质，还是使用否定的方式比较接近道的本质，就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了。如果“道”不是一个有限定性、固定化的东西，那么显然否定的形式更适用于描述“道”。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老子》的文本用了很多否定的表达方式。比如“无为”“不争”“绝圣弃智”等，这些话语都是以否定词开头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老子》中的这些否定式表达呢？这其实也是理解《老子》的一个基点。以“无为”为例，它应该是《老子》思想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无为肯定不是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通常把它解释为“顺其自然地为”。但是，什么叫顺其自然地为呢？我们还是回到否定式本身，毫无疑问，所有的否定式都是要否定掉一些东西的。那么，《老子》在这里要否定什么呢？如果说《老子》主张的是自然，那么跟自然相对应的显然就是人为，即人的行为。人为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的强烈的主观意志（欲望）。这样一来就变得非常有趣，因为《老子》的否定词大部分都是加在这些主观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之前的，它试图要去掉的其实就是个人的强烈的主观意志，而非个体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是行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出于个体的强烈主观意志的行为有问题。比如说，“我要吃饭”这个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老子》想要否定的。而“我要天天大吃大喝”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是完全出于个体强烈欲望的表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老子》（或者说道家）是消极的。所以，在《老子》的文本中，所有的否定式在表达的意义上都等于否定加肯定，否定的是行为的方式（强烈主观意志），肯定的是行为本身。也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

《老子》和道家对于语言的这种认识也提醒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关键是看你想要如何去解决。原本我很明显地看到了道家的基本定位，“道”是无法准确用语言来表达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用神秘主义的或者说沉默的方式来面对“道”，《老子》和道家实际上也在尽量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准确地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