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孟子和荀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一个历史的考察，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于孟、荀两人都给予了重视，认为两者“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而此后荀子始终未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就连对其思想的注解也是自唐代的杨倞（孟子则在汉代即有赵岐注）才开始出现。杨倞在《荀子注序》中，详细梳理了儒学史上荀子的地位变化。

至于战国，于是申商苛虐，孙吴变诈，以族论罪，杀人盈城，谈说者又以慎墨苏张为宗，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故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倞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代）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夫理晓则惬心，文舛则忤意，未知者谓异端不览，览者以脱误不终，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

在杨倞笔下，我们看到了荀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虽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以批判的角度陈述了其对荀子在儒学史上的看法，但所呈现出来的，依然是荀子对于儒学发展史所具有的令人无从置喙的意义。梁氏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

伴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关于孟、荀之间评价的差别日益明显，韩愈在《原道》中说“轲之死，不得传焉。荀与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而程子则直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其后朱熹编四书，《孟子》由此确定了其在儒学思想中无可置辩的正统地位，而《荀子》则几乎被排除在了正统儒学之外，哪怕很多理学家的思想事实上与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否因为性善和性恶的不同主张，才导致孟、荀在儒学史上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曾经对思孟学派有非常严厉的批判：“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而后来儒学发展的脉络，恰恰是被荀子深刻批判的子思、孟子所确定的，这对荀子来说，多少有些无奈的意味。

但是，荀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敏锐地发现了现实政治架构对于一种学术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家所具有的强大效力。我们可以说，在这一背景下，正是荀子开启了儒家思想政治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至汉代逐渐清晰、明朗，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

[1] 2022年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经过近五年考古发掘，宣布“寻找稷下学宫遗址”获得重大突破。该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齐国故城小城西门外南侧约150米，一条名为黉大道的乡村公路穿过遗址中部。

[2] 余治平认为，荀子最先从强秦的一派繁荣中看到了其灭亡的迹象，而“唱衰”秦国，矮化秦政。而随后不久强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关于儒法孰优孰劣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实践，则更说明“荀子入秦”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见《“荀子入秦”：何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儒者直面法家治理的精神体验与思想评判》（《孔子研究》， 2019年第6期，第5页）。

[3] 孔子之前当然也有“儒”的存在，但是那只能视为一种职业，而不能简单视为一个学派，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创立学派的自觉。

[4] 所以，以孔子为中国哲学精神价值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之前也有很多相关文献，比如《周易》，但是《周易》在当时主要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当然，因为孔子和《周易》（尤其是《易传》）的重要关系，这样的强调应该还是可以立得住脚的。这个时候人才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自我的问题，关注自我精神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