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荀子的理解中，时常会提及一个非常积极的观念，那就是“制天命而用之”。这表达了人面对“天”（自然）时的那种积极主动、主导的态度。

如果我们把对“天”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那么荀子对“天”的理解有了明显的改变。传统的“天”具有意志和目的，荀子的思想并未完全脱离这一点，比如在《礼论》中描述的作为“生之本”的“天”显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意义的存在，但这样的“天”在荀子看来不是最主要的。《荀子·天论》所揭示的自然之天，才是荀子思想中极具价值的部分，这种价值当然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可以涵盖的。荀子认定天为自然之天，所谓“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由此延伸出著名的天人相分的观念。“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因此，在荀子看来，天是自然之天，天有天之职，人有人之职，天人各尽其职，由是天人概念不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纠缠在一起，而有了明显的分际。

天人相分，并不是荀子的最终目标，他要做的是通过这种区分确定人之为人的尊严。“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竿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通过天人相分这一基本事实得以确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地万物之中，唯有人才是最贵的，人的生存也并非完全从属于天命，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制天命以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因此，在荀子看来，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倒不如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并且控制它；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不如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人作为价值的核心，在荀子的论述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所以，荀子认为“唯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天就是自然，人不应追求与天相关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重要的是知天人之分，从天人相分的基本事实出发来确立人事的意义。“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参，即参赞化育，人应该积极融入整个造化的过程，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从而在人、天、地三者鼎足之中，凸显人之为人的尊严、价值，“专心一致，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性恶》）。

人何以是独特的？这是因为人天生具有认识、判断的能力。“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人是“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的，天生就具有认识周遭事物的能力。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则被归结为人心的功能。“心也，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不使焉，则黑白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荀子·解蔽》）心是认识的主宰，但是人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即“蔽”，“蔽”的形式很多，“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在认识的过程中要发挥心解蔽的作用，以达到正确的认识，获得正确的知识，“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荀子以为要获得“道”，必须“虚一而静”。荀子所谓“虚”，指不以已有的认识妨碍接受新的认识；“一”，指思想专一；“静”，指思想宁静。

所以，这样一来，“天”对于荀子来说，是有规律（“常”）的存在物，而人因其禀赋而具有认识和把握“天常”的能力，由此，人可以利用天的这种规律来为自己服务。在这样的描述中，荀子毫无疑问也确立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