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荀子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对现实政治的建构，表现儒家积极有效的现实效用，那么这种架构应该怎么进行呢？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制度设计的前提是人性论，荀子显然不能接受孟子性本善的论调，因为那样的观念虽然对人来说有很高的提升意义，但是对现实来说，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影响。因此，荀子的基本立场是性恶论，这是基于现实经验得出的一种人性论设定。

在荀子这里，所谓的“性”就是人天生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与孟子将道德属性作为人之本性不同，荀子将人的自然属性界定为性。这种自然属性可以表现为感官能力，“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荀子·性恶》）；也可以表现为生理本能，“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或者表现为人的欲望、情感，“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凡此种种，均为人天生所具有的，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的本性。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荀子·性恶》）

这段话是荀子对于性恶论最基本的阐述，荀子的论述是从经验设定出发的，他对于性恶论讨论的逻辑层次是非常清晰的。荀子认为，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相同且趋多的，而社会物资却相对匮乏，人的本质是趋于群居的。这些可以视为荀子界定人性恶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单独考虑这些前提，实际上均不构成恶的结果，但是，当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恶的后果：群居在一起的是一些物欲膨胀的人，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多的物资，只有通过掠夺才能满足己欲，于是战乱四起，“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恶”，乃是基于人的生存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因此，上文论述中的“顺是”二字在荀子人性理论中非常重要，“顺”即“从人之性，顺人之情”之“从”，是顺从、由着之意；“是”即“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好声色”等“人之性”“人之情”。由此，原本并无善恶倾向的生存事实有了恶的后果（“故”）：“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生而礼义文理亡”“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所说的人性本原就是天生的“好利”“疾患”及其他欲望，“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滋生罪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恶”是由人的性情膨胀、发展而导致的，这就为政治控制必要性提供人性根据。荀子还从“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的思想中推断出人可以改变人性中恶的因素，人为地培养成善的本性。要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律手段来使人们改变恶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所谓“伪”，就是人为的意思。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为了避免人性恶的结果，就需要以礼义法度的约束来培养善性，改变为恶的可能。化性起伪的途径有二。一是学习，“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学习对于人改变其恶的本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学？“学不可以已”；学要有次序，“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要有良师益友。二是修身养性。学习是明理，修身则是履道，要求人顺从礼义，尊师教诲，以达到心志专一。

当然，目前对荀子的人性论存在着比较多的争议，很多人否认性恶论，而主张性朴论，或者性恶心善等，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都是成立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荀子的人性论是为其现实政治架构服务的，其目的在于让儒家思想具有更突出的现实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性恶论的说法，应当才是当时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