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以及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相对来说还不突出（虽然已经存在），孔孟很多时候用仁义道德来游说诸侯，希望能够归之于王道政治，从而实现天下大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关注的焦点都在中原地区。在他们看来，中原才是中国的象征，才是王道政治的希望所在，所以他们游说的对象和区域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原一带。

而荀子所处的时代则是战国中晚期，这个时代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兼并的现象极为严峻，这也就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在这个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思想界来说，这个时代有两大特征值得关注。首先是法家思想迅速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法家呈现出来的极其强大的现实有效性，使得战国时代“变法”成为主流。变法即是以法家为基础进行现实变革，从而提升整个国家机器的战斗力，使得自身在严峻的兼并形势中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思想最成功的表现就是秦国越发强大并最终统一中国。其次，如前所言，战国以来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融合，为什么要融合？因为取长补短的融合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在现实中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基本上所有思想融合的对象，都是法家思想，何以如此？那就是因为以秦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在战国中晚期以来不断呈现出来的现实成效。无论是荀子的儒家还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黄老道家，很明显都是在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积极融合了法家思想的内容。这种融合是当时的形势使然，也是哲学史、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必要过程。相对于孔孟来说，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荀子身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荀子到过秦国，这是孔孟所未曾有过的经历。当然，在荀子的这个时代，这是必须要面对的。入秦，对于荀子以及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趋势来说，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毫无疑问，秦国是以法家立本的，而商鞅在秦国变强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标志性符号。一般我们在考察秦国的“发家史”的时候，都会把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开端。事实上，在这之前，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地理位置非常偏远，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实力。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位极有政治抱负以及坚定信念的年轻君主，他的理想就是让秦国强大起来，于是奋发图强，颁布“求贤令”，宣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意思就是说：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土地给他。这是很实在的举措，也表明了秦孝公坚定的信念！商鞅是卫国人，但是他在卫国并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当他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时，立马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便西入秦国，求见秦孝公。当然，商鞅见秦孝公也是一个充满曲折的有趣过程，毕竟商鞅不知道秦孝公究竟想干什么，需要什么。于是乎，初见孝公，商鞅扯了些“帝道”之类的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说明孝公压根没兴趣；商鞅第二次见孝公，话虽然说得比第一次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空话，孝公依然没什么兴趣；第三次见孝公，商鞅谈到了“霸道”，这让孝公内心一震，感到“可与语矣”，觉得这是个人才；商鞅第四次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这让孝公特别感兴趣，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可谓是乐逢知音了！后面的事情也很简单：二人一拍即合，商鞅的才华在秦国得到了尽情施展，秦国也因商鞅而迎来了富强。当然，对于秦国来说，秦孝公和商鞅带来的并不是一统天下，而是秦国作为强大诸侯国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秦国走上高速发展和迅速兼并道路的开始。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商鞅在孝公去世之后惨遭车裂，但是，他们为秦国确立的基本方略被保留了下来，秦以法家立本的国策由此确立。

荀子的时代，主政秦国的君主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秦昭王，他是秦始皇的爷爷。如果说秦孝公的变法只是为了让秦国摆脱落后的处境，那么秦昭王则是更直接地把“一统天下”作为奋斗目标，而且，他也为这个目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如果说商鞅对于秦孝公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范雎对于秦昭王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商鞅类似，范雎在入秦之前，也是空有一身本领而无处施展，可能这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吧。他受到很多的打击，甚至差点送命！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范雎在秦国的作用，应该是怎么称赞都不为过的。他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成功游说秦昭王锁定韩、魏两国为兼并目标，致力于跟齐国友好相处。昭王以范雎为客卿，范雎乘机提醒昭王，秦国的王权太弱，急需加强。秦昭王遂废宣太后，并将国内穰侯、泾阳君、高陵君等贵族势力赶出函谷关，拜范雎为相。秦昭王在位时间达五十六年之久，秦国就是在秦昭王统治期间，结束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赢得统一战争的基础。昭王时代应该说是秦国的飞速强大时期，文以范雎为相，武以白起为帅，昭王的政治成就与军事才能绝对不逊色于他的孙子嬴政。他对周边国家鲸吞蚕食，发动长平之战，大胜赵军，活埋四十余万降兵，攻陷东周王都洛邑，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公然消灭东周公室。以上种种，说明秦在政治、军事、经济、心理上都已具备了应对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统一的帷幕已然拉开，一个新纪元即将开始。

而荀子入秦，就是在这个时代，时间是公元前266年左右。这在今天《荀子》的《强国》和《儒效》两篇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在这两篇中，荀子言说的对象分别是范雎和秦昭王，读起来发人深省！

在《强国》篇中，荀子对范雎客观地陈述了其入秦所看到的种种。在荀子看来，秦国是有地形上的优势的，所谓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触动是秦国统治所达到的极佳效果。秦国的老百姓们简单纯朴，秦国的音乐积极向上，毫无靡靡之音的影子，大家穿着整洁大方而无奇装异服，老百姓们敬畏法律并且很好地服从官吏的管理。在荀子看来，这样的老百姓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上古良民啊！至于秦国的官吏们，无论是从都城到县邑，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府衙里的官员和役使之差都规矩而严肃，基本上都谦逊有礼。他们节约而不敢铺张浪费，厚道而诚恳，敬畏而有戒惕之心，对国家忠诚而又遵守信用，简直就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居于咸阳的秦国主流政治精英们，都坚持国家至上、帝王至上、秩序至上，不互相勾结，不拉帮结派，卓然超群，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简直就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士大夫啊！再看看秦国的政府部门，当君主主持朝政告一段落时，各种政事从来都没有什么遗留，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似的，简直就是古代圣王治理下的朝廷啊！这些都是荀子的直接观感，于是他直接称秦的统治是“治之至也”，也就是统治所能达到的最佳的状态。这个评价可谓极高！荀子强调，秦国之所以可以经过四代的努力达到如今的这种统治效果，并非偶然。这是对秦的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的有效统治必然会给入秦的荀子以极大的刺激，并促使他在思想上重视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在荀子看来，秦国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儒家，虽然它的统治已经极为有效，但这只是霸道而已，离王道还有很大的差距，而王道必须依靠儒家思想来实现。于是，荀子和秦昭王之间又展开了一番对话，这番对话从思想史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无儒”是荀子对秦国统治基本病症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否恰当，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从事实上来说，当时的情形确实是如此的。秦昭王针对荀子的话，直接提出了“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的观点。无论是在秦国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结论，还是出于昭王本人的思考，这一说法都直接否认了儒家对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从秦国自身发展的实践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荀子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荀子必须捍卫儒家的立场，彰显王道的意义。

如果我们回到战国的思想实际来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极为严重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儒家未来的发展来说有根本性的意义。儒家学派的源头，在于孔子[3]。由于孔子及其弟子（比如子贡、子夏等）的特殊影响力，儒家学派在春秋晚期以及战国初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4]。按照韩非当时的概括，所谓“儒墨显学”以及“儒分为八”，都说明在孔子之后，儒学是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分为八派，极为混乱。所以我们看到，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对儒家都有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因为儒家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不能引导、规范社会的发展。战国是重视实用的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形式之一是法家思想，所以秦孝公直接对荀子说，儒家思想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而后来，韩非子更是把儒家称为国家的“蛀虫”（《韩非子·五蠹》）。但是荀子不是一般人，他“三为祭酒”“最为老师”，面对秦孝公的诘难，他直接指出，秦国统治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隐忧，是因为没有儒家在这里发挥作用。像荀子那么理想化的人，必然会积极回应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不妥当的回应，都会严重影响中国哲学史甚至是中国社会的走向。

荀子在《儒效》篇中亮明了自己的立场。简单来说，儒家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所谓“儒分为八”），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儒有俗儒、贱儒、雅儒、小儒以及大儒，荀子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批判俗儒、贱儒、雅儒、小儒，而最终呈现出儒家对于社会、国家政治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所谓“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所以，大儒（以及圣人、君子等）的作用也切实体现儒家对于社会的现实意义。

那么大儒有什么作用？按照荀子的说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大儒可以法先王、隆礼义、践行道德，也就是可以作为国家社会的合理架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道德（德）和制度建设（礼仪）在这里都得到了恰当的重视，所以，可以垂范未来，影响深远；其次，大儒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可以影响现实社会制度的建构；最后，大儒的德行高尚，可以成为社会的表率，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这样的大儒怎么可能对社会没有现实意义呢？而我们所看到的弊端，都是儒的败类对儒家思想的破坏。所以，荀子这番话重构了儒家的形象（以及思想），这种重构显然更关注现实的效果，既然是儒家，当然坚守道德的立场，这也使得荀子走了与当时功利主义完全不同的路径。对于这样的儒家，秦昭王当然认为是极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昭王会接纳孔子的思路，从而开启儒法并融的新时代。对于秦昭王这样一个极有抱负和作为的君主而言，在强调现实利益的立场下，接纳儒家思想，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荀子这样的论述，事实上对儒家的发展路径起到了根本的调转作用，即注重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建构，而这一点，在后来的汉代历史中有更为显著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