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心学的时候，孟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无论是后来的陆九渊还是王阳明，都是在孟子这里获得心学的丰富资源。孟子所谈论的心，不仅仅是具有根本的道德决定意义的心——是作为人还是沦为禽兽的价值选择。正是在心的意义上，人类表达出了高于动物的存在意义。当然，对于孟子来说，这个本心（良心）还有着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构建一个通达无碍的精神世界，人可以由此超越世俗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由于种种原因，后世的人在讨论儒家的时候，常会带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儒家的人都非常教条、非常刻板，有的时候甚至不近人情。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可能跟明清以来道学先生的形象被不断塑造和传播有关。其实，这跟儒学（尤其是先秦儒学）的传统，是不相符合的。总体来说，儒家强调的是一种通达的心灵、一种圆融的处事方式。在《孟子》中，有一个广为引用的故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

这个故事之所以会引人关注，是因为它实际上讨论了一个具有极大冲突性的情境。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一种伦理上的二难处境。淳于髡提出的问题是，男女授受不亲是一条礼的规定（相当于今天的法律规定），而现在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境，就是嫂子掉进水里了，你作为家中男性，该不该出手相救？当你出手救嫂子的时候，你必得伸手去拉，而这样一来，肯定要违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但是，如果你不去拉嫂子，嫂子就会淹死。由此，在拉与不拉之间，形成了两难选择。而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则十分干脆、直接，那就是必须去拉，否则就是禽兽。这是为什么？难道孟子不怕违背礼的规定吗？其实孟子的立场很清晰，那就是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在这个前提之下，儒家为解决类似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就是判断经和权的关系。所谓经，就是原则的规定、礼法的制度，这是整个社会体制保持规范、有序的基础。而权，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形采取变通的方式。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中，很少出现西方文化中的所谓两难处境，因为在权的层面上，中国思想在强调以生命价值为根本的前提下，能够在处理一些具体的、特殊的情境上，提供一种圆融的解决方案。而这种圆融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来说，也并不违背儒家的根本价值。

何以做到权变？那就必须有一颗通达的心灵。通达的心灵，就是鲜活的、灵动的心灵，不是僵化的、固执的内心。也就是说，人若要通达，就必须在内心首先实现通达，唯有内心的通达，才能真正实现对琐碎事实的超越，进而真正实现儒家的精神价值。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状态是很难的。儒家的传统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通权达变，这就意味着通达的心灵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达到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一如孔夫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如何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就必须使自我的内心与天地之道相贯通，而不是受限于物欲。孟子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大体”就是天地之道，“小体”就是欲望。也就是说，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内心坚守在道的立场上，那就是“大人”；内心沦于物欲之中，那就是“小人”。由此，孟子在书中屡屡谈及“求放心”（把放逐掉的心找回来）、“养浩然正气”。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从根本上确立自我的价值立场，才有可能实现对于物欲的超越，最终呈现出一种通达无碍的精神境界。